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抗战之初
陈嘉庚在抗战之初
陈彬
1.1940年的陈嘉庚
1、国恨家仇
那天晚上，陈嘉庚破例没在武吉巴梭街的怡和轩过夜，而是住到武吉智马街他五公子陈国庆的家，因为第二天他们一早就要驱车去巡视他们的德光砖厂。
陈国庆的母亲叶却娘是厦门人，生有一子三女，是陈嘉庚的贤内助。1931年，陈国庆19岁便按照父亲的安排，就职于陈嘉庚公司的橡胶制品厂。1934年2月，陈嘉庚企业收盘，工厂结束营业，陈国庆失去工作。同年，陈国庆失去了他钟爱的女友，原因是这位女友曾从事跳舞营生，为陈嘉庚所不容。失去工作，失去爱情，陈国庆受到双重的打击。陈嘉庚于是与他合伙在新加坡郊外办了这家德光砖厂，交由陈国庆管理。陈国庆还兼管柔佛州士乃胶园，任经理。1935年，陈国庆与一船舶供应商之女蔡明娘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陈思忠。
在陈嘉庚的子女中，陈国庆是和他接触比较多的，父子很有话说。
吃罢晚饭，一家人坐在门外凉棚下纳凉。陈嘉庚难得有这般悠闲，一边翻着报纸，一边和陈国庆等闲聊起来。
陈嘉庚关心国事，看到报上刊登的消息，长吁短叹，说：“日本人步步进逼，野心亡我中华，灭我民族！”
他开始讲起他亲身经历的日本人的罪行。
那是陈嘉庚回国完婚的那个甲子年（1894年），日本人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强逼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和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飘起了日本的膏药旗。素来和台湾往来密切的集美人，不仅感情大受伤害，经济上也大受冲击，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1901年，陈嘉庚时在集美，征得父亲同意，他在厦门买得一片填海地，并建起30几间店屋，用去所买土地的一半。一个“日本籍民”看上还没建的另一半地皮，想将其占有，便寻找借口，无事生非，闹得鸡犬不宁。陈嘉庚愤而提出控告。
“后来呢？”陈国庆问。
“国弱民受欺。清政府官员畏日如虎，迟迟不敢判决，我们受欺无处申诉。”陈嘉庚说。
“那年，我们的胶品制造厂被烧，那不也是日本人干的。”陈国庆愤愤地说。
“最少和日本人有关。”陈嘉庚说。
那是1928年，日寇派兵侵占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陈嘉庚发起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并被推为主席。筹赈会组织侨民捐款，让“死者可葬，伤者可医，散者可聚”。筹赈会还宣传抵制日货，奸商报复，放火烧毁陈嘉庚的胶厂，损失达百万元。
“日本人真坏！”陈国庆说。
“这是我们一家的损失。一家一户的损失能有多少？国家受其侵略、掠夺、蹂躏，那损失才真是不计其数。”陈嘉庚说。
陈嘉庚让儿媳蔡明娘把孙子抱给他。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岂料，宝宝撒了他一身的尿。蔡明娘急忙抱过儿子，叶却娘给陈嘉庚拭擦衣裳。陈嘉庚站起，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一看，连声说：“还好，没打湿。”
那是一张他记有日本人罪行的纸条。自从企业收盘后，陈嘉庚在怡和轩俱乐部埋头读书，研究救国救民之道，求救国救民之策。他读过《田中奏折》，那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呈送给天皇的奏折，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上午，他应友人之请把民国以来，日本人侵华罪行，一件件，一桩桩，记录在这张白纸上。他将它递给陈国庆。陈国庆一看，一行行工而不拘的行书写着：
民国三年（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攻占我山东胶州湾；
民国四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与其签订二十一条忘我中华之密约；
民国八年，日寇大举增兵东北，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
民国九年，在对德和平条约生效后，强行接管德国原侵占之山东地区和胶济铁路；
民国十七年（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制造山东济南惨祸；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又制造南满铁路事件，出兵攻占我东三省；
民国二十一年则进一步侵入热河、察哈尔，组织伪满洲国；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挑起淞沪之战；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又在华北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民国二十四年调关东军入关，进一步控制华北；
……
“这都是一笔笔血债！血海深仇！”陈国庆看罢，说道，“最近，日军又动作频频，是不是又要大动干戈了？”陈国庆问。
“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人剑拔弩张，正伺机对我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
夜深了，太太催他休息。陈嘉庚走进卧室，撕下当天的日历，上头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西历1937年）七月七日。
2、按兵不动
第二天一早，陈嘉庚和儿子陈国庆驱车到砖厂巡视。车到乌节路，陈国庆看到路边贴着一条大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日本进攻卢沟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告诉父亲这消息，问中日是否开战在即。陈嘉庚心有成竹，用颇具预言色彩的语言答道：“目前尚为局部冲突。不过，如果日本进攻上海，那就是全面开战。”陈嘉庚显得很平静，他的话说得很肯定，态度也十分坚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没有引起他一丝的慌乱，也没有引起他情绪上的一点波动，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然而，这消息确实使他非常扫兴，再没有心思巡视砖厂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马来亚的麻坡、柔佛、吉隆坡、怡保、槟城、阿罗士打等地的华侨迅速作出反应，纷纷组织筹赈会，而一贯走在前头的新加坡此时却反应迟缓，态度暧昧，犹豫不决，举棋不定。7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才发出通知，要召开各侨团代表大会，而一周之后，又发通知取消要召开的侨团大会。其变故和英殖民当局的态度有关。
