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集美学校（选登） 1943-1953 烽火岁月 百废待兴

29、校主，你在那里？

   194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他驱车进入城区，天色已黑，华灯初上，到处是一派浓浓的庆圣诞迎新年的欢乐气氛。他到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各报、各新闻社的记者早已聚集在那里，抢占最佳位置，争夺头条新闻。陈嘉庚一进门，各路记者围了上去，镁光灯伴着咔嚓咔嚓的照相机的快门声闪着炫目的光。记者提出各种问题，陈嘉庚借回答问题谈了他回国观感和对国内时局的看法。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1月24日，陈嘉庚离开桂林，到柳州等地考察后，从昆明出发视察滇缅公路。12月9日从宛町入缅甸境。在仰光逗留一周后，乘船到槟城，住好友刘玉水处。他又到马来亚多个地方。无论是在缅甸，还是在马来亚，所到之处，陈嘉庚都如实地向侨胞报告回国的情况，特别是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陈嘉庚对记者说“谢谢光临。再会！”之后，回到自己在三楼的卧室。此时，时钟的时针和分针正在滴答滴答地靠近，就要在十二点处重叠。他脱掉西装外套，走到阳台上。时候已近午夜，但元旦前夕的新加坡城，万家灯火比平时更加璀璨，节日的霓虹灯闪着五彩斑斓的光，一片宁静、和平、繁荣的景象，这和他九个月来在祖国所见的受敌寇蹂躏的战争惨景完全是两种景象，两种对比强烈的景象，天堂和地狱的景象。他越发感到日寇的可恨，和平的珍贵。

咚咚咚咚……时钟响亮地敲了12下，1941年的新年到来了。陈嘉庚就这样迎来了新的一年，一个充满挑战、角逐的年头，一个大难临头的年头。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晚上，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陈嘉庚在怡和轩三楼卧室里休息，突然听到三声巨响，开始他以为是打雷。他起身一看，空中火光四溅，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与此同时，高音警报长鸣。陈嘉庚明白日本人已开始轰炸新加坡，日本对英国的战争已经打响。此刻，他没有恐惧，倒觉得极大的宽慰，因为，日本人四处树敌，伟大祖国就不再孤军与敌人奋战了，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而且越来越近了。

1月15日，陈嘉庚写信给陈六使，劝他把钱存到祖国。陈六使由新加坡中国银行汇出700万。陈嘉庚又找女婿李光前、儿子陈济民、陈厥祥等人，他们又汇出150万。

新加坡殖民当局请求陈嘉庚负责华侨动员会的工作，为各地提供援助。形势危急，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到怡和轩劝陈嘉庚早日离开新加坡。陈嘉庚表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旦被日本人拘捕，他绝对不屈服。他已经做了以身殉国的准备。

1月31日，英军炸断连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柔佛大桥，准备撤退，却给华侨抗日义勇军发枪一千支，让这些未经训练的华侨守前线。陈嘉庚不赞成武装华侨让华侨当炮灰的做法，决定离开新加坡。

2月1日，日军占领柔佛，开始进攻新加坡。

2月3日，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前来催促陈嘉庚离开。陈嘉庚觉得还不到最后时刻，不想离开。陈贵贱说：“政府已经来人把这小火轮登记上册，随时可能征召。到时，想走也走不了啦！”陈嘉庚连家人都来不及道别，给陈敬贤夫人王碧莲留下五百元做生活费，就登上陈贵贱停在新加坡美芝路码头的小火轮。同时登上另一艘小火轮离开新加坡的有黄奕欢、胡愈之、李铁民、郁达夫、张楚琨等抗日分子及家属。小船冒起一阵浓烟，突突地起动，离开新加坡，冲进万顷波涛，向着茫茫的海天连接处驶去……

此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一条消息，说：陈嘉庚“以华侨领袖自居……不顾侨胞安全，骗取通行证，潜行离星……”恶毒地对陈嘉庚造谣中伤。

自新加坡失陷之后，集美学校的师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校主的消息，他们日夜都在为校主的安危操心，有的甚至偷偷地流眼泪，有的暗暗的为校主祈祷祝福。当《血花日报》的抄报员从重庆中央电台听到这条消息后，这新闻就迅速地传布开了。师生们真是又高兴又气愤。高兴的是终于有了校主的消息，校主已安然离开新加坡；气愤的是国民党当局竟然用这种恶劣的态度对待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华侨领袖，用如此恶毒的语言、卑劣的手段中伤一位万民崇敬的伟人，举世闻名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校主。

