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讨论
林茂今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传奇式人物。他如大海般波澜壮阔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陈嘉庚研究已成为海内外知识界、侨界持续不断的共同的自觉行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然而，考察研究现状，我们发现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有些问题甚至需要辨明是非。本文提出一些常见的问题，有的作初步讨论，谈一些个人的浅见，以期于抛砖引玉；有的则仅列出问题，供研究者参与讨论，以期于见仁见智。
一、如何对陈嘉庚一生的业绩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
陈嘉庚一生所建立的丰功伟绩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一位研究者或一部论著为之作客观全面的论述。在此问题上，经常出现的偏向有两种。
一是以偏概全，即以“主要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为名，列出三项、四项，而其它业绩则被遗漏或忽略了。笔者在《陈嘉庚一生的主要业绩》一文中概括为八个方面：搏浪商海，业绩辉煌；培养人才，振兴实业；拥护民主，支持革命；倾资办学，振兴教育；领导华侨，抗日救国；访问延安，拥护中共；参政议政，建设祖国；著书立说，青史留芳。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全面，仍未脱“以偏概全”之窠臼，因为尚有热心公益、倡导文明、爱侨护侨等业绩未能列入，不免遗珠。
二是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就是只强调“倾资兴学”的成就，而忽视了其它的功业。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陈嘉庚先生 的一生是关注教育的一生……全力办学的一生”。“而细数先生功勋，应首推其倾资兴学之壮举……‘倾’乃‘倾毕生之心血，倾家族之全力’。”话说得太满了、太绝对了，就容易失之偏颇，就谈不上客观公正。这种逻辑推理是：陈嘉庚一生“全力办学”、“倾毕生之心血，倾家族之全力”办学，因此，办学是陈嘉庚一生首推的功勋，其余均为次要。
众所周知，陈嘉庚办学的时间、空间跨度之大，倾注资金、办学规模、取得成就之巨，都不愧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人，中国华侨史上第一人。但是我们也知道，陈嘉庚在办学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国内外许多重大社会活动，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不朽功绩。即以抗战为例，一般认为抗日战争指的是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八年时间。但是陈嘉庚抗日却早在1928年就开始了。是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无比愤慨。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在筹汇130多万元巨款以赈济山东受害人民的同时，发动南洋各国华侨抵制日货，断绝与日商的一切经济往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当十九路军展开淞沪抗敌的消息传到新加坡时，陈嘉庚万分振奋，当即发动侨胞筹款600万大洋支援前线抗战。“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为广泛团结南洋各地华侨抗日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主持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国难当头，陈嘉庚把救国当作首位要务，而办学则降居其次。（此时，厦门大学已无偿献给国家，由私立改为国立；集美各校他只要求能维持就行，不宜扩展。）查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南侨总会驻所）史可知，那些年里，陈嘉庚住进总会，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总会工作。在他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南洋广大华侨从财力、物力、人力和政治上全方位广泛支援祖国抗战，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卓著功勋。因此，当1945年11月8日重庆各界隆重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时，毛泽东送去的条幅上亲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周恩来和王若飞的贺辞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从中，我们应该可以权衡出陈嘉庚一生功业的轻重了。
以上讨论说明，客观全面地评价陈嘉庚一生的功业，还需要研究者们共同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果只是归纳概括其主要业绩，则不宜强调一方面而淡化或漠视其它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在“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上，大会主席邵力子的话是很中肯、很有见地的。他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换言之，陈嘉庚首先是一位成功的华侨实业家，然后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事业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三个方面均获巨大成功，都建树了旷世奇功，因而不宜厚此薄彼。
二、如何正确表述陈嘉庚精神？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数十年来，研究陈嘉庚精神的论著多不胜数，对陈嘉庚精神的表述仁智互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
1，何励生在《厦大通讯》第2卷第9、10期（1940年11月9日 编印）发表《嘉庚精神》一文，提出陈嘉庚精神应包含“牺牲精神”、“信义精神”、“勤俭精神”、“求是精神”、“奋斗精神”和“报国精神”六个方面。2，陈嘉庚的好友张楚琨认为，陈嘉庚精神可概括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弘扬诚毅、振兴中华、教育为本、科技兴国、统一大业、造福人群”32个字。3，雷克啸在其《陈嘉庚精神》一书中，概括陈嘉庚精神为“爱国爱乡”、“疾恶如仇”、“勇于进取”、“无私奉献”和“克已奉公”等。4，林德时在《嘉庚精神及厦门发展》专著中，对陈嘉庚精神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应涵盖五个方面：“忠——嘉庚精神的本质特征”、“公——嘉庚精神的重要体现”、“诚毅——嘉庚精神的精髓所在”、“勤俭——嘉庚精神的传统本色”、“革新——嘉庚精神的时代特点”，等等。纵观各家所述，真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如何正确论述陈嘉庚精神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才能逐步达成共识。这里，有几点意见仅供讨论参考。第一，我们知道，精神、思想、意识、道德、品格等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因而要从哲学的高度，科学地论述陈嘉庚精神，而不能把道德、品格、信念、意志，甚至业绩和行为等非精神层次的内容都归纳进陈嘉庚精神。第二，陈嘉庚精神是崇高的，内涵是丰富、多元的，但在归总时并非罗列越多越好，更不能简单地将中华民族的各种精神照搬照套在陈嘉庚身上，而应力求既完整、准确又精炼简明。第三，陈嘉庚是我国近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具有鲜明特点的传奇式伟人，因此，陈嘉庚精神的表述应体现其个性特色。
