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23：大开拓 大发展（下）
8.三次驰书聘叶渊
从1913年创办集美两等小学开始，直至女小、师范中学创办，最让人头疼的是聘请校长和教员的问题。几年来，陈嘉庚虽然不在集美，但通过与陈敬贤的书信联系，集美学校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其中的许多大事，包括校长的聘用，他都直接参与，亲自决策。在他回集美之前，仅5年时间，集美小学就三易校长。1913年，集美小学创办时，陈嘉庚亲聘洪绍勋为校长，不到两年，洪绍勋辞职，聘洪应祥为校长。1917年王碧莲创办女小，无人任校长，只好请洪应祥兼任。岂料，第二年11月，洪应祥在职病故，只好央三托四再把洪绍勋请回当校长。一个小学校长尚且如此，师范中学更是难办。
前面说过，早在师范中学开办之前，陈嘉庚就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代聘校长和教员，结果让人大失所望，陈敬贤不得不亲自北上延师，聘得第二任校长侯鸿鉴。侯鸿鉴校长和他带来的教师比前一批好一些，但问题不少。侯校长坦诚承认招来的教师不如人意，答应假期亲往上海招聘好的教师。陈敬贤写信向陈嘉庚报告。陈嘉庚觉得校长的意见不妥，回信告诉陈敬贤：“教师要及早物色，不要等到假期才动手。到那时，好教师早被人聘定，绝无待价而沽之理。”果然如陈嘉庚所料，侯校长寒假从上海归来，两手空空。他十分无奈地说：“好教师难觅。”他自己也因生活不适应等等原因提出辞呈，暑假后就卸任。
1919年初，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新加坡。陈嘉庚曾资助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万元，两人关系很好。陈嘉庚委托黄炎培代聘校长、教师，黄炎培满口应承。但当年6月陈嘉庚回到集美时，发现一切仍无着落。陈嘉庚一再催促，直到8月底临近新学期开学，黄炎培才聘到校长和5名教师。这新校长名叫陆规亮，江苏人，来校不到一月，竟因思念远方老母，寝食难安，辞职而去。黄炎培感到非常对不起陈嘉庚，连连表示歉意，临时又改荐一位叫池尚同的为校长。
这第四任校长池尚同，字宗墨，浙江人，北京高师毕业，祖籍泉州，会说闽南话，从基本条件看，是个不错的人选。9月，池校长到校。因为他是黄炎培介绍来的，陈嘉庚特别厚待，另外，鉴于以前的教训，他对校长人选的考察也格外用心。池校长一到，陈嘉庚便约他交谈，可池校长给陈嘉庚的第一印象不佳。交谈中，陈嘉庚看出此君思想不敏锐，没什么见地。此后，他又留心考察他对校务的处理，发现他无所作为，无所建树。作为校长，面对当时教师紧缺的局面，他应该在招员方面有所表现，可他既招聘不到教师，也没一个交代。在为人处事方面，池校长也欠周全，和同仁不合。综合一段时间的考察，陈嘉庚觉得池尚同才干平庸，充其量只能当个小学校长，要让他承担日益发展的集美学校校长重任，恐难孚众望。但师范中学成立不到两年，已换了三任校长，这第四任的更换必需慎之又慎，否则，有损集美学校名声。
陈嘉庚心中着急，但从不对人谈起，也没有任何动作，而是静观其变。池校长担此重担，也觉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上任只半年，便因与教师发生争执，于1920年3月以出国留学为由提出辞呈。陈嘉庚婉劝但不挽留。
不称职的池尚同要走了，陈嘉庚感到庆幸；但没有校长，学校可怎办？陈嘉庚并不着急，因为他心里有底。从过去四任校长的教训中，陈嘉庚得出一个结论：要慎选校长。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校长不能用外省人。原因是好校长大多不待外地聘请就被当地聘用了；另外，好校长机会多，一般不肯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任职；好校长，即使来了，也会因水土不合，思乡恋家，或旧校催返等等原因，未待学期终结就辞职或请假回家。此外，聘外省人为校长，势必带来大量外省教师，给学校带来不稳定因素。陈嘉庚下决心选本省人为校长，并托人寻觅合适的人选。