为此，陈村牧主持校董会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对陈嘉庚的污蔑。他说：“他们竟敢用如此卑劣手段，造谣中伤我校主，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些跳梁小丑！”

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的无耻谰言进行批驳，情绪激愤，言辞激烈。会议决定，调动各种手段，发动学校师生，省内外校友以及闽南各地华侨团体，社会人士，利用报纸、刊物，对中央社进行坚决的回击；并且决定：以集美学校校董会的名义，在各地报纸刊登“辟谣启事”，发表致国民党中宣部、中央社电文，驳斥其污蔑陈嘉庚的无耻谰言。

校主安然离开日寇占领下的新加坡，这使大家无限宽慰；回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对校主的攻击，大家感到义不容辞。可是，在这太平洋战云密布，处处狼烟的时刻，校主陈嘉庚不知身在何方，生死未卜，大家有泪往肚里流，都希望用一种方式表达自己想念校主的心情，为校主祈福的愿望。

于是，校董会会议决定：着手准备于1943年10月21日在安溪校部举行庆祝集美学校建校卅周年暨校主七秩寿辰以及陈大弼执教25周年活动。

集美学校广大师生在心里呼喊：校主，你在哪里？

陈嘉庚一行驾着小艇向荷印（现印尼）开去，第二天在苏门答腊靠岸。2月15日，陈嘉庚到达巨港，他们发现巨港已被日军占领。2月15日是中国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在这一天，日军攻陷新加坡。13万英国联军抵挡不住6万日本兵，都成了日军的俘虏；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在投降书上签字。新加坡成了“昭南岛”。

几经辗转，陈嘉庚在日本宪兵严密的盘查、追捕下，先后到达万隆、吧城（雅加达），在郭应麟、林翠锦、廖天赐等厦大、集美校友的保护下，到达泗水，在梭罗与校友黄丹季、陈明津相见。他们在梭罗觅屋，郭应麟为其准备了化名李文雪的身份证，陈嘉庚就在梭罗住下。过了两三个月，陈嘉庚觉得梭罗的住处有不祥之兆，于是，他们于8月初迁到玛琅巴蓝街4号。没过几天，听说日本宪兵部派人四处暗查陈嘉庚的踪迹。几位校友感到十分焦虑。陈嘉庚安慰他们：“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把年纪了，就是死了也不算夭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我将一死以谢国家！”但大家还是无时不为他提心吊胆。

而此时，在安溪、大田的集美学校，因为陈六使等的汇款还无着落，学校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危难之中，他们努力自救，为校主分忧，也更加思念校主陈嘉庚。

陈嘉庚的儿子陈国庆当时流落在重庆。他去问蒋委员长，可有他父亲的消息。蒋介石告诉他：“没有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回答。是的，像陈嘉庚这样的人物，一旦有什么事，肯定消息满天飞。没有消息，说明陈嘉庚是安全的。所以，“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是，这样的回答宽慰不了陈国庆的心，也不能给集美学校师生任何安慰。

玛琅是座山城，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不冷不热。陈嘉庚住在那里，生活安定、舒适，吃得好，精神愉快。他说生活过得比在新加坡还好。他还因此产生自责：说战时艰难，不该有这等享受。但，在日本人践踏下没有一寸安静的乐土。日敌悬赏百万荷盾捉拿他，陈嘉庚经常受惊吓。

一天清晨，一阵汽车的马达声响过之后，日本宪兵把住屋团团围住。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黄丹季他们吓得魂飞天外，为了掩护校主，还是壮起胆去开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几个凶神恶煞持枪的日本宪兵。见到黄丹季，其中一人嚷嚷道：“不是荷兰人！不是荷兰人！”另一个喊道：“错了，错了，不是四号，是二号。”他们是来抓住在2号的荷兰军医，走错门。

