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行
陈彬
1 三件羊皮袄
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南侨总会成立后，陈嘉庚组织发动南洋各埠华侨踊跃捐款、购买国债、增加汇往国内家中侨汇数额，这源源不断的硬通货的流入是国民政府支付巨额军费开支的重要财政来源。
1938年底至1939年初，针对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和的卖国行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给正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发去一则电报提案，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给汪精卫一伙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1939年，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组织3000多名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史称“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日物资。
1940年，他又组织并亲自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3月26日抵达重庆。
夜，陈嘉庚站在招待所的窗口，望着脚下流过的嘉陵江。江波击岸，溅出茫茫水花，发出阵阵轰鸣。他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忧国忧民，彻夜难眠。
抗战以来，他全副身心，一腔热血，投入抗日救国之中。他把抗战胜利、建国的希望全寄托在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身上。可是，到重庆仅几天，所见所闻，无一使他满意。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大失所望。国共摩擦日甚，抗战能否坚持到底？国民党党政显要尸位素餐，建国乏人。中国希望在何方？他感到迷惘。
天大亮了，但山城重庆大雾迷漫，昏沉沉的一片。透过厚重的雾气，传来了凄厉的船工号子，嘈杂的市声偶尔夹着汽车喇叭声以及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刺耳警车声。陈嘉庚双眉紧锁，沉闷的空气使他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
秘书李铁民进来，告诉陈嘉庚：“中共代表求见。”
陈嘉庚感到有些突然，重复问道：“中共代表求见？”
“是，中共代表求见！”
陈嘉庚缄口无言。见，还是不见，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事关重大，不可不慎。
他与共产党虽从未直接接触，倒有几次牵连。共产党在闽西时，他听到的是“赤匪”暴乱，还接到他设在漳州的分公司报告，“共匪”抢走公司大量胶鞋。据闻集美几次学潮也都与共产党活动有关。到了重庆，天天都有人对他说“共产党搞摩擦，无心抗日”，“共产公妻”，等等。他对共产党本无好感，不想见。此外，他想，与共产党接触会授人以柄，受牵连，遭陷害。他的好友侯西反不就是被英政府以“共产党嫌疑”的莫须有罪名驱逐出境的吗？他自己不也因被人疑为共产党而差点被拒出境，不能回国慰劳吗？
其实，陈嘉庚对共产主义颇有研究。他知道列宁，崇尚列宁的事业。1934年，他企业收盘时，他觉得能够拯救危机下的世界只有战争和共产主义两条路，战争只能治标，共产主义才能治本。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好感，不是因为他们搞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赤匪”，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不能见，他心里想道。为慎重起见，他又问李铁民：“你说是见还是不见？
“他们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李铁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参政员？他们以此名目来见，我也以此名目相迎，倒也顺理成章，别人也抓不到把柄。再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也只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更没有接触过。即使他们是群青面獠牙的妖魔，他也应该亲眼见一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好。那就见吧！”陈嘉庚说。