1920年4月30日，经思明县（现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长黄琬（孟珪）介绍，陈嘉庚在厦门认识一位安溪才子。这人姓叶，名渊，字采真，1917年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1919年任过洪濑留守司令和安溪县知事。陈嘉庚见他方脸大耳，一面英气，觉得他是个人才。两人初次见面，交谈就甚是投机。为进一步了解，陈嘉庚邀请叶渊到集美参观，参观毕，又亲自送他回厦门。在往返的汽船上，陈嘉庚一边介绍集美风光和他的办学理念、兴学规划，一边观察叶渊的举止谈吐。陈嘉庚觉得叶渊有才干，有负责精神，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才，因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他当机立断，聘请叶渊为集美学校校长。
陈嘉庚对叶渊说：“采真先生是我闽省大才，若先生肯为吾省教育尽力，负起小弟创办的集美学校校长之职，实乃小弟之大幸，亦集美莘莘学子之大幸也！”
叶渊对陈嘉庚的器重和真诚相邀由衷地感激，但他的志向是银行业，教育非他志之所在，于是，一番客气话之后，便婉言谢绝。
陈嘉庚不仅素具识才慧眼，而且有追才的最大诚意和耐心。他对叶渊急追不放。第二天，即5月1日，他便用“厦门大学筹备处用笺”给叶渊写了一封长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叶渊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字里行间洋溢着让人不能不心动的真情。
针对叶渊说的他志在银行，不在教育，陈嘉庚写道：现下的银行，实际是钱庄，离叶渊追求的目标尚远。他强调说：“把握集美学校之教育，其造福于乡里国家，岂是一银行可同日而语哉？”
叶渊说他所学专业不对口，不具当校长之才。陈嘉庚写道：有才无才，有学问没学问不在于原先学的是什么，欧美许多伟人原先也不是政治家。他对叶渊说，凭他的才学，任校长没问题。他说：“先生受高等之教育，必存高等之爱国心。权其轻重，何事为先，先生自有决断。敢以为请，千万勿复客气，至荷至幸。……”
他又对校长的权限、待遇、家眷膳宿以及现下学校校长、教员、学生等情况一一作了介绍，既有爱国的大道理，又有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动之以情，激之以理，许之以利，叫人没有不接受之理。最后，他说：校中所有的教师连同前后几任校长，论资格，没有一个比先生高；论学问，没有一个像先生这样学贯中西；论才力，没有一个像先生这么完满。他还特别强调说：本地人办本地事。本地人八分才胜外地人十分。
叶渊读信，情动心跳，原先的一切想法尽丢脑后，立即回信，答应应聘担任集美学校校长。信下的日期是5月2日。5月3日，陈嘉庚收到回信，又给叶渊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他应聘的兴奋之情。信中更详细地谈到学校校务及其改革等等问题。他还在信中写道：“对于改革之事，勿遽激烈，审时度势，一步又一步，数月之后不期效而效。”显然，陈嘉庚也看到叶渊性格上的弱点，事先予以警示。
5月10日，陈嘉庚亲笔立下聘书，敦请叶渊为“集美师中商水产学校并附属两等小学校校长”。
5月14日，陈嘉庚又致信叶渊，谈如何把学校办出成绩，办出特色等问题。
7月，叶渊到校任职，集美学校自1918年师范中学创办以来三年四易校长的动荡局面宣告结束。
9.为了“开拓海洋挽回海权”
1919年9月，集美村口来了一个身体魁梧的年轻人。他手提一只皮箱，眼戴眼镜，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亮，想是番客，可说话带上海口音。他自称是应陈嘉庚先生之聘来集美学校任职的。于是，被带到校主厝见陈嘉庚。
陈嘉庚热情地请这青年进屋。青年作了自我介绍。他叫冯立民，江苏宝山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吴淞水产学校。
“知道，知道。”陈嘉庚高兴地说，“冯先生。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学成归来。欢迎，欢迎！我们正盼着你来呢。”
“感谢陈嘉庚先生栽培。要不是您慷慨资助，我也不能到日本留学。”那位叫冯立民的年轻人说。
