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那些日子
[美国] 俞华萍
1969年4月11日，一大早，天灰蒙蒙的，暗淡、阴沉，就像我这“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一样。我上街买了一包爸爸喜欢的“海堤牌”香烟，挑了一包最便宜的饼干，又赶到肉铺，买了三毛钱肥肉。爸爸是“黑幫”，工資被扣留，每月仅发给20元生活费，我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回到家，我把肥肉炸了油，煮了一碗猪油渣青菜面条汤，给爸爸送去。爸爸在1968年底就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審查，罪名是“以黄文丰为首的1962年里应外合配合蒋匪反攻大陆的厦门点黑会成员”。当时，大姐华扬在南京，二姐婉华在厦门歌舞团，哥哥华毅和三姐华琳到龙岩永定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因未满十五岁，被允许暂时留下，家里只有病重的妈妈和我。每星期我被允许探望爸爸一次，带些爸爸所需的日用品，每次只有十来分钟时间，交完东西就得离开。前一星期，爸爸交待我带一包香烟，两条毛巾给他，因为他有时会吐血。我听了，心里一惊，爸爸当过远洋轮船长，身体一直很健康，怎么会吐血？看着爸爸消瘦的脸，我的心在颤抖。我强忍着泪，轻声地对爸爸说: “爸爸，您多保重！”
这段时间，爸爸吃尽苦头。过年前几天，爸爸被造反派押回家拿冬天的衣物。在睡房里，爸爸用低微的声音告诉妈妈，几天前，造反派蒙着他的眼睛，把他的双手反绑着，让他站在一条木椅上，威迫他承认是美蒋特务，是反攻大陆厦门点黑会成员，招供出同党。爸爸坚决不从。突然，有人从后面把脚下的椅子踢倒，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从一个角落被踢到另一个角落。爸爸流着泪对妈妈说: “我绝不是反攻大陆成员，我是爱国的啊!”我在旁边听着，心像刀割一样地痛！
我煮这碗面汤，想给爸爸补补身子。面汤味道不错，我舍不得喝一口，就都倒进一个旧的铝制饭盒。为了保温，我用一条旧毛巾把饭盒包好。我带上饭盒、香烟、饼干和毛巾，临出门又抓了一盒火柴，一块肥皂和一条围巾，出发看爸爸去。
我小心翼翼地提着面汤进了爸爸的“牛棚”，向值班的造反派要求见爸爸。他说：“你今天不能见他。”我一听急了，央求他说: “请你让我看他一下好吗? 就几分钟。我明天要去永定看我哥哥姐姐，下星期不能来了。请你行行好！”那个造反派把我带到一个楼梯间，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那人侧着身子挤进去，门又关上了。我独自一人站在外面，心里好生纳闷。过了一阵子，那人和另外一个造反派，是个小头目，从那小门缝里挤出身子来。那小头目我认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侨生，只身一人在集美。爸爸平时对他和另外和他一样家在海外的青年特别地关心，从学习到生活都格外关照。逢年过节，常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往日，这人对我爸爸也很好，左一声“俞校长”，右一声“俞老师”，叫得好亲热。他结婚时，我爸爸是长辈嘉宾；他孩子出世时，他缠着我爸爸给他孩子起名。可是，文革一开始，此人就换了一副面孔。他首先跳出来和爸爸划清界线，在单位里贴出第一张揭发爸爸的大字报。他批判爸爸对年青人宣扬封资修思想，他结婚的时候祝他早生贵子。
小头目见到我，说:“把东西交给我。你爸爸正在接受审查，今天你肯定不能见他。”听他这么一说，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怕给爸爸惹麻烦，硬把眼泪忍住，跟在他后面，回到爸爸的“牛棚”，把面汤重新包好，交给他。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又气又担心，眼泪啪啪地往下掉。走到家门口，我赶快把眼泪擦了，怕病重的妈妈担心。我不敢把爸爸吐血的事告诉妈妈，我知道事情很严重，但我一个小孩子，无人可商量，心急如焚，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挤上了下乡知青的车子，踏上去龙岩永定的旅途。车子经过爸爸所在的大楼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向爸爸说: “爸爸多保重，我会尽快赶回来看你的。”
当天黄昏，我到了哥哥、姐姐下乡的地方。好久没见面，我们兄妹三人高兴地谈着离别后的家事，高兴的，不高兴的。突然，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林焕模，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神色紧张地说: “加急电报!”哥哥一把接过来，我们三人一看，全傻了。上面写着: “父死速回。”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电报上白纸黑字，不可不信！我眼前一黑，混身发抖。没想到昨天不祥的预感居然成了现实！我绝望的呼喊着:“爸爸！爸爸！”但耳朵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脑子里只轰响着几个字: “爸爸走了! 爸爸走了!”哥哥泪如雨下，拳头猛敲土墙；三姐失声痛哭，哭得喘不过气来。丧父的巨大悲痛完全击倒了我们三兄妹。我们的心在淌着血！
