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集美学校1933-1943：烽火岁月 弦歌不辍
21. 新的起点
自从决定收盘以后，陈嘉庚就很少到公司去，连家也很少回，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武吉巴梭律的怡和轩俱乐部。1923年陈嘉庚被选为俱乐部的总理，连任至今。过去，他就经常在那里，处理俱乐部的会务，和会员交谈，会客，讨论公益及集美、厦大两校等公益事项，闲时在那里读读书、看看报。自1933年底决定收盘之后，他把该了结的事了结了，把该办的事办了，更是一整天、一整天地留在怡和轩三楼的图书室里，翻阅各种报刊、图书。
一个多月过去了，转眼间1934年的春节来到了。春节，西方人称之为“中国年”。春节是团圆节，大年初一，孩子要给大人拜年。这一天，陈嘉庚不在家，孩子们便到怡和轩给他拜年。
这年的春节是2月14日，正巧这一天也是西方的情人节。春节和情人节在同一天，“双节重叠”，难得一遇，二十世纪一百年仅三次。对新加坡这样一个被英国人统治着的华人世界说来，中西合璧，时时处处可见，人们已习以为常，可上苍的这种安排，着实给这个中国年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气氛，一种不寻常的韵味，尤其是对年轻的情侣说来，更是如此。
这一年，陈嘉庚的五公子陈国庆二十二岁，正当青春勃发的年华，处在热恋中。女友是他年前从香港回新加坡途中在一艘意大利客船上邂逅的一位漂亮的少女。两人一往情深，约会频频。在这样一个中国春节和西洋情人节重叠的日子里，两人一大早就相约出门，尽兴地游玩一番，互相表达柔情蜜意。他们来到新加坡最热闹的牛车水。
节日的牛车水，一片火红。大街两侧的店面装饰全是中国人喜欢的大红色，头顶上也是横街而过的各种彩条纸带。街道上，游人如织，富商巨贾陪着珠光宝气、扭捏而过的阔太太，进出商铺店堂；打扮入时的少男少女结伴而行，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拉人力车的，光着膀子，一路奔跑，在人群中穿行，跑着蛇形线；不时有锃光瓦亮的私家车鸣着喇叭，在人群中慢慢地挪动。大街小巷，到处摆着用烧红的炭火烧烤肉干的摊位，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肉香，翻滚着一股股白色的烟雾。这一切，加上那热带灼热的炎阳，更让人觉得热气腾腾，年味十足。
陈国庆携女友边走边看，不经意间竟来到武吉巴梭律的岔道口。他突然止住脚步，说：“等等！”
原来他看到一辆私家车从面前驶过，认出那是他们家的车，他料定那一定是他的弟弟妹妹们到怡和轩给他父亲拜年去了。他让女友在一家首饰店等他，他要和弟弟妹妹们一起拜年去，一会就回。因为父亲不喜欢繁文缛节，拜年从来都很简单。
陈国庆快步往前追，在厦门会馆前赶上了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是元凯、元济、国怀、爱英他们几个。他们会合，一道横穿马路，走进怡和轩。在大门入口处，他们正巧碰到大姐爱礼带着她和李光前的三个孩子，李成義、李成智、李成伟从里面走出来，看样子，大姐刚拜完年要回去。大姐告诉他们，他父亲在客厅，和大姐夫李光前、亲同阿叔陈文确、陈六使在一起。他们进了客厅，先是打招呼，问安，然后给父亲磕头，接着依次给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拜年。礼毕，陈嘉庚就叫他们离开，说大人在谈事，礼到便好。他们也如释重负，急忙转身走出客厅，上车回家。
陈国庆打原道走回，找到女友。两人手挽手，沿着街道继续游玩。
女友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
陈国庆如实相告。
他对女友说：“阿爸的企业要收盘了。我现在所在的熟胶厂也要结束营业。还不知道节后我到哪里任职去呢!”
