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美高商职校的那些日子

海外校友参观大田森林课堂旧址

1937年10月中旬，我投考位于安溪后垵疏山内迁的集美商校，作为备取生进入23组学习，那时我17岁。第一学期结束，我的英语成绩仅56分，要补考及格才能升级。还好，我补考及格，可免退学。学校要求很严，考试不及格、不遵守校规都要被开除。我觉得被开除回家，没面子，而且生活苦，还有可能被抓壮丁。因此，我暗下决心，刻苦学习，注意听课，晚上认真自修。考试前一个星期，大清早起床钟响前两小时，我就独自一人进教室，点灯复习功课。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提高，特别是英语有明显的进步，能听懂留学回国的许玛琳老师在集会时说的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意为“共性有个性，个性有共性”。

在安溪文庙学习期间，有一天厨房喂养的一头猪死了，病死的。陈村牧校长在早晨出操时，站在台阶上对同学们说：“那猪是病死的，有细菌，会传染。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吃肉。可这肉不能吃。我们要作表率，不吃死猪肉。”他亲自带着校工把死猪运往校外，放进挖好的一个坑，浇上煤油焚烧后，再用沙土填埋。他还发动我们同学在校门外打扫卫生，烧毁垃圾。

我们23组与初中47、48、49三个组的教室相邻。他们中有不少华侨学生。他们受陈嘉庚的爱国、民主、保护个人、支持左派等思想影响，行动表现与我们有所不同。有同学写了一块“生活即斗争”的一招牌插在座椅上。

1938年5月10号厦门沦陷，福建省政府从福州迁往永安。次年1月在安溪县城文庙的各集美职业学校迁到大田县城；商业及航海水产学校仍然住在当地的文庙，农林学校住在郊区，三校合并为集美高级联合职业学校，校长是叶维奏。我们按省政府指示，穿黑色军装，接受军区派来的教官进行的军事训练。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连吃饭也要集队进入膳厅。一天中午，用膳号吹响后，我才从校外跑来，离队伍仅差一步，就被教官拦住，不得加入队伍，不能用餐。我只能饿肚子，默默流泪。

还有一位训育主任，名曾天毅，不知哪里来的，操莆田口音，教公民课或集会时，经常说共产党在抗战中，不听指挥，进进退退，是乌龟王八。我们听后也不知其所以然。课余时间，没有音乐教师，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还喜欢唱《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先是个别同学从校外学来或抄来，后来才知道是从延安传来的。一次晚会上，泉州来的新生蔡美争站在我们队伍的前面台阶上唱《游击队之歌》，接着大家跟着唱起来，连军事教官也唱了，曾训育主任听到，没说什么，但他从不跟着唱。

1939年1月20日，6架日本飞机入侵大田县城的领空，投下炸弹，炸中我们住处的文庙埕中一水池，东边的一卫生间，门外国旗边的操场。幸好警报从德化县传来得早，日机未进县城领空，同学们就向距文庙近二千米的西边森林跑去，并随地卧倒。文庙中仅剩和我同组的林石金，他患虐疾，发高热，不能快跑。他刚跑出校门，正向西边路上拐，炸弹落下来了。他快速倒入水沟中，保住了性命。但一厦门籍的校工为降下国旗，以避免暴露目标，站在旗杆下，用力拉国旗的绳子。当国旗降下时，炸弹爆炸，他受惊吓，突发心脏病，倒地身亡。一位善良而尽职的校工就这么没了！这加深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以后，全校师生大清早就集队跑步到西边山上的仙亭去上课，并在那里吃三餐饭，晚上再回文庙住宿。因运粮菜供应不便，一天晚餐，同学们吃不饱就整队回来了。大家饥饿难忍，要求外出上餐馆。曾训育主任锁上大门，不让出去。同学们闹了起来，在大埕中边走边叫。曾训育主任怕我们窜进他的房间，把门关起来，不理我们。这时，林耀雄、杨振来等几位侨生，他们是航海水产学生，是经常为校争光的运动员，边喊边跑经过他的门口，但他仍然不动声息，龟宿在房间内。一些同学用莆田的下流话骂他，他忍不住了，开门跳出来，同学们一见，早已四处逃散。他一人站在大埕中，不知所措。第二天叶校长等领导知道这事，没有对同学横加指责，更没有处分。曾训育主任后来愤然离校而去，据说去考县长，但也未如愿。

我们白天在仙亭上课，夜间住在文庙，后来，为节省时间，我们迁往郊区的玉田学习。大田县国民党部要求我们每逢星期一上午再回到城内与各校联合举行纪念周。我们按时集队，由军事教官带队到达国民党部的门口操场上排队，听书记训话。他训话时，不停地往地上咳痰，说话又没有什么新内容，老是重复说着他的口头禅“我们，我们……”，我们都非常厌烦。一次水产航海两位同学提议，要大家数数这位书记一次训话用了多少“我们”。大家开始计算，并轻声核对，当算到30个“我们”时，大家忍不住发出笑声来，连军事教官也笑了。笑声连台上的人也听到了，书记当然也不例外，他很不愉快地说：“我说不好，那你们来吧！会议就此结束了！”我们重返玉田。两周后，每逢纪念周都由校长自己主持，不再到城内去了。

同一学年中，农林学校有一位自初中升入的侨生，名李伟，他品学皆优，课余自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训育主任发现后，要开除他，但叶校长等领导不同意，把他介绍到在永安的省高农去学习。他毕业后被省财政厅录取，在晋江田粮处当技术员。但他仅就任几个月，就辞职回新加坡任人力车工会的书记。

1940年11月13日，校主陈嘉庚率“南侨回国慰问团”完成任务后，到玉田集美联合职业学校巡视。他与我们同住宿，吃地瓜稀饭。他给全校师生作《有枝才有花，有国才有家》的报告：大意是为救国要读书，但没有国家就没有学校，那就无书可读了，因此大家必须时刻准备，如有需要，投笔从戒上战场保卫祖国。

叶校长建议我们把个人照片烧毁，不再拍新照片，以便日后参加游击战。1942年的冬天，抗战尚未结束，我们就已毕业出校工作了。（蔡择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