来访者是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的名字陈嘉庚早有所闻，并不陌生。一见面，陈嘉庚就觉得他们和他想象中的共产党大不一样。叶剑英，英俊魁梧，既有少壮将军的威武，又有读书人的儒雅气度；林伯渠，戴一副圆形眼镜，留着髭须，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那董必武，两撇八字胡围着两片厚厚的嘴唇，眼光柔和而深邃，一眼便可看出是个文人学士。三人的穿着，看得出都经过一番刻意的装点修饰，但那袖口、口袋边缘的磨损暗示着他们生活的清苦。
三人谈吐文雅，举止彬彬有礼，既无青面獠牙的妖气，也无横行无忌的匪气。联想到自己和周围的朋友屡屡被人诬为“共党”、“共产党嫌疑”，陈嘉庚似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在这利欲横流的世界上，谁要是还存有一份公心，想做点好事，谁要是无私破财，谁就有被诬为“共党”的危险。看来，“共产”确实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
作为见面礼，叶剑英送陈嘉庚三件陕北的羊皮衣。陈嘉庚把三件羊皮衣托在手上，觉得沉甸甸的，分量不轻。这羊皮衣，显然是这些被国民党骂为“匪、贼、盗”的共产党人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可见他们之穷困。共产党人送羊皮衣，“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可见他们是把自己当挚友，才如此以诚相待。他们送他羊皮衣，当然不是要让他带回酷热难当的南洋穿着，也不是要他穿着羊皮衣去巡察国民党军队所辖的战区，他们送羊皮衣的寓意显然是邀请他访问共产党管辖的边区。
陈嘉庚暗暗赞叹：共产党中真有高人奇才，连小小送礼的世俗，都能做出大文章。
陈嘉庚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摩擦问题，因此，这也就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叶剑英等一再表示：只要一致对外，只要中央不再存心消灭延安，其他一切，中共均可接受。陈嘉庚感到无限欣慰。
宾主推心置腹，几个小时的交谈消除了陈嘉庚的误解和疑虑。陈嘉庚觉得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为国家好，为社会好。
送走客人，陈嘉庚便认定，共产党不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群土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名字虽不同，心是一样的。他再也不怕沾上“共产党”的罪名，几天后，他毅然应邀参加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为进一步了解共产党，为寻找中国的希望之星，他决定亲往延安。
2 初会毛泽东
陈嘉庚排除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历经坎坷，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
第二天，陈嘉庚吃罢早饭，便和侯西反到女子大学参观，接着游览了延安城。陈嘉庚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商店都是私人经营，政府不与民争利；县长民选；贪污五十元革职，五百元枪毙；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也要有职务才可每月领五元零用费……
延安，越来越清晰地在陈嘉庚面前展现出一个民主、清廉、人道、艰苦奋斗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和陈嘉庚的主张是那样的合拍，因而在他的心弦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他多么希望见一见开创这片新天地的巨人毛泽东！
6月1日下午4时，陈嘉庚应约到杨家岭会见毛泽东，侯西反同行。车到杨家岭，毛泽东已在门口迎接。陈嘉庚见毛泽东身材魁梧，留着长发，也许是太辛劳，显得有些清瘦，但精神很好，双目炯炯有神又饱含幽默。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毛泽东把他们接进办公室。办公室兼作住处，也是窑洞。洞里摆着十几张木头椅子，大小、高低、形状各不相同。写字桌比学生用的课桌大些，是乡下人用的旧式家俱。看到这些摆设，陈嘉庚不由得肃然起敬。
“毛主席为什么不盖个住屋，在屋里办公，敌机来再进洞呢？”陈嘉庚听说长期住在寒冷的窑洞里容易得病，便关切地向毛泽东建议。
“有过这样的打算。”毛泽东说，“可现在顾不上。”
“毛主席要保重身体，晚上早些睡，不要熬夜。早睡早起身体好。”陈嘉庚把他的养身术推荐给毛泽东。
“我办公都在晚上，鸡叫以后上床睡觉，下午起床，”毛泽东说。
“改在白天工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陈嘉庚说。