女朋友听他这么说，赶忙表白说：“我跟你好就是跟你好。和你‘爹地’企业收盘不收盘没有关系，跟你在哪里任职也没有关系。”她属西洋派，“父亲”不叫“父亲”，也不叫“爸爸”，而叫“爹地”。她说自己对国庆的“爹地”十分崇拜，她早就知道陈嘉庚，但一直到最近才从陈国庆口里得知：陈嘉庚竟是陈国庆的“爹地”。
他们转过街角，女友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陈国庆，说：“你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爹地’？”
陈国庆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他显得有些尴尬，支吾着说：“家里都还不知道呢！我们家很开明……我会尽早告诉他们的，一定的……”就这样陈国庆搪塞了过去。
再说陈嘉庚与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在怡和轩俱乐部，互相拜年问安，促膝交谈。开始时，陈嘉庚说的话比较沮丧。他说：“我办集美、厦大两校，为善不终，累及各位。第一个跟我受苦的是敬贤，他跟我打拼二三十年，如今百病缠身，未老先衰。还有你们……”。
陈文确打断他的话，说：“嘉庚兄，过年了，说点喜庆的。”
但没说上几句轻松话，不知不觉间话题又转入企业收盘上来。李光前说：“企业收盘不是经营失误，而是维持厦大、集美两校庞大的开支所致。”陈六使附和着说：“如果在企业极困难时期，减少或停止两校的经费，东山再起是有希望的。”
陈嘉庚说：“许多好心人都认为我企业收盘是创办、维持两校所致。我大儿子济民也这样说。这使我寝食难安。我认为企业所以失败，首先是世界大萧条所致。许多资产比我雄厚的企业，既不捐资，也不办学，不都照样破产了吗？其次，我是一介商人，身处殖民地，无强大的祖国做靠山，处处受人钳制，别人绝不会坐视我赚大把大把的钱汇往祖国办学的。如果不是受洋人掣肘，我绝对能走出低谷，转败为胜。本人捐资兴学，虽有800 万之巨，但这绝不会使企业破败。事实上我捐资最多的年头恰恰是企业最盛的时期。本人认为，企业收盘全是我自己的气数，个人的荣枯，与兴学无关。”陈嘉庚一再强调这一点，原因是他办学原是希望带个头，造成兴学之风；他深恐别人从他的失败中引出结论：陈嘉庚是办学才破产的。那以后谁敢捐资兴学？如果别人不是把他当成风气之先，而是把他当成前车之鉴，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讲到企业收盘，陈嘉庚还有更深层次的看法。他说：“这几年的不景之气全由生产过剩所致。科学进步，机器发达，成本低廉，出品大增，人力减少，导致工人失业增多。这是时代潮流所趋，任何智能财神博士都无法挽回这样的危局。”他看了看大家，一字一板地说,“要解除不景气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发动战争；一是实行共产主义。战争属于治标，共产可以治本。”
李光前他们三人面面相觑。
陈嘉庚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极为气愤，不赞同资助学生到日本留学，说：“在我国土被侵占的情况下，学生还能安心在敌国读书，这样的学生即使学富五车对祖国有什么好处？”他强调，“集美、厦大学生要爱国，要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
陈嘉庚一再说，有他们三位的鼎力支持，两校虽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绝对可以维持，他感到心安。他们三人也再三表示，他老人家的事业就是他们的事业，他们一定尽力帮忙。
话题又转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说，厦门大学有林文庆，集美有叶渊，这几年还是比较安定的，而且有进步。他看到国内一家叫《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称集美学校是“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作者孙福熙是著名的散文家、画家，虽然他之所云有些过奖，但绝不是瞎说。去年，二十周年校庆，庆典力戒铺张，可影响不小。这向社会表明：学校经济上面临困难，但还是可以办好的。虽然学校建筑都停了，但为了校庆，水塔还加层成了钟楼，很有纪念意义。
