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庚精神激励我为内蒙人民奉献一生

·洪子瑜

我于1943年至1949年在集美中学学习，恰逢30周年校庆。许多老师给我们介绍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的涵义，每天我们学唱校歌，这加深了我对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精神实质的理解。毕业后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学习、工作、为人处事的准则，作为座右铭。

高中毕业后，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卫生专业，逐步了解预防医学在国家卫生工作的重要性。1952年暑假，中央卫生部组织防治梅毒工作队（简称“抗梅队”）到内蒙工作。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关心牧民的疾苦，牧民缺少卫生知识，梅毒病流行，影响了劳动生产力，有的家庭甚至面临不能传宗接代的危险。参加这次工作，我受到一次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对内蒙人民产生了感情。

1953年毕业后，接受祖国人民的挑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被分配到内蒙乌兰浩特东郊区防疫站工作。初到乌兰浩特时，正是我们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经济恢复期，生活还很艰苦。吃的是高梁米和玉米渣。北方冬日短，一天只吃两餐饭。对此，我这个新来的南方人，极不习惯。我的每一天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生活上的不习惯，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动摇。我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下定决心，绝不当逃兵。因为我是陈嘉庚办的学校来的，我不能给学校、不能给嘉庚先生抹黑。这也是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给了我现在人常说的“正能量”。我决定留在内蒙古，为内蒙人民服务，为内蒙的卫生事业大干一场。

那年9月，呼和浩特郊区发生鼠疫。我和同事连夜深入疫区，在大小隔离圈内，开展灭鼠灭蚤工作，对发烧和疑似患者进行隔离，集中观察、治疗。对近期死亡者，我们进行挖坟破棺取其生物样品化验，并进行流行科学调查。每一项工作都是一场考验，尤其是挖坟破棺取样，更是让人心惊肉跳。我时时想到老师的教诲，战胜了恐惧，经过15天奋战，消除了疫情，并获得卫生部的批准。

我们刚歇一口气，1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牙克石地区发生了猩红热病疫。防疫站让我带8名人员前往协助工作。在当地领导的支持和卫生部门的配合下，我和同事们根据传染病防治办法，挨家挨户对疑似病人进行检诊消毒和预防性投药。我们在摄氏零下35度的恶劣条件下，苦战了一个月，终于控制了猩红热传播蔓延，完成了任务。

1954年初，国务院决定内蒙和原绥远省合并为内蒙古自治区。我被调到包头从事工矿卫生工作。包头原是个皮毛集散地，要把这样一个小城市建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支援队伍恰似滚滚的洪流、夜以继日地开进包头。工地卫生成为紧急任务。为了防止疫情的发生，保障工作人员的健康，保证建设顺利完成，我和同事们制定了《工地卫生管理暂行办法》，着手组织培训工地卫生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卫生检查，管理好工地现场和食堂卫生。与此同时，根据卫生部和国家建委指示，与有关部门合作，我们参与对新建和扩建厂矿厂址的选择，施工检查和竣工后的验收工作。我们还对日本、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厂矿的劳动卫生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消除卫生隐患。

1957年为贯彻国务院有关防治厂矿矽尘危害的决定，我们对8个厂矿进行矽肺调查。经4个多月的工作，检查了800多名工人，确诊了各期矽肺、煤矽肺及各类尘肺患者病例，为自治区矽肺检查开了先河。1960年，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我们又在全市进行普查，检查了5万多人，确诊各期矽肺患者，为矽肺患者调换工作，为离、退休人员劳动待遇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还组织对铅苯汞TNT和有机鄰等毒物进行普查，检查7000多人，确诊各种中毒病例。我们还根据包头市特点，进行嗓音震动等物理因素的调查。此外，我们还配合有关部门抓好防空降尘工作，先后在包头耐火厂、包钢耐火厂和白云矿区召开防尘工作现场会，推广经验。

在上述各项调查基础上，我们在全市建立了工业卫生档案，为以后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做好各项工作，我们先后举办各类型职业病防治学习班，各种毒物绘测学班10期，参加学习人数达500余人，培养造就了一批职防骨干，为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每次调查过后，我们都进行总结。我本人共写出调查报告和有关论文50多篇，编造包头市劳动卫生与职业资料7册，多次参加全国和地区学术交流。

我先后应邀兼任呼和浩特卫校、包头卫校和包头医学院的教学工作，担任9个班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教学工作，讲课300多学时。

我在内蒙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期间，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特别是在同事们的协作帮助下，取得了一些成绩。1986年12月卫生部授予我“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母校的光荣，是嘉庚精神“诚毅”校训激励、教育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