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集美学校（1923-1933）加快发展 艰苦支撑 （下）
•陈 彬
19．兄弟龃龉
对陈嘉庚说来，1926年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企业亏损、两校学潮，他已心力交瘁，五内俱烦。更让他撕心裂肺的是，因银根紧缩，他和胞弟陈敬贤之间发生了一场龃龉。
这一年的12月16日，陈嘉庚狠下一条心，给集美学校发了一封电报，严令学校立即“提前放假”。集美学校的事总算可以暂时撂在一边了。未等他情绪调整过来，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了。
这一天，吃罢早餐，他照例乘私家车到三巴哇律橡胶制品厂，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他脱下西装，解下领带，开始巡视。巡视中，他不时停下来和职员、工人交谈，检查产品质量。
中午12点，雇员和工人休息，吃午饭。而此时，陈嘉庚正在三巴哇律公司会议室主持当日的例会，与会的是七位部门主管。因为是年终，会计在情况汇报中报告了一年的财务情况：胶厂亏损30余万元；因中止在建纸厂，损失定金20万元；支付利息40万元；支给厦、集两校共90余万元——全年赤字共达180余万元。
亏损，陈嘉庚并不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赤字竟近200万。陈嘉庚显得十分平静，若无其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紧缩计划要严格执行。”
散会后，主管会计留了下来，走到陈嘉庚身旁，想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陈嘉庚问：“有事吗？”
主管会计嗫嚅着说：“敬贤先生的月费……”
“多少？”
“这几个月都是四千。”
“四千？怎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陈嘉庚问道，接着用无可商量的口气说，“照减。我给他打电报。”
为了兴学，陈嘉庚想方设法多赚钱，同时，克勤克俭节省每一个铜板。他说个人少花一文钱，就为公益多储一文钱。他每月零费不及二元，出门口袋里的钱从未超过五元。他身居新加坡闹市，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去看过一部电影，很少到外面用过餐。他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近乎苛刻地要求。他的五子陈国庆上中学的时候，戴上他母亲给他买的领带。他发现了，就把他叫过来，训斥了一顿，还追究是谁给买的。他十分严厉地说：“不会赚钱就戴领带，将来戴什么？”他的另一个儿子先借了50元，他发现后，警告儿子说：“你爸的钱是不能给你侵吞的。”他和太太住的是普通的平房，家具又旧又破，他太太向他提议买一套新家具，人来人往也体面些。他毫不考虑，还不无挖苦地说：“你嫌家具破旧，你搬维多利亚家具店住去，那里的家具新。”这还是他事业鼎盛时期的故事。他克己奉公，在他眼里，这个“己”，首先是他自己，同时也包括他的家人。陈敬贤是他的亲弟弟，志同道合的同志，当然更不能例外。
陈嘉庚和陈敬贤是一对难得的好兄弟。陈嘉庚有十个兄弟，只有陈敬贤和他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陈嘉庚大陈敬贤15岁。陈敬贤9岁丧母，13岁上到新加坡投奔其父兄。
父亲的企业破产后，陈嘉庚打开一片新天地，陈敬贤也出了一份力。陈敬贤与大哥志同道合，胼手胝足，为共同的事业拼搏。陈敬贤对大哥十分尊重，言听计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之后，生意如日中天。1917年，陈嘉庚派陈敬贤回集美创办师范中学。此后，两兄弟离多聚少。陈嘉庚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期间，陈敬贤在海外开拓实业，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疾。陈敬贤秉性温和、柔顺，和大哥的果断刚烈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闹学潮，陈敬贤认为主要是学生缺乏教化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学生不仅要学知识，更要进行道德教化。因为身虚体弱，陈敬贤修炼“调和法”，治病健身。从他自身经验出发，他认为调和法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修身养性。他多次向陈嘉庚谈起用调和法教化学生的设想和计划，并且在学校着力试验，推行。陈敬贤修炼调和法颇有心得，看人处事，都受调和法影响。他主张为人要谦虚、温柔、和顺。他看不惯叶渊的为人，认为他“少年得志，矜己轻人”，“由骄傲而生忿怒”。尽管他也认为叶渊能力过人，有足够的能力管理集美学校，但极力主张撤换叶渊。