他又讲到叶渊受人诬陷吃官司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1930年5月，时任国民党临时党部负责人的许卓然在厦门被暗杀。这许卓然曾任闽南“靖国军”司令，主持过厦门《江声报》，和叶渊有过纠葛。其党羽咬定凶手是叶渊，厦门思明地方法院拘留了他。陈嘉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等人，请求把叶渊移送杭州审理。陈嘉庚令杭州分店出资二万元担保，使叶渊免受牢狱之苦。后证实许卓然是被土匪及台湾浪人所杀，因许曾揭露此二人贩毒，二人为了报复而下的毒手。1932年，叶渊无罪释放，1933年返校主持校务。但许的手下仍不放过他，还在四处活动，欲置叶渊于死地而后快。叶渊在集美很难立足，已几次向陈嘉庚提出辞呈。陈嘉庚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他们又谈到南洋华侨社会风气的改革问题。陈嘉庚说：每次看到华侨出殡，他都感到特别羞愧痛心。出殡队伍锣鼓喧天，中乐西乐，光怪陆离，无所不有，耗费钱财不说，也违背丧仪的主衷。1928年，他就在福建会馆成立了“丧仪改良委员会”，发表宣言，采取行动，已见成效，但还需进一步努力。他反对开彩票，反对吸毒抽鸦片，反对蓄养奴婢，反对跳舞营业。
讲到跳舞营业，陈嘉庚好像特别激动，反对态度也特别激烈。他站起来，提高声调说：“开设舞厅营业，招纳专业舞女陪伴舞客跳舞，无异于卖淫。”他的手杖在地板上点着。
他们又谈到陈嘉庚今后事业的发展和家人的出路问题。陈嘉庚说：“这你们不用担心。我吃稀粥，佐以花生米，就能度日。天无绝人之路。”
李光前提出请陈济民到他的南益公司任经理，陈嘉庚点头默许。
春节过后的一个礼拜，1934年2月19日，陈嘉庚在利峇峇厘一号主持陈嘉庚有限公司股东非常大会，议决公司自动收盘，委托汇丰银行会计师大卫·菲力浦、利华史等人为清理员。
两天后，公司正式发布通知，宣布收盘。
3月，清理员宣布：陈嘉庚有限公司债款积达309万8千余元，银行复利7万5千元，资本亏失净尽，清还已不可能。工人全部遣散，旧欠工资，待公司机器各物拍卖后始能分摊。
陈嘉庚的企业宣布收盘，全球分行80 余处全部停闭。陈嘉庚企业收盘的消息震惊海内外，一时议论纷纷。有人幸灾乐祸，讥讽挖苦，说他“孟浪”、“轻财”；有人无限惋惜，认为陈嘉庚为兴学而毁了自己庞大的家业；也有人乘机放风，说陈嘉庚企业已经收盘，厦大、集美早晚关门。
面对纷纷的议论，连篇累赎的文章，凡是对他个人的，不论褒贬，他一概不予过问。但涉及到两校、涉及到兴学的议论，他却绝不等闲视之。听到他企业收盘了，两校迟早要关门的信口雌黄，他怒不可遏，急忙起草一份《 陈嘉庚启示》，强调两校绝可维持，不受收盘影响；勉励两校教职员工坚定奋发，不要受谣言所惑，为振兴我民族文化而努力。
企业收盘后不久，陈国庆把谈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并提出要办婚事。他母亲叶却娘把此事告诉陈嘉庚。陈嘉庚心里高兴，脸上露出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父母的怎能不高兴。他连声说：“好，好！”稍后，他又对太太说，“女方的人品怎么样？多查查问问，再作决定。”
几天后，陈国庆和女友又来到牛车水，两人一路无语。女友问国庆他“爹地”对他们的结合怎么说的。因为话太难于出口，陈国庆欲言又止，但最后不得不说。他告诉女友：“我阿爸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为什么？”女友大声地问道。她见陈国庆半天不说话，早有所料，但她最不希望听到的话终于从陈国庆的嘴里说出来了，她感到费解。
“他听人说你喜欢跳舞，擅于外交。”陈国庆说。
“跳舞怎么啦？擅于外交又怎么啦？这不好吗？再说，他老人家不喜欢，我可以改呀！”女友感到不平，连珠炮似说到。接着她又转换语气，说，“我保证，我改！”
陈国庆无言以对。他知道在父亲的眼里，喜欢跳舞，无异于舞女；擅于交际，就是交际花。这些都是陈嘉庚深恶痛绝的。但是这些话，他怎么对女友说呢？为了安慰女友, 陈国庆答应把她保证要改的决心告诉他父亲，虽然他明白父亲决定了的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更何况他已经把跳舞营业列为要改革的社会陋习之一。父亲一贯嫉恶如仇，见到什么不对，一定要改；要别人做的事，他自己一定先做到。他年轻时，抽过鸦片，后来知道其危害，就坚决戒掉。他绝不可能答应这桩婚事，因为他一答应，就意味着他容忍跳舞，就是给跳舞营业开绿灯，这和他主张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事情果然如陈国庆所料。父亲坚决不答应。