早在1917年，陈嘉庚就萌生了创办水产航海学校的念头。他看到我国水域，船舶川行如织，但航权均操洋人手里；世界航业注册，我国竟无资格参加。这是奇耻大辱。他认为要振兴我国航业，巩固海权，一洗久积之国耻，必须培育大批的航海人才。他计划在集美开办一所水产航海教育机构。1917年，他从新加坡致信上海吴淞水产学校，托代聘一二教师。回信说这方面的教师奇缺，但建议，可以资助该校当年毕业的两三位高才生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学成回国即可当教师。陈嘉庚满口应承，照办。眼前这个冯立民就是陈嘉庚资助到日本留学的三人之一。
“还有两位……”陈嘉庚问道。
“张柱尊和侯朝海。他们也会来的。”冯立民答道。
陈嘉庚讲了自己对开拓海洋，挽回海权的想法。他一腔爱国热情使初次见面的冯立民大受教育。陈嘉庚又讲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营航运业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海洋有无尽的资源。要开发海洋资源，首先要有人才。”
陈嘉庚接着便与他谈了创立水产科的设想。陈嘉庚胸有成竹，冯立民觉得目标明确，任务艰巨，对陈嘉庚的宏才大略从心底叹服。
冯立民遵照陈嘉庚的建议，先后到泉州、漳州一带沿海渔村考察，登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渔船，深入了解闽南渔业生产及航运情况，特别是闽台间的航运情况。在校，他认真研读，搜集整理各种材料，学校电灯厂停电后，他经常点起油灯继续伏案工作到深夜。最后，他提出筹办水产科的机构及教学设置的设想，招生的办法等等，陈嘉庚甚是满意。
经过冯立民等人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20年2月，集美学校水产科开办，学制四年。首次招生45名。学生入学资格是：旧制高等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的学历或程度，品行端正，身体健全，经考试录取。开学两个月后，再行甄别，以定去留。招生要求十分严格。
为鼓励学生学习水产、航海，陈嘉庚规定水产科学生待遇同师范生，学费、膳费、住宿费全免。学生所需的被席蚊帐，一律由学校供给；学校还发给学生统一的制服。
水产科在居仁楼上课。教室的后墙上方，贴着用美工纸剪成的八个大字“开拓海洋，挽回海权”。那是水产科的办学宗旨。
冯立民虽然只是一位教员，实际上他是水产科的全权负责人。当年10月，学校便正式聘他为水产科主任。冯立民学有所长，是水产航海方面的专门家，更可贵的是，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校主陈嘉庚“开拓海洋，挽回海权”的办学思想完全认同。他对学生说：“我国海岸线最长，渔产最富，而渔业不甚发达，抚躬自问，惭愧滋深！从今而后，甚望国人当仁不让，急起直追，庶几海疆利益，有挽回之希望也！”
冯立民多方联系，争取水产航海方面的同学到集美任教，与他一起留学日本的张柱尊和侯朝海也先后到校执教，是水产科的骨干教师；他对学生严格训练，考核要求极为严格，淘汰率极高，第一组招生45名，毕业仅14名，但这些毕业生都是顶呱呱的航海专才，其中多人或由陈嘉庚资助，或自费，到日本留学，学成后大都回母校工作，充实教师队伍；冯立民主张知识与技能并重，重视教学设施的建设，在陈嘉庚的关怀和支持下，水产科于1922年，用陈嘉庚从英国买来的船用引擎，自行设计建造了第一艘实习船，即“集美一号”，1922年和1923年两年间，在厦门荣发造船厂建造端艇三条，分别命名为“祖逖号”、“郑和号”和“海鸥号”。
冯立民为集美水产航海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和水产科同时于1920年创立的还有商科。陈嘉庚对我国商业的落后状态有切肤之痛。他说“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而厚也。所独缺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吾人深知此弊，以补救之为法，莫善于兴学。”
水产科和商科的创立标志着集美实业教育的开始。1921年1月，水产科、商科和中学合称集美学校中学部；同年8月，水产和商科与中学分开，合称实业部。
10.厦大的摇篮
