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琅寻珍记
◎陈励雄
8月23日，印尼玛琅风清日丽，巴兰街4号院子，车辆鱼贯而至，人头攒动，笼罩着一派节庆气氛。房子的主人毛厚盛、杨松山一家老小，穿着节日盛装：男士红色上衣、红色领带，女士红色上衣加上红色的套裙或印尼国服巴迪花布装。屋里，窗明几净，椅子全套上白色的椅套。看得出，主人在操办着一件十分重要、十分荣耀的大喜事。
是的，这一天，毛厚盛先生在这里向陈嘉庚纪念馆捐赠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爪哇时使用过的家具，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我作为集美校委会联络处的代表，随集美学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志方、集美鳌园管理处处长陈雪花和陈嘉庚纪念馆文物保管部负责人周国强，一行四人，千里迢迢，跨洋过海而来，代表陈嘉庚纪念馆专程前来接受这些无价之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泗水总领事于红、领事于杰伉俪，印尼泗水侨贤施柏松、廖彩珍伉俪、印尼玛中大学董事长黄启铸伉俪、玛中大学执事黄如才伉俪、印尼泗水南安公会主席李成然、掩护过陈嘉庚先生的集美校友林翠锦的女儿林一心，促成此次捐赠的吴瑛瑛出席了捐赠仪式。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人先生专程从新加坡赶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印尼《千岛日报》、《泗水晨报》以整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上也报道了此次文物捐赠活动。
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开始向马来亚、新加坡进攻，英军落荒而逃。在新加坡沦陷前的最后一刻，陈嘉庚先生在族亲和集美校友的保护下，乘小汽艇逃离新加坡，避难印尼爪哇，玛琅巴兰街4号曾是他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他使用过的家具，如今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几十年来，房子的主人毛厚盛、杨松山先生，把这些物品视为珍宝，妥为保存，但他们确实不知道这些日常家庭用具的真正价值。
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怎样洗去历史的尘埃，走进它们应该去的殿堂的呢？
玛琅在印尼，陈嘉庚纪念馆在中国，相隔重洋的双手是怎样拉在一起的呢？
这是一种缘分，是一种奇遇。冥冥之中，好似有一高人在巧妙地安排。
今年6月25 日，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与同事在鳌园执行一项任务，突然接到通知，便急匆匆地赶往办公室参加一个临时会议。当我们走到鳌园长廊时，我看到一位女士正拿出一张彩色的照片在陈列展板前，对着展板上巴兰街4号的照片，看着，比对着。她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我走近一看，她手上拿的是一座平房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是陈嘉庚先生在爪哇避难时居住的巴兰街4号照片。这座房子，我很熟悉。
那是2010年，我陪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副馆长刘晓斌到印尼，专程到玛琅走访陈嘉庚先生避难处。印尼泗水侨贤施柏松、廖彩珍、李成然，以及掩护陈嘉庚先生避难的李荣坤的公子李天恩等陪同我们前往。我们到达巴兰街四号时，屋里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我们猜想他们应该是这屋子的主人。我们说明来意，他们便请我们进屋。我看到，屋内悬挂着几幅黑白照片，另有一张图上写着“杨震丰先生八秩柯素月夫人七秩双寿”的字样。看来，这两位应该是这位名叫“杨震丰”老先生的后代了。陪我们前来的廖彩珍女士来过这里，她指着大厅右侧的一间房间对我们说：“这就是当年嘉庚先生住过的房间。”我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把这房子认真的察看了一番，拍了好些照片，特别是院子的大门口拍得最多。就这样，巴兰街4号在我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打听到，陈嘉庚先生当年使用过的物品现存在泗水杨松山先生家里。于是，第二天，我们便在泗水集美校友施金城先生伉俪的陪同下，前往杨家拜访杨松山先生。杨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进屋子，我们看到进门处摆着一套沙发，大厅的一侧显眼的位置上，摆着一张大写字桌。杨先生说：沙发和桌子都是嘉庚先生用过的。写字桌精美锃亮，是珍贵木材做成的，桌子的四周是精细的木刻纹饰，显得古朴美观。
