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以后的那些“第一次”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很多的“第一次”，而那些“第一次”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印象深刻，终生难忘；另一类是时过境迁，忘得净光。我回国以后的那些“第一次”多数属于前者，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1952年10月我回国，入境时，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在深圳边防大门口，五星红旗下，笔直地站立着一位持枪的年轻战士，非常威武。以后，我又陆续碰上几个边防军。他们态度都很和蔼，我们有不懂的事，他们有问必答，看到我们行李很重，过关有困难，还主动过来帮忙。

第二天，到达广州，我和其他侨生被安排住在小旅舍。说来也巧，这家小旅舍也住着几位解放军，大概是到广州出差的，我们早晚都能互相碰到。每次见面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好像在对我们说：“欢迎你们回来！”

我在马来亚18年，先后见到英国殖民军和日本侵略军。前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幅征服者的架势，后者野蛮凶狠，无恶不作，他们是一丘之貉。如今我见到的解放军，与之相比较，有天壤之别，解放军多么可爱可亲！我在给海外同窗写第一封信时，就写了我所见的解放军。

 

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先生的大名，在南洋侨胞当中，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陈嘉庚先生为了祖国的存亡，四处奔走，号召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在海外，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有关他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报道和照片，就是无缘一睹他的风采。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国定居。听说他住在他的家乡——集美，我就要求到集美中学读书。1952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在去集美科学馆的路上，我与他不期而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他那时已过古稀之年，但看上去，身体健朗。他走走停停，有时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有时与随行人员低声讨论。我那一天兴奋得忘记了自己要到哪里去，只是跟着他，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一直跟到他的住所才转头跑回教室。陈嘉庚先生虽然是著名的侨领、国家领导人，但很平易近人。他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关心建筑工人，关心师生。我在集美的三年里，多次在校园里看到他的身影，多次聆听他的报告。他所制定的“诚毅”校训，让我受益一辈子。

 

第一次参加庆祝国庆

我永远记住1953年10月1日，这一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活动。学校放假，食堂加餐，上午10点在草坪上听广播，头一天晚上观看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这些看似很简单，很平凡，但对我而言，一直难以忘怀。因为在马来亚时，英国殖民政府追随美帝，封锁中国，不准华侨庆祝自己国家的生日。记得我和几位同学于1951年10月1日，以偷听“敌台”（被当局禁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庆祝国庆。现在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了，可以堂堂正正地庆祝国家的生日，心里格外高兴。

 

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它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1955年我考进厦门大学，圆了读大学的梦。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可是，好景不长，接踵而至的是“整风反右”。在这场运动中，我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批得体无完肤，毕业鉴定是“在运动中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内部控制使用”。运动中，我被勒令检查，汇报思想，同学不敢靠近我，深怕被牵连。我不会投机取巧，乘机往上爬。我还有良心，没有对“右派分子”捏造罪名，进行揭发，结果被划成“中右”。

这场政治运动很残酷，我们历史系55届两个班60个人，错划10个“右派”，还有一批像我一样不戴帽子但受到批判的，许多人的青春年华都给断送了。因为有“反右”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大家心里都有隔阂，所以毕业后的同学会从未开过。

 

第一次被剥夺人身自由

1966年开始的那场“十年浩劫”中，我两度被关进“牛棚”，丧失人身自由。我因为有“海外关系”加上“站错队”，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和“漏网右派”，揪出来批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对我拳打脚踢，进行人身侮辱，抄我的家，把我关进“牛棚”，强迫我每天写思想汇报，接受批判，游街示众，参加惩罚性劳动，我第一次尝到了丧失自由的痛苦。想当年，我满腔热情，冲破阻力，漂洋过海，返回祖国，如今沦为阶下囚，我感到委屈。不过，我总是用国外一位作家的话来安慰自己，他的话大意是这样：一个作家乃至一个人最好有一段牢狱的经历。我的“牛棚生活”应该也是我人生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开始拨乱反正，强加在我头上的“漏网右派”、“钢杆老保”等不实之词一一被纠正，“海外关系”成了好东西，我总算苦尽甘来。1977年我光荣地被选为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我连任两届省人大代表和两届省政协委员，共任职20年。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在兰溪第一次当选省人大代表时，我还在兰溪市第二中学给学生上课，一听说我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我不等放学，一口气跑到我妻子任教的学校，想第一时间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她。妻子看我气喘吁吁，吓了一大跳，以为出了什么事。如今回忆起来，我仍会忍俊不禁，但仔细想想，自己在“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政治运动中都当了“运动员”，以后一直都小心翼翼做人，深怕再犯错误，现在得到了彻底翻身，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怎么不让我高兴得浪欢风舞呢？！

 

第一次走上大学的讲台

我考上大学，努力学习，梦想成为教授。在“整风反右”以后的“红专大辩论”中，我是厦门大学历史系55届学生中主张“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毕业时，原被分配到杭州大学，但去报到时，杭大却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由，拒绝接收。我被逐级下降分配，先到金华，再转分到兰溪，进了兰溪中学任教。不能进大专院校工作，我的教授梦也就成了泡影。但我坚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在中学安心工作，积累经验，做出成绩，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我原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过了，不料经过19年的风风雨雨，还有机会走上大学的讲台。1978年浙师大金华分校成立，调我去讲授英语，并任外语科副主任，主持工作。这一消息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仍令我无比兴奋。知识用时方恨少，我在大学读的是历史，不是英语科班出身，尽管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文献积累太少，只好加倍努力。我废寝忘食，大量阅读有关书籍，认真备课。当时我除了担任外语科的教学行政工作外，还给一个班上精读课。第一次在大学讲台上用英语授课，因为准备充分，自我感觉良好，同学反映不错，也获得听课老师的赞赏。

 

第一次乘坐飞机

1984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三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这是经过10年动乱之后的第一次归侨代表大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有幸作为浙江的归侨代表参加了大会。党和政府很重视这一次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接见与会代表并拍照留念，叶飞副委员长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上北京，而且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第一次乘坐飞机呢？事情原委是这样：我们浙江各地的代表上北京时先到杭州集中，然后一起乘火车上北京。因为当时北京到杭州的飞机隔天一飞，所以回来时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任我们选，选火车的人晚一天走，组织到长城参观游览。我从未坐过飞机，机会难得，于是决定放弃参观长城，提前一天乘飞机回杭。不料我回来以后不久，就被调任浙江省侨办副主任，从此出差出访，少不了乘飞机，而没有人会想到，我至今还不是“好汉”，因为我没有到过长城。

 

第一次坐轿车上下班

1984年5月28日是我一生中工作性质大转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由教师转为公务员，并担任了副厅职务（省侨办副主任）。因为是副厅级，上下班可以享受小车接送的待遇。说实话，我第一次坐上小车，心情挺复杂的，有喜也有忧。喜的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被委以重任；忧的是，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担心能否胜任。于是我告诫自己：地位变了，决不能飘飘然，而是要更加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全心全意为侨胞服务。我也确实在侨务战线上尽心尽力，做了我该做和我能做的工作，我终身无憾。（周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