“十几年啦，已经习惯了。”毛泽东笑着说。
毛泽东和陈嘉庚又谈了许多事情，有几位中共领导人在场，其中有集美毕业生、中共文胆陈伯达。谈话间，来了几个南洋华侨学生和集美的毕业生，他们就象到自己家里一样，没有敬礼，也没有客套，一来便坐，有话便说，没有任何拘束。
朱德总司令也来了，他上午陪同他们参观女子大学。
晚上，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桌子摆在门外，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群山。桌子是一张旧方桌，上面叠加一圆桌面。桌面很旧，油漆已经剥落。没有台布，用四张白纸盖在上面。一阵风吹来，把纸掀起，后来干脆把纸去掉，免得碍手碍脚。
菜很简单，都是些平常菜，但在陕北，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其中有一道炖老母鸡，据说还是邻居老大娘送的。他们边吃边谈，陈嘉庚兴致很高，饭菜也吃得特别香。
陈嘉庚一行离开杨家岭时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朱德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口，看着汽车开走，远去。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陈嘉庚倚在窗口，望着越离越远的杨家岭，看着杨家岭的灯光。在这漆黑的夜里，杨家岭的灯光又将彻夜通明，直到雄鸡报晓，直到旭日临窗。
陈嘉庚在延安逗留了9天。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前来话别。毛泽东请他办两件事：一、见到蒋委员长，代向蒋委员长表明共产党团结抗敌的诚意；二、到海外，如实地把延安的情况向侨胞报告。陈嘉庚当即表示一定照办。他暗下决心：不等回到南洋，一出延安，只要有人问起，他就凭人格和良心，把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绝不指鹿为马。
3 舌战侯西反
陈嘉庚率慰劳团从延安回到重庆，便应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一场题为《西北之观感》的讲演。
第二天，侯西反风风火火来见，说陈嘉庚闯祸了，他的讲演惹恼了国民党政要。
这侯西反原是新加坡华侨，忠勇勤劳、身健口利，在星马华人社会颇有影响，深得陈嘉庚器重。他因爱国筹赈遭人陷害为共产党，被英政府限期离境，陈嘉庚多方活动无效。离境时，陈嘉庚专程从新加坡陪他到槟城。陈嘉庚回国慰劳时，侯西反已居重庆。他不仅到机场迎接，而且为慰劳团安排、陪同活动，还专程随陈嘉庚到延安。陈嘉庚的这次讲演也是他牵的线。
陈嘉庚在讲演中，大讲延安如何民主、清廉等诸多好处，只字不讲“共产公妻”之类的昏话。报纸一登，舆论对国民党甚是不利，于是，当局大为恼火。侯西反是牵线人，难辞其咎。他又是国民党党员，要效忠党国，对党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陈嘉庚的挚友，他怕陈嘉庚招惹是非，引起麻烦，因此，对他又是埋怨又是担心。
“嘉庚兄，你讲了些什么呢？上峰要人问，你在延安才住七、八天，怎么什么都知道。”侯西反说，“他们说，你是华侨领袖，说那样的话不啻是在给共产党火上浇油，助长共党气焰。”
“你回去告诉他们：讲演是他们请我做的，题目是他们出的，我说的话是否事实，你我同行，你自明白，无须我多费口舌。”陈嘉庚说，“我讲的无非是一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有哪一句是假话？你是国民党员，可以当面指正。”
“事实都是事实，可那是不能说的呀！那是在替共产党说话呀！只会对共党势力有利。”侯西反有些急了。
“替共产党说话？”陈嘉庚说，“这么说，我所讲的各项，贵党也认为是好政治了？要不怎么会对共产党势力有利呢？西反兄，事实胜于雄辩，共产党果有良好政治，自能扩大势力，外间毁誉何关大局？我劝贵党和共产党来个竞争，实行良好政治，不要让共产党把好政治独占了。”
侯西反素来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唇枪舌剑，此时却无言以对。看着陈嘉庚越说越离谱，他急得直搓手。
陈嘉庚接着道：“阎锡山将军说‘国民党政治如果好，共产党自然无用；否则，虽无共产党，也有别的党会起来反对’。这话你也听到的。”
“我是说你说话得看场合！国民外交学会是党组织的机构，怎么能在那里讲那样的话？”侯西反埋怨道。
“原来你们请我讲演是要我去宣传所谓共产党的罪恶。你们应该早说明白。你们说明白了，我是绝对不会去的。”陈嘉庚说。
“我是怕你沾上共产党嫌疑，招惹麻烦。在这方面，我是有惨痛教训的。”侯西反痛定思痛，语带关切。
“我在延安参加大小会四、五次，虽说对共产党衷心同情，但绝未轻说出口。这点你是知道的。”陈嘉庚说，“我到贵会讲共产党的诸多好作法，目的是为了贵党向他们学习，与之竞争。我绝不会讲昧心话，也绝不‘指鹿为马’，谁要是给我栽赃陷害，那就随他的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