这一天是1969年4月12号，天已全黑了，我们恨不得立刻赶回集美。可是，在那交通不便的山区，根本无车可搭。幸好村里一个好心的农民朋友帮我们联系到一辆运煤的汽车，连夜把我们带到龙岩火车站。第二天一早，我们搭上第一班的火车赶回集美。一路上我苦苦地想着: “爸爸，那碗汤面，你吃到了吗? 我在那小门外叫你，你听到了吗? 你抽到我买的香烟了吗?”我恨自己， 早知这样，我那时就拼死也要挤开那道小门，进去见爸爸最后一面！“爸爸！爸爸…… ! ”我无声地呼喊着，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起爸爸妈妈告诉我的爸爸的往事。
1940年前后，爸爸从海外回家探亲。他已先后在英国轮船“金尼华司”号和“尼尔斯摩拉”号上任职多年。一家人团聚，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其乐融融。亲朋好友闻讯而来，探望敘旧，热闹极了。爸爸是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毕业生，之后，又在校主陈嘉庚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他目睹中国海权丧失的现状，十分痛心。他暗暗发誓：中国航海人一定要挽回海权！抗战时期，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迁往安溪、大田，教师十分短缺，校主陈嘉庚先生号召有实际经验的航海校友回校任教。爸爸义无反顾地响应校主的召唤,当即向公司提出辞呈，把行李托人带回，自己赶忙回到母校执教。1941年2月，爸爸回校任教师、教导主任， 1946年2月出任校长。抗战胜利后，爸爸再次出洋，任国际远洋轮船长，扬帆出海。
解放初期，母校百废待兴。陈嘉庚校主再次邀请爸爸回校当校长。这一消息传出，就有人说，俞文农不可能放着名利双收的船长不当，回来当这个薪金微薄的校长？更有亲戚劝爸爸三思而后行。可是他们哪里知道，爸爸心中装着的不止是我们这个小家，他心中怀着的是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赤诚。1951年9月，爸爸再次放弃了上千美元薪金的船长职务，第二次挑起了集美航海水产学校校长的重担。爸爸不为名利所动，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为祖国的水产、航海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想到这里，我为我有这么一位好爸爸而感到自豪！
火车进入集美站。车窗外，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车门一打开，我们迫不及待地往下跳。我们兄妹仨顶着风雨不顾一切地往家里跑。突然，哥哥抱住桥边的一根电线杆，嚎啕痛哭起来。因为原来哥哥和姐姐到龙岩坎市插队落户时, 爸爸由一个监管人员跟着, 早早站在这电线杆下, 等着和他的两个儿女道别。见到我们, 爸爸从大姐手上接过他的小外孙，深情地亲吻了他，然后握住哥哥和三姐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凡事多加小心！”爸爸内心充满了对儿女的无限牵挂。临开车时，三姐因惜别家乡、亲人而哭泣, 爸爸挥着手大声喊道: “别哭, 勇敢点！”没想到这竟是他俩和父亲的诀别。
一进家门，二姐婉华迎上来，示意我们小声点。她告诉我们，妈妈接到爸爸的噩耗后，悲痛过度，神志不清，一直讲着胡话。她已经一天一夜不吃不睡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动不动，就像木头人一样。也许是过分悲伤，妈妈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偷偷过来看望妈妈的邻居怕她出事，劝她哭出来，好受一些。可是她終究没哭出来。我们急忙闯进房间看妈妈。妈妈看到我们，先是一愣，接着又像是不认识一样，毫无反应。哥哥华毅扑向前将妈妈搂住，哭着说：“妈妈，看着我，我是阿毅啊！”此時，妈妈的哭声才像决了堤的洪水般地突然爆发出来；那哭声，撕心裂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跟着洒泪。