陈国庆与这位女友的爱情就此结束。还是在牛车水，在一家咖啡馆，他们在痛苦中度过了最后在一起的一个夜晚。
短短的几个月内，陈国庆失去工作，又失去爱情，空虚痛苦不难想象。
但不久，父亲就和他合伙做生意，由他担任德光砖厂与柔佛州士乃胶园的经理。德光砖厂是当年新加坡第二大砖厂。他经常驱车到砖厂和胶园，父亲有时同行，他感到宽慰。有一次，车过乌节路，他看到前女友和一个英俊小伙手挽着手在街道行走，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但也松了一口气，去掉了心头的重压。第二年，1935年3月，陈国庆与一名船货供应商之女蔡明娘结婚。
此后，陈嘉庚也关照生意上的事，但主要是指点陈国庆去做，偶尔也到砖厂、胶园视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怡和轩俱乐部。他每天读书，他读的书除四书五经外，有《三国志》、《四库备要》、《万有文库》、《曾文正公集》、《珠算指南》等古籍，还有像《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讲话》、《西行漫记》等近现代科学、时事政治书籍和《金刚经》、《华严经》、《血书妙法莲华真经》之类的经书。他常读各地的报刊杂志。阅读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心智。他经常考虑集美、厦大两校的问题，思考他关心的天下大事，忧国忧民。60周岁的陈嘉庚开始新的征程。
22． 痛失二校主
陈嘉庚在怡和轩俱乐部的图书室翻着书报，《厦大周报》登载的一篇报道映入他的眼帘。文章写道：“1933 年3 月3 日早晨，厦大校长林文庆家中来了一个陌生人，交给林校长一封信和一百元。信云：‘ ……仆以海岛弃民，耻奴隶牛马之苦。十年前，归来故国，遨游普陀，瞻学府之巍峨，满园桃李。高山企慕，益羡嘉庚先生之毁家兴学，诚为国人之难能。其时，虽有志向学，而井深梗短，徒唤奈何！今耿耿寸心，未能忘怀，而与友人合捐百金，以表微忱。’”此君没有留下姓名。
1935 年，为缓解厦大财政困难，陈嘉庚函请林文庆校长到星马各大埠募捐。那时，不景气的阴云仍笼罩着各地各行各业。陈嘉庚估计只能募到10 万元，可最终竟募至3 倍之多，30 万！
在这次募捐中，林文庆对陈嘉庚说：“我已60 多岁了。你不让我退休，我就和嘉庚兄共同为厦大奋斗到死！” 像林博士这样的大学者，愿为一所大学奋斗到死，绝不是仅仅为了友谊，而是为嘉庚精神所深深感动．
这一切给陈嘉庚极大的安慰。这说明他兴学已得到社会的认可，他倾资兴学的精神已深入人心。他的初衷已经实现。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厦门大学的财政问题，陈嘉庚开始把眼光投向政府。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勋章，表彰他为福建，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这说明政府对他兴学之举的认可。陈嘉庚视此为一个机会，便于1936年致函福建省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表示无条件把厦大交政府接办。果能如愿，他就可以集中财力维持集美学校。
可是此时的集美学校麻烦多多。
叶渊因许卓然案受冤，虽得以昭雪，宣判无罪，回校理事，但许卓然的鹰犬仍与他纠缠。叶渊频频请辞，陈嘉庚只好同意。叶渊已于1934年12月离开集美到香港，后到广西任职。集美学校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陈嘉庚鞭长莫及，又分身乏术。此时他特别想念胞弟陈敬贤，怀念兄弟在学校创办初期那种手足关系，一前一后，相互配合，节奏协调。
1926年底兄弟发生的那场龃龉，有其内在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又处于突变时期，彼此对各自的处境不了解，产生了误解。陈嘉庚一改过去一贯的说一不二的作风，放下身段，向胞弟认错，道歉。陈敬贤虽然感到过意不去，心软，但正在气头上，又写了一封长信给陈嘉庚，尽吐心中之块垒。陈嘉庚没多一句话，对弟弟的发泄抱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这是一段感人的故事。兄弟二人一个为商业前途和闽南教育事业不惜兄弟手足情面，一个则为个人健康以及长远的国家社会利益而动情；两人为的都是国家社会利益这个共同的大目标。