在陈敬贤面前，陈嘉庚永远是大哥大，说一不二。陈嘉庚是一个眼光敏锐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独到的看法，而且十拿九稳，很少看走眼，非常人可比。因此，他非常自信，当然免不了有自以为是的时候。陈嘉庚是个“宁刚而败，不要因柔而胜”的人；在用人方面，他主张“宁刚勿柔”。所以，他对陈敬贤推广调和法和撤换叶渊的建议，根本听不进去；听多了，甚至有些反感。他认为叶渊多次提出辞职，是因为陈敬贤所致。他对调和法从来不置可否，而一再强调的是“校长不可更动”。
那时，陈敬贤正在日本治病调养，研修调和法。养病、治病要花钱；为了表示对调和法宗师藤田灵斋的支持，他在高野山修养期中，承诺捐款资助藤田；他还给几个集美学校派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提供资助；此外还有朋友开口向他借钱。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加了陈敬贤的开支。连续几个月，他要求每月支付四千元。而这正是公司银根最紧、陈嘉庚捉襟见肘的时刻。心中本来就焦躁的陈嘉庚，听到陈敬贤每月开支不减反增，而且达四千元之多，心火一下子就着了起来。未及多思，陈嘉庚就给陈敬贤拍发电报，通过厦门集通行转日本建东兴交陈敬贤。电报称：“电知敬贤回梓，并告月费勿过一千圆，舍弟取多项，恐被人误，此后切勿多与。”语气强硬，寥寥数语，大哥的威严跃然纸上。
陈嘉庚这电报和以往兄弟间无数书信、电报往来没有什么不同。除了电文说的，陈嘉庚没有更多的想法。岂料，这30个字的电报却引起轩然大波。这电报也许可以说是陈嘉庚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在东瀛，陈敬贤正在神户临时寓所里潜心研究调和法，修炼其中的“他力治疗法”。他到东京拜见过藤田灵斋，当面请教。此后，他到镰仓，租地种菜，锻炼体力，休养头脑，内外并进，身体略见好转。迁来神户之后，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用湿冷毛巾擦身，加上一天散步数次，肉体与气色颇见丰泽。 那天，他刚散步归来，静坐在居室里。居室简陋，日式桌上放着他翻译的藤田氏《调和法前传》。他正在用一条湿毛巾擦脸。此时，有人敲门，是建东兴陈清机差人送来的电报。陈敬贤，签完字，接过电报，一看，脸色骤变，手指一松，电报掉落地上。此刻，送电报的人还在旁边。
这是陈嘉庚发来的电报。电报所云，陈敬贤无法接受。在陈敬贤看来，电文措辞，近乎训斥员工属下；用明电拍发，熟人尽知，不给他留颜面。陈敬贤一时感到莫大的委屈，受到不公平的虐待，感到无脸见人……
他盘膝而坐，双手平放丹田之下，深吸一口气，慢慢把气调匀调顺，以气调心，精神宰制肉体，身心平静了下来。
他拿起笔和信笺，一如往常，恭恭敬敬的在信笺的右上方写上“二哥尊鉴”四个字。在十个兄弟中，陈嘉庚排行第二，所以陈敬贤称他为二哥。接着，他的思绪顺着一行行整齐流畅、飘逸自如的钢笔行书，流泻下来，如高天行云，如涓涓细流，文词清丽，温文尔雅，句句在理，尽诉胸中的不平和积怨又不失敬。
陈敬贤写道：自己到日本，修研调和法，是因为身体羸弱，借此治病强身，更重要的是想探索用调和法，研究作人道德之根本，解决教育之缺陷问题。开销用度属为公义之目的。
他接着写道：自己是年届四旬之人，应有自主能力，还劳兄长事事遥控，可见自己之愚戆。
他最为委屈和不平的是：这样有损尊严的事，兄长竟然用公开的电报发号施令，经手的熟人、朋友全都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颜面和教职员、学生说话呢？为此，他提出取消“二校主”之名，并要求兄长给出自己可支取的资金额度，他承诺捐资的款项从中支付。他宁可节俭自己，不愿失信于人。
陈敬贤写完信，一吐心中块垒，自觉气顺了许多。可信刚刚发出，建东兴又转来陈嘉庚的又一电报。电报写道：“本年无利兄甚苦，弟月费四千难堪，按一千足或归。”内容和前电相同，但更为简短，因而显得更加紧迫、严厉。
陈敬贤读罢，恰似火上浇油，气愤难平。他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秉笔直书，遣词用字仍很讲究、不失礼，但锋芒所向已不再回避。他一开头就写道：“来电谓弟月费四千难堪，及取多款恐被人误”，兄长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着想，全不为弟切身处地考虑。此电给弟“经济上的压迫及体面上之损失甚大”。兄长月出公私款项成十万元，难容弟短时间内月加三几千元。兄怎么主张都可以，而弟什么事都不能作主，这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最后，他说：自己一直对兄惟命是从，即使看到兄长有错误，也委屈迁就。这不仅是他致病的原因，而且真理因此不伸。为不影响事业之前途，所以他要作一回彻底之辩明。
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合力共事十几二十年，无论海外实业，还是国内兴学，都大获成功，名闻遐迩。如此兄弟，被传为美谈，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谁曾想，他们兄弟之间还有如此令人难于置信的内情。一向忍让的陈敬贤，终于忍无可忍，发怒了，摊牌了。
