46、儒学对陈嘉庚领导力形成的影响

许梅华

陈嘉庚年幼时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终生受益。这对他日后在企业经营乃至社会活动中领导力的形成和培养、华侨领袖地位的确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领导力与儒学的关系

《论语·学而》中强调：“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者，要忠于职守，取信于民，勤俭节约，爱护下属，根据他们的时间来安排工作。强调只有“克己”、“正身”、有道德的人，才有资格当领导。现代领导学则越来越趋向于认为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就是激发他人跟随你一起工作，以获得共同目标的能力。

儒学作为一种为仁由己，觉仁成德，追求天人、物我内在和谐的道德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思想。早在2500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曾子所著《大学》里就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儒家文化中，领导的本质是在其人格魅力的辐射下，能得到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追随和服从，而绝不是在权势的胁迫下行动。儒家文化塑造了领导，也塑造了他们的领导风范。一个领导者如果善于吸取、运用儒家文化中的领导素养来影响他人，则更能让被领导者接受，能更好的发挥领导作用。

 

二、儒学塑造了陈嘉庚富有魅力的领袖人格

一个人要具备领导力，应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慎独，“克己复礼”，具备高尚的品德和优秀的个人价值观。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儒学思想中的忠、孝、仁、义、克己、和谐、自励等教诲深入陈嘉庚的脑海，影响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他一生言谈举止，极少逾越这些儒教规范。陈嘉庚具备勤、俭、廉、诚与毅等优良品德与领袖特质，他恪守儒家教诲，不赌、不抽、不饮、不跳社交舞，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儒家传统中为社会尽职的要旨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群。陈嘉庚一生信奉以下两个原则：一是“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二是“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将所积累之资财，全部耗在慈善义举，兴办学校和抗战、建国等政治用途上，个人的威望与社会地位随着社会职责的完成而到来，他在社会上声名鹊起，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儒学塑造了陈嘉庚的高尚品德，提高了其人格魅力，提升了他作为领袖人物所必备的领导力。在陈嘉庚一生中，承受其荫庇和恩惠者不计其数，他的同乡、前雇员、厦集校友等，因感激他的栽培和教育，对他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工作都给予责无旁贷的支持，如陈村牧、胞弟陈敬贤、女婿李光前等，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这自然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和领导力。

三、儒学锻造了陈嘉庚优秀的领导才能

儒学锻造了陈嘉庚优秀的领导才能。陈嘉庚对选拔人才的标准集中体现了儒家学说中孔子主张的“举贤才”和孟子主张的“任贤使能”。陈嘉庚在选拔人才时，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标准，严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陈嘉庚选用李光前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后又选他作为女婿，足以表明他选拔人才时独具慧眼，日后的李光前证明是一位宅心仁厚、慷慨大方又勤奋刻苦、目光远大的企业家，终于成为大银行家，胶业巨子。与李光前一样，陈嘉庚所选用的其他人才，如陈六使、刘玉水、陈文确等人，为他的企业经营和教育、公益事业带来强大支撑，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一位慈善家、教育家及华侨领袖的影响力，而他们自己也成为星马社会很有影响的人物。

 

四、儒学教育培养了陈嘉庚深厚的文化底蕴

陈嘉庚年幼时就读于集美南轩私塾，接受儒学的熏陶，他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虽然只是几年的传统教育，一知半解，仍为他打下牢固的中文基础，培养了他日后不断自学进修中国语文、文化的习性。陈嘉庚从小勤奋，酷爱阅读，据说一九二三年接掌怡和轩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俱乐部内设立一间图书室，人们发现他常滞留室内读书、作笔记。牢固的文化基础拓宽了他涉猎历史、政治及国际事务相关知识的渠道，增加了他的思考力和文学思辨能力。从他所著的《南侨回忆录》一书，不难看出儒学教育对陈嘉庚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演讲与谈话中，陈嘉庚经常旁征博引，令人信服。他儿子陈国庆，也很欣赏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说理的才华。能将所思所想诉诸于文字或谈话，长篇大论或短小精悍兼具，这无形中增强了他本人言语的可信度，提升了个人魅力。

陈嘉庚的卓越领导力，来源于强大的人格魅力和优秀的领导能力，这些领导力特征的形成都与其早年所接受的儒学教育的熏陶息息相关，而儒学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