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的语文老师

蔡鹤影

我能走上文学之路，恐怕要感谢我在厦门大同中学念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张弩。

在张老师还未授课于我时，我便敬仰他了，因从《厦门大观》知道他是厦门老报人，当过记者、编辑，文学功底深厚。初二年时，张老师开始教授我们语文，他讲课声情并茂，引经据典，经常把我引入文学的美好境界。虽时隔六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场多么美好的回忆。

记得他要来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我心里就在揣摩，他该是什么模样？有些好动的同学则望着窗外，探头探脑，不知谁喊声“来了”， 就走进了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身材不高，矮墩墩的，略长的脸庞蓄着一头乌发，高高的额头，脸色黧黑，戴上一副茶盅底那么厚的近视镜，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炯炯有神。

班长喊一声起立，同学们站立起来，齐声高喊：“老师好！”张老师应答：“同学们好！”他那浑厚低沉的“磁性”声音，虽陌生却富有吸引力，声音一落地，同学们齐刷刷地坐下，教室刹时静悄悄的。张老师梗直的脖颈，抿紧的嘴唇，显得那么的坚毅和阳刚，就像一座屹立的山峰，让同学们不得不仰望而又不免敬畏起来。

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上的第一课讲的是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但上他的语文课，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美好的故事，优美的文字，活现的人物，动人的情感自不必说，就是作文讲评课也令人欲罢不能。他是老报人，亲灸写作之甘苦。他对作文得失深浅，分析总是鞭辟入里，给人指点写作迷津，虽是三言两语，却让人顿有所悟。从此我总爱上他的语文课，徜徉在他描绘的文学世界里，并且狠下功夫，勤学苦练写作，终于作文不再像上海的“瘪三”了 。有次作文讲评，张老师以我的作文为范文，当念到我写的好词好句，或优美的片段时，同学们的目光便聚焦似地投射到我身上。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便伏下身子，头埋在抽屉底下，心里噗噗跳，可心里却是乐滋滋的，文学的种子就在心里种下了。想不到，老师的一次表扬，竟使我热恋上了文学。

过后，我才知道，张老师是渔民的儿子，妻子是家庭妇女，一家老小的吃穿全靠他，手头非常拘谨。他平时穿著朴素，又不寒碜。有次他妻子生病了，听说是大出血。他脸有难色，却仍然坚持到校上课。我们凑了一笔钱，送到厦门港他家。他家黑洞洞的，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师母躺在床上呻吟。他虽身在困境，却不为贫困所囿，一踏上讲台，总是特别精神，什么《西游记》、《三国演义》……娓娓道来，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不是师母生病，哪晓得他长年累月在如此艰难困境中生活、备课、批改作业。他简直就是一头负重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正是吮吸了他的文学乳汁，才圆了我少年的文学梦。

我继续在大同中学读高中时，却再也没有见过张弩老师。是调走，还是什么缘故？不得而知。

这个谜直到2000年冬季，因编辑《大同文集》，我与春池兄有所接触，才略知一二。春池兄也是张弩的学生，他感慨地对我说：“张老师是一位好老师，但凭当时小孩的直觉，总觉得他很压抑。过后才知道他背了历史‘黑锅’，一生很坎坷啊。”至此，我才知道，抗日战争爆发，张老师义无返顾地参加救亡组织。日寇入侵厦门时，他担任了血魂团领导，领导一支数百名不愿当亡国奴的靑年与日寇浴血奋战。但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血魂团”成了他的历史污点，功劳变成罪过，这位抗日战士，命运多舛，最终被卷入灭顶之灾。直至他六十岁那年，还在学校的农场被监管劳动，身体非常虚弱，他终于被抬到医院，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辞世了。

后来，他终于平反了，但迟来的平反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人都走了，就算平反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历史经常在制造悲剧，而一些正直的人却成了悲剧的主角。

今天，我缅怀这位抗日战士——我所敬重的张弩老师，但愿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相信像他这样的人间悲剧也永远成为过去，以此告慰他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