陈敬贤的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到达新加坡。这两封信给陈嘉庚的打击，实在不比陈嘉庚的电报给陈敬贤的打击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厦大、集美的学潮还在闹，报馆天天都有文章在对他毁谤谩骂——陈嘉庚倾资兴学，换来的是闹心；生意亏损，无利可图，四处要钱，陈嘉庚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为兄有难处，让为弟的减少开支或回家，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何况是二十年合作默契的亲兄弟。陈嘉庚万没料到，他不经意间的两纸电报会招致胞弟如此强烈的反弹，更没想到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小弟，胸中有这么多的不平和对自己的抱怨，肚里有那么多的苦水。
陈嘉庚走到窗口，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热的眼睛，又擦一擦镜片，重把眼镜戴上。他闭上双眼，把眼前的一切用沉重的眼皮隔离开来。没有风，不远处的海面平静如镜，那平时有节奏的涛声也已止息。
耳目清静，心神得到暂时的安宁。他想起弟弟的人生道路，他的不幸和遭遇，他的努力和付出，他的成绩和贡献；他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为国民，他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但作为父亲、丈夫，他亏欠自己的妻子儿女太多；作为长兄，他亏欠自己的弟弟也太多。
陈嘉庚认为，陈敬贤信中所述，句句实情，条条在理，都是自己的不是。可是，针无两头利，作为国民，应该竞争义务，应该克己奉公，为了国家，自己应该作出牺牲，这不免要连累自己的家人。可这能成为他原谅自己的理由吗？
陈嘉庚长吐一口气，举手狠拍了一下脑门，自语道：“敬贤，委屈你了。都是二哥的不是。”
1927年1月17日，陈嘉庚又给陈敬贤发了一封电报，向陈敬贤认错谢过。电文是：“前电系一时错误，甚愧，谨取消，谢过，勿滞是感。”
陈嘉庚在家里是家长，在公司是老板，在社会上是两校校主、侨界领袖，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人物，得到殖民地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尊重，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秉性刚烈，宁折勿弯，从来没向人低过头，今日却向弟弟俯首谢过，写“检讨书”。那电报，字字千钧重，句句出于真心，绝非敷衍。他仍采用发电报的方式，经由前两电所走的路线，其目的是在原知情人的范围内，公开向弟弟认错道歉。陈嘉庚是非分明，为人的谦恭大度和博大的胸怀可见一斑。
陈嘉庚的事业是他和陈敬贤共同创立的。陈敬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绩，作出很大的贡献，也作出很大的牺牲。然而，是陈嘉庚赋予他所做的一切以永恒的意义，他也因此得到人们的热爱和尊重。
然而，陈嘉庚的认错能得到陈敬贤的谅解吗？兄弟之间的情分还能真挚如初吗？
20. 豪壮的牺牲
心绪烦乱的陈嘉庚站在一栋别墅圆顶的落地玻璃窗前，看着脚下的建筑、花草、林木。对这栋别墅，他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说不出是喜欢，还是眷恋，也许更多的还是这别墅所记录的过去使他平添了无限的感慨，产生了一种从兴隆到衰败的悲凉。他走下楼梯，信步沿着山坡上的石阶走着，不时回头看着那别墅的圆顶。突然，他仿佛听到从那圆顶里传出的一阵阵笑声。——他意识到那是他的幻觉。可那也是真实的一幕，只不过是发生在五年前的一幕。
那是1926年冬季，他们刚要搬进这有山水园林之盛的私家别墅的时候，他最小的几个儿女博济、国庆、爱英、元凯来到这新装修、摆设讲究的豪宅，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就在那里大喊大叫、追逐嬉戏起来。而此时，正好陈嘉庚在儿子济民、厥祥陪同下来看新房。他们的放肆自然遭到父亲严词训斥。
想到这里，陈嘉庚觉得心情更加沉重。他在商场上拼搏几十年，终于成了新加坡一个举足轻重的富豪，可他们一家一二十口人还住在旧的平房里。前几年，办集美、创厦大，需要大笔的钱，家中没人敢提买房的事。
1925年，生意大发，一年就赚了近千万，陈嘉庚兴奋不已，几个儿子胆子也壮了。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趁父亲心情好，济民和厥祥就提出买房的事。他们还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看过的一处别墅。那别墅在经禧路，门牌42号，有山有水，主人急着出让，价钱也合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此事两兄弟酝酿了很久。什么时候说，谁说，怎么说，都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们本想父亲应该会同意的，没想到父亲把他们看了一眼，说了一声：“买房？你们哪个没房子住？”
就再没话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可是，两兄弟不死心，联合他们的庶母，在元宵节重提此事。陈嘉庚终于点了头，一家人皆大欢喜。