此刻，在鳌园，看到这位女士拿着巴兰街4号的照片比照着展板上巴兰街4号的历史照片，我脑子马上闪过一个念头：这位女士一定与巴兰街4号有某种联系。于是，我本能地抢前一步，走近她，对她说：“你拿的照片是印尼玛琅巴兰街4号。我去过。”这位女士似乎感到有些意外，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对我笑了笑，指着旁边的三个孩子对我说：“噢，是吗？那是他们的家。”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石椅上坐着三个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便对着三个小孩说道：“你们的家？我去过你们家。可没见到你们”。我和这位女士又谈了一会，她告诉我她叫吴瑛瑛，是参加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夏令营的印尼学生的带队老师，是这房子主人的老朋友。我觉得，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相关陈嘉庚避难处的信息。因急于赴会，我问明她的住处，互留了电话，便匆匆离开。
当天晚上，我与吴瑛瑛老师通了电话，我给她讲了巴兰街4号和陈嘉庚先生在爪哇避难的故事，并对她说我们对巴兰街4号及有关陈嘉庚先生的文物很感兴趣。吴老师告诉我这房子的主人叫毛厚盛，现定居香港。她把毛先生的电话给了我，让我直接与他联系。电话里，我对吴老师说，我想到她下榻的华侨大学的招待所拜访她。她表示欢迎。
到招待所见吴老师，我必须想法增加她对我的信任感。我想了想，觉得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我在巴兰街4号所拍的照片。我挑了几张照片，有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和我们一行在门口的留影，有我们与杨松山先生的合照，还有杨先生家里的那张桌子和其他家具。
第三天，也就是6月27日下午，我和陈嘉庚纪念馆副馆长刘晓斌一起，带上纪念馆印发的《华侨传奇人物陈嘉庚》一书，还有纪念馆印制的儿童拼图等，前去拜访吴老师。吴老师看到我们，非常高兴。那天我在鳌园见到的那三个孩子和她在一起。孩子们看着我带去的照片，惊喜地辩认着照片中的每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叫唤着：“这是爸爸！这是姑姑！这是我的写字桌！”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仿佛成了一家人。这三个孩子是毛厚盛先生的孙子，胤鸣、嘉盈、胤鹏。
我们和吴老师谈起2010年走访巴兰街4号陈嘉庚先生避难处的情况，谈起在杨松山先生处看到的沙发和桌子。吴老师笑着说，另外还有一套沙发，在毛先生那里。他那里还有很多东西。她问我与毛厚盛先生联系上了吗？我说还没有，因为冒昧给他打电话未免过于堂突。吴老师听我这么说，便自告奋勇地说：“这样，我给毛先生打电话，你来跟他说。”电话拨通了，我把陈嘉庚纪念馆征集有关陈嘉庚先生文物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我正在想着如何礼貌地说出我想说又不好开口的话时，令我十分兴奋的是，无需我开口，毛先生就明白我的意思，他非常爽快地答应把沙发捐给陈嘉庚纪念馆。他说，他将于7月下旬到玛琅，希望我们届时也到玛琅，在那里办理交接。毛先生允捐了一套沙发，我很高兴；还有那张桌子呢，我心想。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吴老师说：“毛先生捐出沙发，谢谢了。我还惦记着杨先生的那张桌子呢。杨先生家的沙发就不要捐了，留着让他作纪念吧！”吴老师听懂了我的意思，又给杨松山先生拨打电话，几次都没有接通。
吴老师说他们参观过陈嘉庚纪念馆，但非常仓促，没有认真看。我们会意，便和吴老师一道到陈嘉庚纪念馆。吴老师一边参观，一边拨打杨松山先生的电话。电话终于接通了，我自报家门，说明用意，并告诉杨先生毛厚盛先生允捐了一套沙发。我说我们对他家里保存着的陈嘉庚先生避难时使用的桌子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得到他的慷慨相助，征集到陈嘉庚纪念馆。杨先生说他人在外埠，几天后回家，待他和家人商量后再做决定。
几天后，吴老师就要带学生回印尼了。之前，我再次去拜访她。她说，回到泗水，他会继续做杨先生的工作。
我焦直地等着吴老师和杨松山先生的回复，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7月7日，我给杨松山先生发了一封邮件，介绍集美学校委员会和陈嘉庚纪念馆，表达了希望征集到陈嘉庚先生避难玛琅时的物品的愿望，还附上我们在他家拍的合影和写字桌的照片。我把邮件抄送吴瑛瑛老师。又过了一个星期，两邮件都没有回音。我心里着急，便给吴老师打电话。我这才知道，原来她名片上的邮箱不能显示中文，不常用。我用英文重新给吴老师发去邮件，把给杨松山先生的邮件作为附件发给她，请她转告杨先生我给他发了邮件。7月19日，我终于收到杨松山先生的邮件，原来是我发出的信件被直接扔进了垃圾箱，杨先生根本没有收到邮件。
邮件不长，落款是杨松山。杨先生回信了，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我急切地扫描着，捕捉我想看到的信息。当我读到“有关您曾经提起有关捐赠写字桌一事，我已经和内人商量过，这些家俱我们已经保存了近六十五年，尤其这些桌椅都是人工雕刻非常精秀的古董，真可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非常的珍惜它”这句话时，我的心更是七上八下。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会捐出来吗？接下来的话是：“但是现在宣扬陈嘉庚的伟大精神，我们也很乐意割爱，参与这项捐赠工程。”我不禁惊呼起来，抢在第一时间向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汇报。陈馆长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很快地，在他主持和安排下，我们抓紧做准备。经与捐赠人毛厚盛、杨松山先生商定，我们组团于8月下旬到玛琅，在巴兰街4号办理捐赠文物交接。