在此之前，住在3号的荷兰工程师的妻子被抓进了集中营。

一天下午，来了一辆汽车，停在门前。大家吓得满头大汗。原来那日本人是来查6号屋主的家产。又是一场虚惊。

一天，陈嘉庚躺在躺椅上看书。进来了几个日本兵，领头的手指着陈嘉庚，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陈嘉庚照样看他的书。此时，黄丹季从内厅赶出，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示意老人耳聋，听不见。这一招总算把日本人糊弄过去了，但他们都吃惊不小。

陈嘉庚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42年。1943年3月，陈嘉庚开始着手撰写《南侨回忆录》。

后来，7号搬进一个台湾女人，日本宪兵队长的姘妇。这女人会说闽南话，经常过来聊天。敬鬼神而远之。为安全起见，陈嘉庚由黄丹季陪着，到刘玉水寓所暂住，后移至峇株与李荣坤家同住。那座房子在大路旁，来往人多，敌人也常来常往，曾经有日本兵进屋来讨咖啡喝。校友及知交都劝陈嘉庚转移，但陈嘉庚坚执不肯。他不信鬼神，但半信命运。他认为，如果末日未到，就不必迁移；如果末日已到，迁移也无用。自己平生于国于社会问心无愧，安危付之天命，听其自然。他身上一直带有极毒的氰化钾，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在安溪、大田的集美学校，继1942年集美学校校友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校友养校”的倡议之后，1943年3月，学校老教师陈大弼又提出《扩大校友养校运动》的倡议。广大校友热烈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以奠母校经费长久之基，使校主的伟大理想与母校的光荣历史永垂无疆，庶于‘校友’的名分责任两俱无愧！”

10月19日起，集美学校师生开始为期一周的庆祝集美学校建校卅周年暨校主七秩寿辰以及陈大弼执教25周年活动。19日起，分布在诗山、大田、同安的高中、高商、高农、小学的师生员工和晋江、同安、永春、安溪等县校友，满怀激情，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先后汇集安溪县城。第四行政区张专员及附近各县的来宾也在20日莅校。

20日，安溪县城到处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派喜庆气氛。夜幕降临之后，文庙一带，灯火通明，火把点点，座座用榕树枝叶编搭而成、缀满鲜花的牌楼在火光映照下，显得非常地艳丽耀眼。安溪城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庆典，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出现在街道上。到处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街道两旁的住户，从窗户探出头来看热闹。

21日，庆典正式举行。会场和寿堂设在安溪文庙大成殿前的广场上。一个硕大的用金纸做成的“寿”字挂在寿堂的正中央，两旁悬挂着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会首长、各省当局、教育界名流及本省长官的颂祝诗文。

21日上午8时，“三庆”典礼开始。各界首长、校友、嘉宾以及学校师生到寿堂拜寿。

红烛高烧，焰光四照。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按司仪的口令，在欢快喜庆的乐曲声中，向校主玉照三鞠躬。中午，出席庆典的人士和师生，人人吃闽南的面线、红蛋。面线，也叫线面，面线长又长，祝福校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鸡蛋圆又红，祝福校主吉人天相，万事如意。

此时，在距峇株市一公里半的笨珍路，陈嘉庚在李荣坤寓所里，正埋头写着他的《南侨回忆录》。

他是10日前，即10月10日搬到这里来的。那一天是农历九月十二日，正是陈嘉庚70岁生日。陈嘉庚平时不让家人为他做生日，祝寿，而家人都背着他在每年阴历的九月十二日，在厅堂点红烛，烧高香；早餐吃面线红蛋，晚上吃大餐，为他祝寿祈福。林翠锦有个表妹，名王素虹，是陈嘉庚二公子陈厥祥的太太。林翠锦在表妹家住过，知道他们家有这个规矩。于是，她和郭应麟、黄丹季等校友就在这一天，煮面线红蛋，杀鸡宰鸭，买鱼买虾，心照不宣地为校主做生日。

这天早餐，黄丹季吃过面线鸡蛋后，就骑自行车到工地巡视。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地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风声紧”三个字，署名李荣坤，并有泗水的地址。黄丹季赶回家和林翠锦商量怎么办。两人商定暂不让老人知道，先由黄丹季到李荣坤处打听个究竟，然后决定如何行动。

