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嘉奖我送的情报

·王水泊

1949年9月初，晋江解放。我们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进驻安海镇。团队政治处主任郑种植派我和王曼生同志回同安工作。

9月9日，我们随交通员从安海来到水头，进入同安境内。我们走进山沟里的一座旧炮楼，找到地下党同安工作团的同志。组织委员吴良诚看了介绍信，分配我们到同安新三区工委工作，我担任情报委员。交通员连夜带我们上路，赶到同安城关区工委驻地时天才蒙蒙亮。稍微休息后，城关区工委派交通员送我们越过国民党警戒线，到新三区工委驻地后溪埭岸头村交通站站长王天赐同志的家。新三区工委书记陈名贤告诉我们：厦门岛内形势很紧张。毛森当了厦门警备司令后，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搜捕革命群众。市工委和一批革命同志已撤退到我们新三区，有一些资料来不及转移出来。

因为王曼生同志过去在市区当过店员，对岛内的情况比较熟悉，陈名贤同志要他立即回厦门。并派工作队陈顺言与他配合。他要求无论如何要把密码本和厦、金、鼓的军事布防图等文件安全带回来。

他布置的另一个任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闽南情报站少将站长张圣才要投诚。他掌握了一些重要情报，有起义的联络信号和军事布防图等，要派人赶快取回来。张圣才是板桥乡东安村人，避难回家。他把这个任务交我负责，派工作队陈流配合。他交代材料当天晚上一定要取回，具体联络方法，市工委李永裕和梁铭富同志会详细交代。

于是，我们兵分两路，开始行动：王曼生、陈顺言去厦门；我和陈流去找张圣才。

陈流是我任集美高商地下党第四分支部书记时介绍入党的。他在新三区后田村做群众工作。东安和后田是邻村。我们通过东安小学校长约张圣才见面。9月10日晚上七时左右，校长带我们到学校礼堂。礼堂里没有一丝亮光，一片漆黑。校长用手电给我们照路。进了礼堂，我们看到讲台上也有人在打手电，有三、四个人影在走动。我们走过去，校长用手电照了一下讲台，走在前面的那个人，高高瘦瘦，行动干练利落。我想，这一定是我要找的人。我问： “你是张先生吗？”他回答说：“是的。”并反问我：“你是本地人吗？”我回答说：“我是集美珩山人。”他接着又问：“是谁派你来的？”我回答：“是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和闽中地下党厦门市工委姓李和姓梁的派我来的。”他说： “好！”然后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件东西交给我。我说声：“谢谢！”转身走出礼堂。我和校长打过招呼，就和陈流回到新三区工委，把那件东西交给陈名贤同志。

在场的梁铭富说：“这个情报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厦门解放，要赶快送到泉州中心县委。”并对我说，“小王，你刚从中心县委下来，上面的情况熟悉，还是你辛苦一趟，马上把情报送走。”

陈名贤要去中心县委汇报工作，要和我们一起走。区工委组织委员陈朱明，也有事去中心县委。于是，我们三人连夜爬山越岭，过了岩内村北侧的大岭，来到康厝村。

康厝村有我一位亲戚，当晚我们就在他家住下。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到了同安城关，陈朱明说：“城关溪边村有一位熟人，名叫叶文川，是集美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党员，先到他家了解一下城关要过什么关卡。”

我们到叶文川家。不巧，叶文川不在家。我们向他的家人打听情况，感到没有什么问题，三个人就通过梵天寺前面的大路，经过五显宫石桥，直奔县工作团的驻地后坝村。

妇女委员叶玉惠接见我们。她建议我们先到南安的莲河村，把情报材料直接交给31军前线指挥所，这比送到中心县委再转交部队快。

根据她的指示，陈朱明回新三区工委，我和陈名贤改道去莲河村。为了争取时间，又避开沿途国民党军警关卡的盘查，我们顶着烈日，走小道，爬过高山，穿过密林，忍着饥渴，直奔31军前线指挥所。

到了部队，我们把材料交给31军侦察科科长王建行（后担任31军军长）。他热情地接见我们，并连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说：“解放军为人民的解放，不怕流血牺牲；我们为解放厦门，吃点苦算什么！”

　　原国民党闽南情报站少将站长张圣才，向我们提供的是有关解放厦门的军事情报。这情报到底有多大价值，我不得而知。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闽中地下党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所著的《不改其乐》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原国民党李良荣部上校团长、《江生报》社长许祖义，国民党二十二兵团教导营上校副主任杨其精等人，经过周密计划，机智地绘制了国民党厦门驻军军事布防图。同安县工委派王曼生、王水泊（找军统闽南情报站少将站长张圣才）冒险取回送交解放军十兵团。这对顺利解放厦门岛做出了贡献，受到叶飞司令员的表扬。”据说叶飞还在情报材料上批示“嘉奖”两个字。这说明了我们取送的军事情报的价值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