那时正是“济南惨案”发生不久。陈敬贤早就萌发离日回国之心。兄弟这次不快之后，更坚定了他归国的决心。信寄出之后，他就打点行装，登船回国。
他在上海登岸，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返回故里。到集美，眼中所见，给他添了烦心。校务的纷扰，他的主张不被兄长和学校采纳（主要是把调和法纳入正常教学中，以教化师生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健康状况不佳，这使他最终下定决心退出校政各务，寓于厦门南普陀寺养病。
那件事过后，兄弟加深了了解，血浓于水，兄弟情分自在心间。但，因为有过那次过节，彼此言谈行事都较前小心，两人之间有了一层无形的隔阂。
陈嘉庚、陈敬贤兄弟没有分家。1919年陈嘉庚公司成立时，他主张公司只用陈嘉庚的名号，自己只做股东。1931年，陈嘉庚公司被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嘉庚要陈敬贤到鼓浪屿英国领事馆签署授权书，将其名下所有股份，包括在新加坡的动产、不动产全数交给陈嘉庚处理，并入有限公司。也许是心存芥蒂，他没有直接告知陈敬贤，而是写信给林文庆，由林文庆转达。这样做，陈嘉庚也许有自己的考虑，但这难免使陈敬贤产生其他想法。但陈敬贤还是依陈嘉庚吩咐把所有在他名下的财产都交了出去。陈敬贤把财产交出去以后，他夫人王碧莲问他：以后怎么生活？陈敬贤笑着说：只要“陈嘉庚”三个字仍抬得起来，还愁没有饭吃？可见，在陈敬贤心中，“陈嘉庚”包含着自己，维护陈嘉庚就是维护他自己。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是陈嘉庚的故旧的帮助，特别是李光前的鼎力相助，才有陈敬贤的公子陈共存后来的家业。
1933年冬，陈敬贤离家出游，先后到福州鼓山、杭州招贤寺、浙江天目山、泉州开元寺等地，遍游名山大川，专心研究禅理，断荤茹素，虔诵经藏，写诗作文，超尘脱俗。陈嘉庚企业收盘后，陈敬贤体谅兄长的困难，主动提出停止给他汇款供费，用自己囊中的余款节俭度日。
陈嘉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是他最思念陈敬贤的时候。1936年初，陈敬贤云游至杭州城隍山，因郁气攻心，爆发唇疔，又被庸医所误，遂至不起。王碧莲和独子陈共存闻讯赶到，陈敬贤已于1月20日谢世。夫妻父子竟不能当面诀别。而这位曾与其兄拥有千万家财的大富翁撒手人寰之后，身边竟然只剩一块银元和几枚银毫。
陈敬贤终年49岁，去世时是一佛教居士，遗下孀妻并二子一女，其中一男一女，博济和爱英是陈嘉庚过继给他的。陈敬贤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苏州灵岩佛寺。
噩耗传到集美、新加坡，陈氏族人族亲、亲朋友好，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师生悲痛不已。陈嘉庚痛失手足，心如刀绞，件件往事浮上心头。
陈嘉庚与陈敬贤相差15岁。陈敬贤的童年是和陈嘉庚一起度过的。父亲不在身边，没有父爱，只有母亲给他们关爱和照顾。因为没有父亲耳提面命地教育他们，陈嘉庚起着引领和教导的责任。1895年，六岁的陈敬贤进陈嘉庚创办的惕斋学塾。1897年，陈敬贤9岁，母亲遽然去世。年幼丧母，这对陈敬贤说来宛如一场噩梦。他日夜守候在母亲的灵柩旁，长达六个月之久。当时庶母操持家务，对他不好。小敬贤曾与姐姐相约自杀。后因姐半途折返，他的小命才保住。1900年，12岁的陈敬贤得嫂嫂金戒指一只，变卖作川资，前往新加坡投奔父兄。陈敬贤住在顺安米店，受兄陈嘉庚严格管束，举动稍越常轨，陈嘉庚便痛绳之。陈敬贤立志读书，所学大进，“言行谨饬，有类醇儒”。
父亲的企业破产后，陈嘉庚打开一片新天地，陈敬贤也出了一份力。陈敬贤与陈嘉庚志同道合，胼手胝足，为共同的事业拼搏，生意如日中天。岂料，21岁上，陈敬贤积劳成疾，年纪轻轻的就患咯血症。
集美大社的阿伯阿姆泣泪说：
1910年陈敬贤与王碧莲结婚。集美家乡演戏庆祝12天，厦门水道来往之船只无不张灯结彩以示庆贺。王碧莲的父亲王安顿是清末海军三品武官，勤政爱民，镇守厦门时，建设炮台，训练士兵，捍卫海疆，厦门市民赠“万人伞”以示爱戴。