    黄丹季找到李荣坤，李荣坤详细地告诉事情的来龙去脉。

李荣坤是在泗水出生的华侨后裔，虽非厦大、集美校友，但仰慕陈嘉庚的为人。离泗水不远的玛琅住着一位兴化籍的侨商，名陈嘉祺。他原来的一个伙计，略通日语，被日本人找去当翻译。日本人令他打探陈嘉庚在玛琅的行踪，有消息要立即报告。这个伙计来问他的老头家，可听到有关陈嘉庚在玛琅的消息，日本查得很紧。陈嘉祺一听说要查陈嘉庚，一下子慌了神。他急中生智，立即回说：“陈嘉庚哪会到玛琅这个地方来呀？我想八成是有人把我陈嘉祺误当陈嘉庚，报给日本人了。名相近而实不相如也！”

李荣坤听到陈嘉祺给他透露的这个秘密，也十分着急，立即到黄丹季的工地通风报信。因为找不到人，就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

经商量，大家觉得陈嘉庚还是离开玛琅为妙。于是，就在大家为陈嘉庚做70大寿的当天，陈嘉庚迁到泗水与李荣坤家同住。

在日本宪兵的追捕下，陈嘉庚经常迁徙于泗水、玛琅以及附近的峇株、梭罗之间。

对此，陈嘉庚颇有感慨地说：“新加坡怡和轩瞎眼的算命先生说我要过七十才会出运。他的话还真灵验。我七十生日，到七十，未过七十，难免受此虚惊。”

李荣坤的家在大路旁，行人来来往往，日本宪兵也常路过，还到过他们家讨水喝。为策安全，黄丹季等人劝陈嘉庚另搬他处，陈嘉庚坚持不肯。他说自己不信鬼神，但半信命运。如果自己末日未到，何必再搬迁？如果末日已到，搬迁也没用。一旦不幸被捕，敌人一定会逼他做傀儡，替他们说话。那他坚决不从，将一死以报国家。

陈嘉庚埋头写他的《南侨回忆录》。

安溪。10月21日夜，学校举行音乐晚会，表演军乐、弦乐、独唱、混声、口琴、钢琴等20多个节目。

22日中午，明伦堂东边的大膳厅 2000人大会餐。会餐分两场， 安溪县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出席。

游艺晚会连续举行三天，分别演出《反间谍》、《野玫瑰》、《金指环》等三部话剧。

运动会21日下午开始，24日下午结束，25日上午颁奖，历时五天。

大会在寿堂两旁连庑通廊的十余间教室，举行教育成果展览，陈列书画、仪器、博物、劳作、农产加工品等，集中表现集美建校三十年取得的辉煌成果。

大会还编辑出版了纪念刊。纪念刊印有陈嘉庚的木刻像，上面刻着“ By M. G.”字样，为著名木刻家朱鸣冈所作。

福建各地校友会相继举行庆祝活动。战时省会永安也举行庆祝大会，省府主席、秘书长、外事科长都参加。厦门大学校友总会、集美学校校友会长汀分会编辑出版了《校主陈嘉庚七秩庆特刊》，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为之题词：“嘉庚老伯七秩大寿——耆英望重”。他还另题“德高寿永”，刊于《中南日报》，以扩大影响。庆祝活动打掉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义，讨回公道。

校友会把各地校友为校主祝寿捐款国币40万元，拨充奖学基金。

校友会提出“校友养校”的倡议，各地校友会捐献基金达3400多万元。

学校奖给在集美学校从教25年的陈大弼老师“良师兴国”巨型宝鼎一座，并现金2万元。陈大弼是学校的英语老师，爱校如家，他的9个子女、9个儿媳、女婿全都是集美校友。有人戏说：“陈老师一家就是一个校友会，只有师母是来宾。”

 在这规模宏大、历时一周的庆典活动中，贯穿始终的是包树棠作词、曾雨音作曲的《颂歌》。这是这次活动的主题歌。歌词是：

三十春风栽李桃

七旬黄耉辛且苦

我爱集美

我爱集美

有千间广厦何崔峨

百寻天马

万顷云涛

好个读书窝

中小职业肇规模

东西富学科

际艰危

大地干戈

播迁弦诵

继晷焚膏

诚毅精神永不磨

效嵩呼

并寿山河

歌声响彻会场、膳厅、教室、宿舍，大街小巷，响彻整个安溪城；这歌声带着集美学校师生对校主安全长寿虔诚的祈祷，带着对母校繁荣昌盛的良好祝愿，带着对祖国抗战胜利热切期盼，跨越连绵不断的群山，响彻浩瀚的茫茫大海，直冲云霄……，师生们狂歌当哭，化泪为笑，他们在心底深处呼喊着：校主，你在哪里？