屋外雷声仍然不断，瓢泼大雨将屋前的土坪冲出了一条条的小沟，浑黄的雨水夹着树叶、泥土往低处倾泻。 我突然猛醒过来，想要见爸爸。我大声吼着：“爸爸! 你在那里啊? 我要看我的爸爸！” 我泪如泉涌， 一下抓住二姐的手问: “爸爸在那里? 我们现在就去看爸爸吧!” 二姐摇着头， 双手蒙着脸， 哽咽着说:“我们永远见不到爸爸了。他们说爸爸是反革命，勒令妈妈必须立刻收埋。妈妈举目无亲，望着爸爸胸部和双膝满是血迹的遗体，她再也忍不住了，发疯似地对着毫无人性的造反派狂吼：‘你们叫我用手埋呀?’妈妈要求等子女回家再处理爸爸的后事，但遭到无情的拒绝。 他们再次勒令妈妈立刻收埋。可怜的妈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时昏了过去。”在造反派的淫威下，一位集美大社的老伯伯将爸爸埋葬在集美郊区的墓地。二姐泣不成声地说：“连在厦门的我都无法见到爸爸最后一面。他们不许我们子女见面……”听到这儿，我的血猛地往头上冲，脑子就像要爆开来似的。上有天，下有地， 世上谁没父母? 炎黄子孙，世世代代， 尽孝道， 拜跪为父母送终，见上最后一面，天经地义，有谁会阻拦? 可是，这帮丧失人道的造反派，竟然连我们子女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残酷地给剥夺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虽然还只是个未成年的青少年，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爸爸的胸部和膝盖上的血一定是他们阻止我们见爸爸最后一面的原因。爸爸的死因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真相！
下午，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大姐到了。 我们兄妹几人来到了爸爸生前住的“牛棚”， 收拾爸爸的遗物。一进房间，一股很浓的血腥味扑鼻而来。不知爸爸生前遭受何等的摧残！两天前，我给爸爸送面条汤的那个铝饭盒还在桌上，外面仍然包着那条用来保温的旧毛巾，显然爸爸没有动过。我打开饭盒，面条的余味依然，……。
爸爸的遗物少得可怜， 除了我带来的那包没开过的海堤牌香烟，二条毛巾，一盒火柴，再就是几套换洗的衣服，盥洗用具和一支钢笔。这就是爸爸—— 一位曾经是享誉海内外航海界的船长，一个放弃海外优厚待遇，诚心诚意回国报效国家的高级航海专业人材，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长，临终拥有的全部家当。
第二天， 我们来到爸爸的墓前，爸爸被葬在郊区海边的一片松林里。说是坟墓，其实是一个黄土堆，没有墓碑。大姐流着泪把爸爸送她的一本精美笔记本，摆在爸爸的墓前。那是大姐考入南京大学时，爸爸因主持会议未能到车站给她送行，委托一位老师到车站送给她的饯行礼物，扉页上写着爸爸对女儿勉励和祝福话语。现在物是人非，笔记本上又添了女儿行行的泪痕。大姐和爸爸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节。她与二姐婉华到关押父亲的地方看望他。 父亲一见到她们就对看管人员说：“请求领导将扣发我的工资发给家属。”接着转身对着她俩说：“我很对不起你们, 连累了你们。” 看到父亲脸上的悲凉、无奈和对家庭歉疚的神情,姐妹俩禁不住泪流满面。然而，她们万万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我们五个子女， 跪拜爸爸的墓前， 千遍万遍地呼喊着爸爸， 可是爸爸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喊声了。爸爸，我们最最敬爱的父亲，您两次应校主之召回国肩挑校长重任，为实现中国航海一代人挽回“海权”的宏愿，发展我国水产、航海教育事业，培养高水平国际水产航海人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难道是“反党、反人民的美蒋特务分子”所为吗？！爸爸啊，您走得太急， 走得太冤， 我们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对您说， 您还未能享受到子女的孝顺和天伦之乐呀！想起我们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您，这又怎么不叫孩儿们肝肠寸断呢？
阵阵海风轻拂着松林，发出低沉忧伤的沙沙声，仿佛和我们一起哀悼亲爱的爸爸。我们泪哭干了，声哭哑了。我用颤抖的双手捧起爸爸坟上的黄泥土，就如当年捧着爸爸的脸和他讲悄悄话一样，轻声地对着爸爸的墓说：“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我们知道您是清白的。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您做出公正的评价。人们将不会忘记您是一个曾为祖国的航海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忠诚赤子。”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刻骨铭心的，留下了无尽的悲伤与怀念的一刻！
（本文作者: 旅美的集美校友，俞文农校长的小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