陈嘉庚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比较集中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是爱国主义精神，指出：“陈嘉庚精神就是由他的诸多优秀品质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而构成的整体性范畴。陈嘉庚精神的丰富内涵都是他爱国主义精神在不同方面的体现。”另一种意见认为“诚毅”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诚毅’的根须触及了陈嘉庚精神的每一个角落”。笔者赞同爱国主义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的观点，但认为不够完整，应该增添“积极进取”和“无私奉献”两项。“爱国主义”一项已有共识，无庸赘述。“积极进取”则是儒家“入世”、“积极用命”思想的集中体现：经济上，他开拓进取，集腋成裘，积累起巨额资财，这是陈嘉庚立身南洋，终成华侨领袖的基础；也是他服务社会、奉献祖国、捐资兴学的资本。政治上，他高瞻远瞩，求真务实，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进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不停步地跨进社会主义。所以，积极进取精神是陈嘉庚精神的精华之一，也是特色之一。“无私奉献”是陈嘉庚区别于其他爱国者（含爱国侨领）的又一显著特色。一方面，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民族独立、祖国解放和建设大业；另一方面他将全部资财奉献给了祖国解放、社会公益，特别是教育事业。可见，缺少了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就有可能停留在狭隘的爱国主义层面；去除了无私奉献精神，爱国主义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陈嘉庚精神的核心内涵应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三者缺一不可。或曰：核心是唯一的，豈可三者并立？诚然，核心只能有一个，但核心的组成既可以是一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核心小组”，它就不可能仅由一个人组成；又如义务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一般指的是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学科。
总之，研究陈嘉庚，必然也必须研究陈嘉庚精神。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陈嘉庚精神，才能将陈嘉庚研究引向深入、导入胜境，从而有力促进陈嘉庚精神的广泛传播和弘扬。
三、把陈嘉庚倾资办学的壮举说成是“教育慈善行为”是否妥当？
近年来，有人将陈嘉庚办学定义为“教育慈善行为”，认为：“陈嘉庚是位著名的慈善家，他的教育慈善投入令人钦佩，他的教育慈善之举独具特色，并产生着深刻影响。”他“用近乎宗教般的信仰来从事自己的教育慈善事业”，因此，要“大力宣传陈嘉庚教育慈善行为”。
慈善即仁慈善良，或以慈悲为怀而做出的善举，含有明显的同情、怜悯和施舍之义。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远流长，涉及面广泛，有官办的、民办的，还有寺庙办的。内容有赈灾济贫、恤患解困、施医舍药等，即佛教所说的“救苦救难”。佛教称善举为施舍，称做善事的人为“施主”、“善人”，称做大善事的人为“大善人”。中国古代做慈善事业不涉及办学，与教育无关。慈善与教育结缘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而盛行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及其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的宗教慈善组织为贫困儿童创办初等学校，免学费、书籍费和食宿费，教学内容以传授基督教教义为主，兼及读、写、算知识。教育慈善行为于清末民国初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于民国时期兴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可见，从本义上说，教育慈善行为是宗教产物。
陈嘉庚办学与教育慈善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办学主体意识不同。陈嘉庚不信教，他的思想意识主要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截然不同。其次，经费来源不同，陈嘉庚办学的经费来自经营企业所得以及亲友赞助，与教会无关；而慈善教育的经费一般都由教会组织提供或由教徒捐赠。第三，办学动机不同。陈嘉庚办学不怀任何私念，不求任何回报，尽责任尽义务而已；而教会办学都或明或暗含有回报动机。（所有宗教都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求“积德”与“善报”）第四，办学目的不同。陈嘉庚办学着眼于培养国家建设的各式人才；教会学校的办学目标首先是培养信徒。第五，教学内容不同。陈嘉庚办学是按照现代教育的体制和模式，根据国家现实需要设置教学内容和各种学科，不允许校内传播宗教；教会学校虽然也设置一些数、理等学科，但基督教教义的传习是主课，学生做祈祷、做礼拜、唱赞美诗是必须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陈嘉庚唯一一次介入教育慈善行为是1918年。当时，新加坡的美国教会倡办星洲大学而向陈嘉庚募款，陈嘉庚允捐10万元，但条件是该大学必须设中文科，所捐款项作为该学科基金。后因创设星洲大学未获英国殖民当局批准作罢。陈嘉庚已捐3万元，应美主教之请，转作美国教会中学的理化科基金。（二）陈嘉庚在《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上演词》中说：“总之，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如有力者出资，无力者则从事宣传，量力行之。较有资产之家切莫待有余款时始作公益，盖金钱是流动的。”（《陈嘉庚言论集》此篇后附有注释：“此非陈嘉庚演讲辞原稿，系出自南洋商报记者之手，故较为简短扼要。”）这里提到的“教育慈善诸事业”。（诸：许多）联系上下文语意，应理解为“教育和慈善等各项事业”。因此，不能视同“教育慈善”提法。
显然，将陈嘉庚倾资办学当成“教育慈善行为”是不妥的，而将陈嘉庚称作“慈善家”或“教育慈善家”也是值得商榷的。否则，照此推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以及集美学村各校就都成了“慈善学校”了。
上述讨论题之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试举数例：1，陈嘉庚精神的成因是什么？研究陈嘉庚精神的论著虽多，但极少论及陈嘉庚精神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例如陈嘉庚为什么会有无私奉献精神？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析。2，陈嘉庚用在办学上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能否统计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现在流行的“一亿美元”的说法只是模糊的大约数字，而且其换算方法也不是很科学。3，“以行助学”是陈嘉庚的发明，集友银行的作用日益显现。然而数十年来，集友银行从创办到发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子？它的管理体制、经营模式、红利分配以及使用情况如何？4，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对国家华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发挥了哪些作用？等等。
以上讨论，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