 

32、大建设序幕

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成就，使陈嘉庚深受鼓舞，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在海内还是在海外，他都大讲特讲新中国，大讲特讲毛泽东。他作为华侨的首席代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心中感到非常不安。1949年，他到北平西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请他参政，他一口回绝，理由是“自己是政治的门外汉”，“不懂国语”。郭沫若对他说：“心通胜于言通”；周恩来最了解他的心思，便对他说：新政府必须有人代表华侨的利益说话，嘉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他不参加政府工作，谁来替华侨说话？这些肺腑之言使陈嘉庚无话可说，不好再推托。

但事后，他总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料，多次对周恩来说：“总理，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工作，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

周恩来对他说：“嘉老，您对国家的贡献大着呢！您还可以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汇。您可以利用在海外的影响，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国家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呀！”

陈嘉庚听了周恩来一席话，倍受鼓舞，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照总理的指示做。”

可是，怎样才能号召海外华侨多汇侨汇回国呢？陈嘉庚开始动起脑筋。没费多少周折，他便想出一个妙招。

1950年2月15日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处理未完事务，5月21日回国。

8月12日，陈嘉庚从北京到上海，住上海大厦。在那里，他会见上海集友银行负责人邱方坤。交谈中，陈嘉庚讲到他落实总理指示的办法。他说：“我这是一举两得，洋人叫一石二鸟。”

 “我们叫一箭双雕。校主，什么妙招，请不吝赐教。”邱方坤说道。

陈嘉庚讲了他的打算。他说：“抗战时，我们在南洋募捐，得到一条重要经验：要募得巨款，有人带头至关重要。现在要号召侨胞汇款，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带头。我打算向海外亲友筹集资金，修复、扩大集美学校、厦门大学。这既有利于学校，又能为国家争取外汇，岂不是一举两得？”

邱方坤一听，连声说：“确实是妙招。”

说着，陈嘉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好了的电报稿，递给邱方坤，说：“发香港，给厥祥。 叫他汇一笔款到厦门，用于两校。”

陈嘉庚的次子陈厥祥接到电报，立即照办。

9月5日陈嘉庚在福建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张兆汉的陪同下，回到集美。考虑到陈嘉庚已77高龄，又不会说普通话，需要有人帮助处理日常事务和担任翻译，有关领导决定给他派一位秘书。9月7日，张兆汉带着一个年轻人到集美拜见陈嘉庚。

年轻人一见陈嘉庚，就亲切地叫了一声：“校主！”接着便自我介绍说,“我叫张其华，水产航海高13组学生。”

陈嘉庚打量了他一会，说：“你是集美学生。好！什么地方人？”

张其华答：“惠安人。”

接着，他又问张其华：“那一年毕业？现从何业？”

张其华一一作答。

陈嘉庚略加思索，对张兆汉和张其华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不需要秘书。有事我可以找校董会的人帮忙。”

张兆汉诚恳地对他说明领导的好意，希望他接受。

陈嘉庚想了想，问张其华：“你说你是惠安人，惠安什么地方人？对打石头、搞土木建筑熟悉吗？”

张其华说略知一二。

陈嘉庚没再说什么，便答应了。从此，张其华就在他身边工作。

陈嘉庚在集美定居，住在校董厝的二楼主房，张其华和校董会派来管陈嘉庚生活事务的总务主任叶祖彬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一楼是校董办公室。三十一军派一个排负责陈嘉庚的安全保卫工作，住在校董厝前的一座平屋里。

陈嘉庚一住下来就开始忙着修复和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工作。

这年冬天的一天，陈嘉庚来到集美延平故垒东边的海滩，跨过一道沙堤，来到鳌头屿。那里原来有一座庙，叫妈祖宫，抗战时被日本人的炮火炸平了，如今只剩一片废墟。一位村民出于好奇，一直在背后跟着他。不远处站着随行人员和警卫。

陈嘉庚柱着手杖，在废墟上绕了几圈。手杖对着海滩，指指点点。

那村民好生奇怪，便多嘴地问道：“嘉庚伯，你这是要干啥呀？”