1926年年底，他们搬进这别墅。这别墅占据整座小山，屹立在山顶上的除了那座有圆顶的大厦外，还有两座人字屋顶的大楼。山坡上绿草如茵，高大的树木直插云天，绿荫盖地，四处百花盛开，美不胜收。更加流水潺潺，鸟儿啭鸣，让人有人间仙境之感。在这里，他们一家人过着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舒心而惬意的日子。
可是，打从他们搬入新居以后，公司的生意每况愈下，五年来，一年不如一年。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想方设法满足两校的经费：1927年70万元，1928年60万元。两校有困难，但还维持着。1927年以来，集美学校学生数年年增加，至这一年，即1931年，全校在校学生达2723人，是建校以来最多的一年。
学校没有人闹学潮了，一切工作走上正轨，但公司的生意却越来越糟，江河日下。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世界各大城市，银行倒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大批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不少破产资本家被迫自杀。
新加坡的实业界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而首当其冲的是橡胶业。橡胶的最大采购国美国对星马橡胶的进口剧减甚至停止，橡胶价格暴跌，只剩原来的一成。企业亏损严重，为按月支付集美、厦大两校经费，陈嘉庚开始向银行举债，债台高筑。
1931年这年的中国年刚过，在新加坡峇峇利律一号陈嘉庚公司总管理处，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嘉庚与三个儿子陈济民、陈厥祥、陈博爱及公司的财务主管陈义明绞尽脑汁，在研究对策。
济民和厥祥建议停止集美和厦大两校经费，集中财力维持企业经营。但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学校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无望。”
为了解决当年给集美、厦大的经费，大家无计可施。陈嘉庚提出到银行把他们的别墅典押出去。他说：“这座别墅最少可押10万现金。今年厦大集美两校首期经费可以立即寄出。”
济民和厥祥听到父亲要典押别墅，立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不约而同地叫道：“典押别墅？”
他们知道，父亲做出的决定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多说也没有用。
别墅典押出去了，但更坏的事情接踵而至。八个月后，为了维持集美厦大两校，陈嘉庚决定把别墅卖掉。
别墅就要过户了。这里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家了。这回是他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陈嘉庚步下台阶，无心欣赏两边争奇斗艳的奇花异草，参天的热带古木。他的手杖沉重地点着石阶，脚步沉重，心情更加沉重。
出卖别墅，孩子们都没有反对。他们是强力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和失望，他们的内心在呐喊，在嘶鸣。陈嘉庚知道，五年前他们搬进来时的每一分兴奋，现在都变成了十分的失望、沮丧和痛苦。
陈嘉庚变卖别墅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一时成了新加坡报界的新闻焦点。“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大标题赫然出现在多家华文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这里说的“厦大”，自然包括集美，此处不提是文字游戏上的需要。
变卖房产可解一时之急，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陈嘉庚向外国银行财团借了债。
外国银行财团以债权人的资格要求他停止支付两校经费以清偿债务，否则就要拍卖他的不动产。两校是他的一切，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说：“我的经济事业可以牺牲，学校绝不能停办！”
1931年8月，几乎是在陈嘉庚出卖别墅的同时，陈嘉庚被迫接受外国银行财团的条件，将所有资产折价200万元入股，他的企业改为“陈嘉庚有限公司”。公司由有汇丰银行代表参加的董事会领导，陈嘉庚任总经理。陈嘉庚仍按月支付两校经费5000元。公司改为有限公司，陈嘉庚就从大企业主的地位降为外国金融资本支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陈嘉庚俯仰由人，处处受人掣肘，想干的事都干不成。