经过陈嘉庚两年的努力，成立厦门大学的条件日臻成熟，但还是很不完善。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张厦大“不要速办”，并通过北京大学校友叶渊力劝陈嘉庚缓行。陈嘉庚认为凡事不能一切完备才动手，不能企望一蹴而就，要先做起来，然后不断完善，坚持要不失时机地把厦门大学办起来。敢于顶住蔡元培的劝阻，硬是把一所大学办起来，除了陈嘉庚，没有第二个人。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举行开校式。虽然厦门大学的校址已确定为厦门演武场，但校舍还未奠基，大学没有一座可容纳学生的建筑。校长原定汪精卫，但汪忙于政务，提出辞呈。新校长虽已选定，但仍在北京，还没到校。
陈嘉庚决定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办。学生在刚落成的即温楼上课。
开学式在集美举行。那天，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一派热烈的节日气氛。会堂的正中，悬挂着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门柱上扎满翠绿的榕树枝叶，上缀五彩纸花。讲台上方是用鲜花结成的八个大字“厦门大学开幕纪念”。
大会开始前，集美各校师生、厦门大学教职员、厦大新生、省立第十三中学的童子军，共三千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礼堂前集结，唱着歌，进入会场入座，热闹非凡。
为争取各界的支持，陈嘉庚以个人的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教育界的名流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莅临，其中有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及夫人、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的代表视学冯守愚，还有福建省教育厅代表聂文逊、厦门道尹陈培锟、厦门税务司夏立士、鼓浪屿英华书院校长洪显理、省立第十三中学校长黄琬、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等。
开幕式由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主持。邓萃英，字芝园，1885年出生，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日本、美国，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时任教育部参事。因为他的基本条件没有一条不符合陈嘉庚的要求，陈嘉庚毫不犹豫地便同意聘他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邓萃英陪杜威夫妇一路从北京南来，在开校式举行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5日，到达集美。他主持仪式并报告厦大筹办的经过。
开校式上，杜威发表题为《现代教育之趋势》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对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义举表示由衷的敬佩，他说：“中国人多自私自利之心，唯陈能公而忘私。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陈嘉庚在会上讲演，痛陈创办大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今天之所以积弱，民智之所以未开，民性之所以自私忘公，是因为教育不发达，所以兴办大学，培养人才，已经是迫于眉睫的任务了。”显然，他的话是对蔡元培提出的厦门大学“不要速办”的回应。
开校式上，贺信、贺电如雪片飞来，还有各种贺仪、贺匾、贺联。其中来头最大的是校长邓萃英带来的当时大总统徐世昌题赠的褒奖匾额和对联。那是邓萃英亲自向徐大总统求来的墨宝，上面还署上徐世昌的雅号“水竹村人”。邓萃英郑重其事地事前把贺匾和贺联寄到集美，并交代要在会场上悬挂，使开校式具有更高的层次。但是，当手下人请示陈嘉庚匾额和对联要悬挂在什么地方时，陈嘉庚回答：“不挂。”于是，徐世昌赠送的、制作精美的贺匾和对联就被弃置在库房的墙角下。陈嘉庚不愿意悬挂徐世昌所赠匾额，是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陈嘉庚恨卖国复辟的袁世凯，也鄙视北洋官僚徐世昌的为人，认为他缺乏士人气节，他的匾额、对联不值得一挂。