杨家后人决定捐赠如此贵重文物后面，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和毛厚胜、杨松山先生常有电话和邮件联系，从中了解了诸多细节。在一次通话中，杨松山先生告诉我，他母亲柯素月生于1919年，曾经在集美学校念过书，读的可能是师范，后来到印尼，一直从教。我问他，他母亲是什么时候在集美学校读的书。他说不知道。按照她的年龄推算，我查遍了1929年到1939年十年间师范和中学的档案，都没查到他母亲柯素月的名字。
8月11日，杨松山先生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华人足迹·第七集南侨回忆录》光盘中的一个镜头。他告诉我照片中林翠锦女士左手边是他母亲柯素月。照片中共有五人，前排三人分别为柯素月、林翠锦（参与保护陈嘉庚的集美校友）、陈村牧（集美学校原校董），后排是林翠锦的公子和陈毅明。看到陈毅明老师也在照片中，我非常高兴。陈毅明老师是资深的陈嘉庚研究专家，对陈嘉庚非常熟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专门到印尼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陈老师做学问非常严谨，对各种相关的材料都收集整理得非常认真、细致。我打通了陈毅明老师的电话。陈老师说，照片是在厦门大学拍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柯素月和林翠锦一起从印尼来。
为了更多地了解杨家人和陈嘉庚先生避难的关系，我几次与陈老师通话，向她讨教。我说，杨震丰先生的太太柯素月女士是集美校友，她有可能参与掩护校主的活动。陈老师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陈毅明老师说，她有一份当时参加掩护校主的在玛中教书的集美校友的名单，她可以查一查。很快，陈老师回复了，名单中没有柯素月的名字。
8月12日，我又收到杨松山先生的一封邮件。邮件说“有关在玛琅巴冷（兰）街原住民黄丹季先生才是当年收留陈嘉庚先生居住在他家里，为此事他后来也曾为官方扣留入狱。这些资料我问过我在香港的大姐才知道的。”黄丹季先生掩护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是众所皆知的。杨先生的意思是杨家没有参与其中。这么说，我们的推理是错的。
我翻阅了手上有关嘉庚先生避难的各种书籍，一个共同的说法是巴兰街4号是黄丹季从荷兰人手上租来的。“租来的”，那么谁是屋里这些物品的合法主人呢？现在杨家后人捐赠这些物品，他们当然是这些物品的合法主人，这个物业是怎么转移到杨家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拔通了毛厚胜先生和杨松山先生的电话。他们给我的解答是这样的。日本投降后，陈嘉庚先生结束避难生活，回到新加坡后。不久，杨震丰先生一家便在这里居住，当时同住者还有黄丹季和陈仁芬二人。荷兰人撤离印尼后，荷兰人的房子由印尼政府接管。当时的法律规定，房子的租住者有权优先购买，但购买者必须是印尼籍公民。杨震丰先生和太太柯素月都是中国侨民，不具备印尼政府规定的条件。女婿毛厚盛是印尼人，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用女婿的名字把这房产买下。
在与毛厚胜先生电话和邮件往来中，毛先生还表示愿意把家中嘉庚先生用过的衣帽架、衣柜和铁床，都捐赠给纪念馆。我都觉得是在做梦。我与毛先生、杨先生密切联络。在一次电话中，吴瑛瑛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她要给我一个惊喜。这样，陈嘉庚纪念馆总共征集到沙发一套、衣帽架一座、衣柜一座、铁床一张、写字桌椅一套。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些珍贵的物品保存完好。它们见证了一代伟人陈嘉庚先生避匿印尼玛琅的生活，也见证了杨家后人半个多世纪保护着这些珍贵的物品的良苦用心和一片真情。
杨松山先生对陈嘉庚先生的故事知道不多，因为他父母亲不太对他们谈起这段历史。但他母亲在世时，一再交待，这些物品是非常“有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吩咐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到哪里，一定要保管好。杨先生从玛琅搬出后，几次搬迁，这套写字桌椅及一套沙发都一直陪伴着他。他把这套写字桌椅和沙发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时隔七十年，这些品相仍十分完整的物件记录着主人的珍视。
这些文物，在玛琅完成交接手续后，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可以预料，不日将运抵陈嘉庚纪念馆。参观者将近距离地接触这些文物，更真切地感受陈嘉庚先生在日寇追捕下度过的那些“晦时”岁月，领略他在那险恶的环境下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南侨回忆录》时的气定神闲的气度，从中获得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本文作者：集美校委会联络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