1932年，陈嘉庚的企业已濒临破产，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办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予以“照顾”。陈嘉庚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这句话成了陈嘉庚倾资兴学最集中的概括，成为千古绝唱！
这一年，陈嘉庚各业无利可图，连利息都付不出，但他仍负担集美学校经费23万元。
1933年春，陈嘉庚将部分企业租给李光前、陈六使经营，约明获利或全数、或半数作为两校经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陈嘉庚只好请李光前、陈文确、曾江水帮忙，补助集美学校经费。
这年的7月1日，是陈嘉庚几年来最兴奋的一天。他从报纸上得悉：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政府决定提高外国进口商品的税率。新加坡是英国属地，不算外国，所产商品不在增税之列，这对新加坡的出口商，特别是橡胶生产商十分有利。历年来伦敦有八家公司向陈嘉庚胶品制造厂采办胶鞋、胶靴，但数量不大，如今，因为日本等外国公司的橡胶制品要征收高额的进口税，所以所有的英国客商都转向新加坡采购，新加坡的订货猛增。陈嘉庚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他的企业马上就可以脱离困境。他盘算：他的橡胶制造厂每月可以生产各式胶鞋、胶靴二、三十万双，可获利12万元。一年十二个月，一年就可得净利130几万元。他断言：橡胶业复苏有望，中兴在即。
8月的一天，陈嘉庚果然盼来了一位从伦敦来的英国客商。他是老客户，原八家与陈嘉庚有生意往来的客商之一。这是英国政府提高进口税率之后，陈嘉庚接待的第一位英国客商。对这位英商的到来，陈嘉庚充满期待，给予热情的接待。
可是，令陈嘉庚大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此英商一来就出口不逊，要独揽经销陈嘉庚橡胶制品厂全部产品的生意。他之所以敢于如此狂妄，因为他有很硬的后台。他手里握着伦敦汇丰银行的介绍信。他一到新加坡就到新加坡汇丰银行活动，要求将陈嘉庚橡胶制品厂销往伦敦的鞋、靴全部由他一家专卖，取消与其他七家客商签订的供货合同。陈嘉庚有限公司是受汇丰银行控制的公司，董事会对汇丰银行的指令不敢抗拒，竟然同意这英商的无理要求。
作为总经理的陈嘉庚和董事会争执起来。
陈嘉庚气愤地说：“我是总经理，我坚决反对由一家公司专卖。一家垄断，数量有限，价钱低。”
汇丰经理毫不客气地说：“密司脱陈，你应该知道，在这八家公司中，只有这一家是英商，其他七家都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停了一会，他特别提高声调，强调说，“我英国人的利权，岂容他国人染指！”
这不是他一人口吐的狂言，他之所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的态度。他所说的“他国人”包括新加坡华侨，此刻指的就是陈嘉庚。英国政府对陈嘉庚事业的发展早已虎视眈眈，认为这严重损害他们宗主国的利益。特别是陈嘉庚将所获得的利润汇到中国兴办教育，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只是碍于面子和法律约束，一时不便下手，而在等待时机。
进入三十年代，英国政府开始实施搞垮陈嘉庚的计划。先是密令汇丰银行逼迫陈嘉庚归还400万贷款，然后迫使陈嘉庚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对陈嘉庚的业务进行控制，然后加以扼杀。
这些内幕是1935年英国反对党在下议院责问执政党殖民大臣时披露出来的。
陈嘉庚拒绝与这个他称之为“魔商”的英国商人签订合同。但董事会却越俎代庖，与其签约。
自1927年以来，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以来，陈嘉庚说自己是处在“避贼遇虎”的惨景。在事实面前，他看清了，在外国资本的钳制下，企业发展无望，他决计收盘。
这年冬季，他开始做收盘的准备。各厂、各分公司分别清理。在处理善后事务时，陈嘉庚对两校的维持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有限公司成立之后的30个月中，厦大和集美两校经费每月不敷一万余元，共40余万元，陈嘉庚变卖厦门产业得十几万元，向集通息借30万元，勉强支付。
当陈嘉庚撕下1933年日历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收盘的一切准备。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沉重。他感到轻松是因为没有生意的拖累，不受人掣肘；感到沉重是他所苦心经营的集美厦大两校的未来，虽然他已作了安排，但还是没底，两校的发展还看不到希望。至于他企业收盘，辛苦打拼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千万家财去而无望复来，他十分淡然、坦然，他认为这是“牺牲”，不是“孟浪”；他不认同他“企业收盘是维持两校所致”的说法，他说这完全是个人之荣枯，与兴学、与社会没有关系。
这是勇士的情怀，大将的风度；这种牺牲，是壮士断臂的牺牲，豪气而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