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图报

叶文川

1949年7月，我由游击队泉州团队，回闽中同安新三区工委报到。当天下午，区委书记陈明贤要我执行一项紧急任务，送一批重要的情报资料到闽中同安新城区工委。任务完成后，区工委决定我当党的地下交通员。我的单线领导人是区工委组织委员陈朱明，我的任务是向同安县政府社会科科员庄俊卿了解，国民党军警在同安县城附近的驻防情况，向陈朱明汇报。

7月的一天上午，我从同安步行到集美向陈朱明汇报情况。走到天马农场附近，发现两个像国民党便衣特务的中年男子，尾随我走了有一里多地。我想：是不是我暴露了目标？为甩掉尾巴，我找准公路左边的一大片密密的芦苇丛，钻了进去，并直奔远处的村庄。村庄里有一幢三层的红楼，为避免尾巴跟上，我闪进红楼。红楼里一位60左右岁的大娘，慈祥而善良的面孔，魁梧而结实的身材。她问我要找谁？凭印象，我认定她是位好老人，我就实话实说了。她安慰我说：“你放心，在我家没事。”我在大娘家躲了近半个小时，估计尾巴已经甩掉，告别大娘，又走上征程。

告别大娘后，我一直记着她的救命之恩。但当时，我没问她的姓名，也不知道那村庄叫什么名。解放后不久，我就参军入伍了。几十年过去，一直没能报答她的恩情。

1982年，有一次，我去集美附近的一个村找大队长办事，看到当年那幢三层红楼。我与大队长聊起往事，他说他们村叫坂桥后垵，那红楼的主人姓张，他们都管他叫大叔，已去世多年。他的老伴叫陈蔑，他们都管她叫大婶，还健在。大队长很健谈，他讲了很多关于大叔、大婶宽宏大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故事。他说两位老人在远近十里八乡享有很高的威望。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怀着激动而急促的心情，请大队长带我去见恩人。她都80多岁高龄了。我们去时，她正在家门口破蚵仔，即剖海蛎。我激动地叫她一声“俺姆”。其实当时我已认定她是我干妈。我握住她的双手，并告之以原委，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她感到意外，但欣喜地说：“这件事我记不得了。我一辈子对谁都好，还没有遇到一位像你这样有情义的人。”

当时，我母亲刚去世，我还深深地思念着我母亲。无形中，我把对母亲的思念与她联系起来。我真情地请她跟我去学校住几天。她说：“我正在破蚵仔，一身很脏，也没有准备。”她要我过几天才去接她。

 我心诚意切，抓紧做干妈来的各项准备。当时，我家的情况是这样：母亲去世后，父亲在同安与我哥、嫂过，我爱人在杏林工作，与儿子住在杏林，我刚调至集美航海专科学校不久，自己住在学校2号楼的一间单身宿舍。2号楼是男宿舍楼，没有女卫生间。宿舍用木板隔成前小后大的两间。干妈来，我要让她住后间，我改住前间。

三、四天后，准备工作就绪，我就去接她。干妈的到来，我的生活更有生机，“单身汉”有了家。我虽然失去母爱，但我获得干妈的疼。我们母子般地一起生活。我衣服破了，她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寒冬腊月，我夜里加班办事，睡得迟，她总叫我：“阿川啊！不早了，天又冷，快睡吧！有事明天再做。”这是“母爱”！我的办公室就在宿舍附近。课间操，我都回宿舍看看干妈，给她带些糕点；晚上睡觉，我给她放帐子、盖被子、点眼药水，让她早睡、睡好；福南堂放电影，我带她去看电影。我干妈在学校住了三个多月，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倒马桶。为知恩图报，我竭尽所能，尽我的孝心。

正如我干妈说的，她对谁都好。所以，很多亲朋、邻里都对她好。她在学校期间，常常有人来探望她。其中有一位名叫张乌妹的，是她的宗亲，她儿子的同学，在水产学院任支部书记，更是“常客”。张乌妹看到我亲儿子般地照顾、侍候我干妈，她很感动。几次说要写信给在广州工作的我干妈的儿子，要他把每月寄给他母亲的60元生活费，直接寄给我安排生活，我都坚决拒绝。我说：“俺姆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对她好，是为报恩，是应该的。如果我收这个钱，岂不是成了无情无义的人了！”在1980年代，每月60元，不是小钱。但我从没向她要过一分一厘钱。因为我认为：“千金难买寸孝心”。

我干妈在90多岁高龄时仙逝而去了。为瞻仰她，我把她的肖像一直挂在我的书房。几十年过去了，她的高尚情操和对我的救命之恩，永远激励着我用善心和爱心去对待每一位战友、朋友和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