 “我呀，我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外围建一个博物大观。”陈嘉庚说。

那村民不知什么叫“纪念碑”，更没听说过什么“博物大观”，但他猜测，这绝对是很大很了不起的建筑。事关重大，他憋在肚子里本来不想说的话不能不说了。他说：“嘉庚伯，这个地方可不干净呀！”

陈嘉庚听了，不觉一乐，抿嘴一笑：“你说的是有鬼邪，是吗？”

那村民点点头。原来，沙堤那个地方是附近村民埋葬夭折小孩的荒冢。

陈嘉庚说：“这纪念碑就是一座大石碑，高好几丈，上头刻字，是纪念我们集美解放的圣碑，纪念在解放集美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解放军，连国民党蒋介石都赶走了，还镇不住几个小鬼头？”

“那能。这我懂。”那村民说。

听说解放军为保护集美学校不受破坏，在解放集美的战斗中不使用重武器，牺牲了80几个官兵，陈嘉庚大受感动。此后，他一直在考虑着要如何永远纪念他们。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前夕，他出席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那时，他就想在集美也建一座纪念碑，纪念解放集美牺牲的英烈，纪念解放集美、解放全国人民的共产党、毛主席，让人民永远记着他们的功劳。可这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合适呢？他比较来，比较去，最后还是觉得在鳌头屿好，离陆地近，又伸入海中，既显眼，又不占地；海滩很大，还有扩展的余地。他想着想着，就兀自往海边走，想亲自到现场踏勘踏勘，看看是否可行。

“嘉庚伯，你还说要建个啥‘大官’呀？”那村民又问。

陈嘉庚轻轻一笑，说：“不是什么‘大官’，我说的是‘博物大观’。就是用石头雕刻好多好看的图画，有刘备、关公、张飞，还有……”他正要继续说下去，突然感到这三言两语难说清楚，便把话头刹住，转口说道：“到时你一看就明白了。你一定喜欢。”

建“博物大观”对陈嘉庚说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一起到济南，参观了广智院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了许多古代名人字画、各种古董器物、飞禽走兽标本，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卫生、交通、住屋以及造林、水利等示意模型，十分吸引人。博物馆中还有不少对照性的图画，如旧的街道和现代马路。旧街道——路面狭窄，泥泞污秽，高低不平，行人赤着双脚，一手拿鞋，一手提裤子；而现代马路——宽阔整洁，两边植树，中间行车，人行道走人。又如住屋、餐饮、卧床寝具，什么不合卫生，什么卫生，都有模型和实物展示，一目了然。陈嘉庚很有兴致地看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手段，值得学习，值得推广。他对周围的人说：“希望各地都能设立这样的博物馆”。回集美后，他就不停地琢磨，想利用惠安有名的石雕工艺，雕刻各种图画，包含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工农业、还有卫生等内容，让群众看了，在休闲中受教育。因为这都是石头雕成的图画，是露天的，不能叫“馆”，于是他给起了个名，叫“博物大观”。

经过踏勘，陈嘉庚心中有数，开始筹建集美解放纪念碑和其他工程。

1951年3月4日，陈嘉庚在《厦门日报》、《江声日报》和《福建日报》同时刊登广告，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几个月后，应征的设计稿陆续寄到。经陈嘉庚组织专家和工匠比较、评选，最后选定福州陈世英设计的方案。

纪念碑叫什么名呢？他斟酌再三，决定叫“集美解放纪念碑”。请谁来题这个碑名呢？他第一想到的是开国领袖毛泽东。自从1940年在延安见到毛泽东之后，陈嘉庚就认定毛泽东是“真命天子”，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在延安期间和以后的岁月，他和毛泽东的交情日渐加深。还有，毛泽东是个大书法家，他的草书龙飞凤舞，气势磅礴。如能恭请到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毛主席身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元首，且不说日理万机，有没有时间顾及到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问题。此外，集美是一个小地方，是晋江地区属下的同安县的一个乡，由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为一个乡的纪念碑题字，会不会有损尊严，有失身份？陈嘉庚反复思索着，拿不定主意。最后，他下定决心，不妨一试。毛主席虚怀若谷，即使自己要求不合适，毛主席也会谅解的。1951年5月，陈嘉庚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