和陈敬贤同辈的华侨说：
陈敬贤携王碧莲到新加坡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此后，陈敬贤积极帮助兄长领导福建保安捐募捐运动，9个月募得13万叻币。1912年底他加入刚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其党员，1913年7月当选为新华国民党交通部120位职员之一。
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等与陈敬贤共事过的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忆其与陈敬贤在新加坡打拼的岁月。
1919年，陈嘉庚把海外的企业交付给陈敬贤后，星马经济发生不景气，陈敬贤主持下的陈嘉庚公司却在短短的三年内，获得三大成就。一、为涂桥头陈嘉庚树胶制造厂扩大两万平方米的空地，供日后发展之用；二、奠定了公司树胶制造厂成品加工业的发展基础；三、三年共获利280多万元。陈敬贤夜以继日，操劳过度，病魔缠身。陈敬贤曾患痢疾，每天下痢10多次，抱病在家。公司职员来报火警，他立即出门，奔赴现场。
李光前夫人陈爱礼更是伤心。她和哥哥弟弟妹妹们，都得到叔叔无微不至的关怀。1920年她和李光前结婚，父亲陈嘉庚在厦门，是叔叔陈敬贤和夫人王碧莲当主婚人，为他们主婚。
陈敬贤去世正值寒假，多数师生不在校。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及厦门校友会联合各界在厦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
4月18日，集美学校师生在本校举行“陈敬贤校主追悼大会”，缅怀二校主陈敬贤的巨大贡献和业绩，师生含泪讲述他感人的故事。
1917年，陈敬贤奉陈嘉庚之命回集美创办师范中学，建筑校舍，延聘校长师资，招收学生。陈嘉庚和陈敬贤兄弟二人为集美学校制定的“诚毅”校训是他亲笔所书，厦门大学 “囊萤楼”的楼名是他亲笔所题。
特别感人、催人泪下的是：1918年秋，闽粤两军于厦集交战，交通受阻，学校断粮。陈敬贤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到厦门运粮，解决学校用粮困难。校中发生流行病，他又往返于厦门与集美之间，为学生请医求药。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把教职员轮批请到家中，请他们喝茶，吃点心，谈心聊天，亲如一家。
1925年，他因筹办农林学校，操劳过度，旧病复发，不得不再次到日本疗养。
国内外有关团体、纷纷发来唁电、唁函，送来挽轴、挽联表示哀悼。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笔为陈敬贤的逝世题写诔辞；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敬题“敬贤先生像赞”；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为陈敬贤遗像题字：“树人为志 桑梓蒙庥”，并送挽联：“报国有雄图兴学斥资栽桃李， 居山撄宿疾明心见性证菩提。”
为纪念陈敬贤，1937年1月，集美学校把礼堂改署“敬贤堂”，并立石碑以为永久纪念。碑文写道：“……念缔造之维艰，望典型之不远，爰以先生之名名堂，勒石纪焉……”
1937年9月，陈共存与其母王碧莲到新加坡。陈共存到怡和轩俱乐部拜候伯父陈嘉庚。陈嘉庚在三楼和他会面。陈嘉庚和陈共存坐在一张四方形红木桌旁。陈共存见伯父外貌、举止酷似父亲陈敬贤，不禁潸然泪下。陈嘉庚给他讲了他们家的历史，讲自己如何与他父亲合力拼搏，从祖业中落，到创业，至鼎盛，直至收盘。陈嘉庚说：“经过这些事，人生观也随着改变。现在就是有黄金在地上，我也懒得俯身拾起。”
1942年日寇入侵新加坡，陈嘉庚在最后一刻才离开，连家人都来不及告别，但在离坡之前，他特地留下五百元，托人转交王碧莲，作为生活费。
集美学校第一批永久校舍是陈敬贤督建的。在这些建筑中有一座水塔。1933年这座水塔经加层成为学校的钟楼，成了早期集美学校的地标，象征性的建筑。钟楼的钟声响着，清脆，悠扬，那是校主陈嘉庚和二校主陈敬贤敲响的钟声。而如今，钟声依旧，可二校主已去，只有校主陈嘉庚独自在为集美学校发展呕心沥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