但战争引发了广大华侨的怒火，星洲华侨社会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社团会员、学生、工人纷纷自发起来组织各类筹赈活动，举行群众集会。然而，群龙无首，广大侨众要求陈嘉庚出来领导，统一侨众的步调。怡和轩门庭若市，天天人来人往，前来劝说陈嘉庚出山的人络绎不绝。而陈嘉庚始终沉住气，不为所动。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陈嘉庚破产了，没钱了。没钱说话就没有底气。”“陈嘉庚老了，没用了。”说法大致如此，不同的是说话的人所处位置不同，眼光不一样，腔调也有差别。
其实，陈嘉庚心里并不平静，他还在观察。他觉得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还不十分明朗，还不足以下决心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他认为，如果中日开战，那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绝不是一次两次募捐筹款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几百万元可以足数的，那必然是年复一年源源不断的捐输。果真如此，此刻早几天、晚几天组织募捐无关宏旨。此外，他还在观察英殖民当局的态度。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任何大规模的募捐行动都需要和政府沟通，征得政府的批准，才能持久，出大成绩。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1928年的山东筹赈活动，为期9个月。筹赈会虽没有公开提出抵制日货口号，但英当局还是从《南洋商报》的报道中抓到把柄，陈嘉庚差点被英总督金文泰递解出境；筹赈会提出以“树胶附捐”的方式抽成募捐，也得罪了英当局，被认为是“主权中的主权”。 9个月的募捐带来以后数年的麻烦。陈嘉庚是个有全局观点的人，他既有大胆略，大气魄，又小心谨慎、深思熟虑。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和陈嘉庚的预料完全一致。他感到时机已成熟，开始着手准备召开新加坡各社团募捐筹赈大会。他又通过在华民政务司就职的好友孙崇瑜和英当局沟通，英华民政务司左顿和总督汤姆士也作出决定，由陈嘉庚领导筹赈运动。他们认为陈嘉庚有实力，影响大，是大家公认的无党无派的领袖，认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能控制局面，不会给政府添乱，找麻烦。
8月15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募捐公众集会，当地118个公众团体派出700多名代表出席。陈嘉庚想，开会的目的是募捐筹赈，而要出成绩，必须有人带头。过去，任何公益慈善募捐活动，陈嘉庚总是走在最前头，不是带头捐巨款，就是承诺“最后兜底”。而今，他已财尽力衰，怎么办？
2.陈嘉庚号召华侨为抗战出钱出力
3、夜访叶玉堆
夜深了，陈嘉庚走出怡和轩俱乐部，上了在门口等候的轿车，对司机说：“叶玉堆先生家。”
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疾驰。路灯一个接一个迎面扑来，又迅速地被甩到车后。陈嘉庚仰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他想打个盹，养养神，可是脑子老是安静不下来。
“7·7”事变爆发以来，一个多月，他陈嘉庚不动声色。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作祟，散布流言。但广大华侨还是十分崇敬他、信任他，希望他再度出山，领着大家投身抗日救国斗争。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全面抗战，陈嘉庚立即把他深思熟虑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连夜拟定新加坡以至全马来亚的筹赈工作计划，并决定在15日召开全坡侨民大会。要募捐筹款，必须有人率先垂范，陈嘉庚想到他的同安同乡叶玉堆。
叶玉堆的父亲叶大炮早年来新加坡奋斗，做建材及投资生意，事业有成。叶大炮和陈嘉庚过往甚密。二十年代叶玉堆继承父业，事业发展很快，开始涉足财界并站住脚跟，成为新加坡富侨之一。叶玉堆为人豪爽，慷慨，1928年，山东惨祸筹赈期间，他当场认捐1万元，占怡和轩会员捐款的二成；1931年，他又捐款5万，充作厦门大学发展经费。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三番五次地催促陈嘉庚召集侨民大会募捐筹赈。叶玉堆追随陈嘉庚，支持陈嘉庚的爱国活动，陈嘉庚对他也十分赏识，也寄以厚望。
几声喇叭声响后，铁门开了，车子驰进大院。叶玉堆闻讯赶出来迎接。
“嘉庚叔，三更半夜亲临敝宅，有何教示？”叶玉堆说。
陈嘉庚说明来意。叶玉堆兴奋地道：“我正等着您说这句话呢。我认捐十万国币。还可以动员朋友也捐十万八万。”
陈嘉庚紧紧握着叶玉堆的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住地点着头。
8月15日，全坡侨民举行大会，首先为抗敌烈士默哀。接着，陈嘉庚发表募捐筹赈演说。他宣布：叶玉堆不仅自己首捐10万元，还请一位朋友也捐10万元。全场热烈鼓掌。叶玉堆虽是富侨，但在首富中还排不上号，他的精神难能可贵；他的朋友捐巨资不留名，其精神更是可圈可点。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陈嘉庚又宣布：“本人现无力量，但决心无论战局延长至何时，每月出月捐2000元。”又是热烈的掌声。每月2000元对此时的陈嘉庚说来确实非同小可。按大会要求，第一年的捐款要一次交清，陈嘉庚应交24000元，可就这区区的两万四千元，陈嘉庚还得借贷过半。
就这样，新加坡的爱国筹赈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成绩卓著，后来居上，成了全马来亚乃至全南洋华侨社会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