此后，陈嘉庚又写了一则《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征文启》，分寄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协各首长及老相识。大意是：集美学校自创办以来，几经战争破坏，现祖国解放，可望大发展。为纪念这一伟大变化，决定建立集美解放碑。《征文启》写道：“素仰先生道德文章，时望新归，寄上笺纸二幅，乞赐文言体数十字乃至二百字，以资刻石，藉垂观感。”

纪念碑要有碑文，镌刻在碑的背面。这个碑文应该由他自己撰写，刻上石碑的字也应该由他自己书写。他开始寻思这件事。

还有，纪念碑是有设计方案了，可这碑座的台阶应该有深刻的含义，不能随意，更不能马虎。陈嘉庚也反复琢磨。

至于建筑施工，还是要自己组织施工队，石匠、泥瓦匠、木匠、小工都自己来雇；石料、木料、石灰、沙土等等都要精打细算。事无巨细，陈嘉庚都想到了。

慢慢地，成竹在胸，陈嘉庚开始从务虚到务实，迈出实际的一步。

1951年9月6日，趁海水退潮，陈嘉庚带着几个人来到鳌头屿妈祖宫旧址，现场给他们讲他建纪念碑和“博物大观”的设想。他用手杖指着最高的一块礁石，说：“在那石头上面建一座纪念碑，叫‘集美解放纪念碑’。碑要高，十丈。”   

人们仰头朝天上望，“哇”地一声，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那不是顶到天了。”有人说。

“这石头大，作基础结实。受得住。没问题。”陈嘉庚说。接着，他又把手杖向四周的海滩一挥，说：“把海滩围起来，四周建围墙。墙上嵌入各色石雕，像“小人书”，讲故事，好看。叫‘博物大观’。”

大家都有点听傻了。

陈嘉庚又挥起手杖，对一个叫陈坑生的工人说：“你去砍几捆芦苇，一根根插在海滩上，标出围墙的东西四至。东边沿着小屿旁插过去，西边照东边坐向直插到屿下那潭水窟，然后圈起来。这就是落墙的地方。后边的沙堤将来要垫高，建成通道。”

这陈坑生是安溪人，抗战时，逃壮丁，到内迁的集美学校当校工，以后随学校到集美，长期住了下来。他为人忠厚，但很机灵，做事又勤谨，陈嘉庚一点他就领会，一说，他就明白，事事办得妥贴，陈嘉庚有事常交代他办。陈坑生领了陈嘉庚的令，就带人到水塘边砍芦苇。他砍了几大捆苇杆，第二天，就赤着脚，下海滩，照陈嘉庚指点的位置，把苇杆一根一根地插上去。为了把苇杆插牢，不被海潮冲倒、刮走，陈坑生每一根都使劲地往深处插。当天晚上，他到深夜才插完。插完后，他不放心，还站在岸边，看着海水涨满又退下，一看，除一两根倒下外，其他的都安然无恙。陈坑生把那倒下的苇杆扶正，才回家睡觉。他刚躺下，就听到屋外树上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叫了。

陈坑生迷糊了一会，就急急忙忙起身，胡乱吃点东西当早餐，就到鳌头屿等候陈嘉庚的吩咐。

这一天是1951年9月8日，农历八月初八，算是吉日良辰。早饭过后，潮水退到最低位，鳌头屿四周的滩涂都露出水面。陈嘉庚穿着长筒雨鞋，拄着手杖，来的小岛边，站在岸上，迎着海风，看了看湛蓝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说：“好天气”，大有“天助我也”的感慨。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海滩，踩着淤泥，顺着陈坑生插的苇杆往前走。随行人员紧张地跟在后面。看着一个78岁的国家要人单独走在步步难行的滩涂上，谁都不放心。一位高个子警卫上前扶他，他把手一甩，表示拒绝。

陈嘉庚走到海滩的深处，看着还飘着绿叶的苇杆围成的轮廓线，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想象中的“博物大观”和纪念碑。他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从不同角度看着、审视着用苇杆标画出的一比一的图纸，无形的模型。

他满意地走上岸，说：“开工！”

这就是陈嘉庚亲自主持的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鳌园的开工仪式；陈嘉庚的一声“开工”令拉开了集美大建设的序幕。

破土后，设计人员和工匠师傅根据陈嘉庚的构想制成图纸，陈嘉庚逐一审定，交工人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