厦大开办一个月后，邓萃英提出辞呈。陈嘉庚准辞，改请他在新加坡的好友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1922年2月厦门大学映雪楼落成，学生才从集美学校的即温楼迁入新址上课。集美学校是厦门大学的摇篮，是厦门大学“摇篮血迹”所在。
11.从渔村到学村
叶渊到任后，集美学校步入坦途，学校各项工作成绩斐然。可南洋却有了麻烦。橡胶价格大跌，生意大受影响。陈敬贤又生病，已于1921年11月回集美。陈嘉庚必须赶到新加坡筹划海外的生意。
1922年2月25日，陈嘉庚从厦门大学赶回集美，对全校学生发表训词，实际上是向全校师生员工说明他即将再次出洋的原因，向大家道别。
陈嘉庚要走了，叶渊感到若有所失，心神不定，便到“校主厝”拜见陈嘉庚。两人相见，心情都有些沉重，不知说什么好。为缓和气氛，陈嘉庚便找了个老话题，说些轻松话。
他说：“民国2年（1913），创办小学的时候，那是什么都难啊！那时的集美只是一个外界谁都不知道的小渔村，人口不到2000人，绝大多数是文盲。现在，我们有了男小，还有女小，还有师范中学，——”
叶渊知道校主的用意，便跟着数起家珍来：“还有大前年创办的幼稚园。”
“还有前年创办的水产科、商科，去年增办的女子师范部。”陈嘉庚说,“最重要的是水产科的创立。我国海岸线漫长，有广阔的海域，水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以后还要增设航海。我们办了这个学校，那个科，那个部，还有医院、图书馆、储蓄银行、科学馆等设施，这在福建省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把总校名定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就是要努力做福建省的模范。你是总校长，你要管的事很多。现在全校学生有2000名，教职员170名，校役百余名，建筑部工人五六百人，合计达3000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福建学生自不必说，广东学生也不少……”
叶渊接过话茬，说“还有台湾和南洋的学生……”
“你想当银行经理。其实管这么些人比当银行经理难多了。集美学校现在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比集美村民的人数多出近一半，集美不是渔村是学村了！”陈嘉庚诙谐地说。
“是学村，是学村。”叶渊附和着说，“英国剑桥就有Town和Gown之说。Town指当地人，Gown是学生。城中有校，校中有城。”
“英国剑桥的市民和学生不和，常发生争执。我们的村民过去有过械斗，现在学生会闹学潮，都不好办哟！”陈嘉庚说。
他们又谈起两年前成立的校友会，因为章程规定会长由校长担任，叶渊便是当然会长。对如何当这个会长，他心里没谱，便提起这个话题。陈嘉庚说：“成立校友会目的是筹划教育经费，团结教育界人士为教育事业共同奋斗。”1920年集美校友会成立，陈嘉庚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校友会还出版《集美校友会杂志》，那是《集美校友》的前身。
他们又谈了其他一些话。叶渊问起陈敬贤的健康情况。陈嘉庚说：“他是累的。回来休息一段，好多了。现在已经不咯血了。”
“走，我们出去走走，看看。”陈嘉庚提议。
他们来到大社祠堂，通往祠堂的道路两侧摆满了鱼、虾、蟹、海螺、海蛎的小摊，已成一条人来人往、拥挤的临时街道。摆摊卖海鲜、蔬菜的都是村民，有集美的，也有邻村的；买菜的多数是学校教职工家眷和学校膳厅的厨工。他们见到陈嘉庚和叶渊，有的打招呼表示敬意，有的怯生生地往后躲。从这条小街可以看出，学校为村民打开了谋生的道路；村民为学校提供了后勤保障。
“现在许多村民都在学校做工。学校已经成为集美社和附近村落的经济中心。”叶渊说。
他们来到东南的寨内社，那里原是明末清初郑成功部将刘国轩的营寨。经过三百年风雨，寨墙早已坍塌，荡然无存，仅留南面寨门。寨门的周围是鱼鳞般密密麻麻的坟墓。这里地势高，脚下就是大海，是建校舍的好地方。1921年12月，陈嘉庚买下这片地，并亲自指挥迁坟。现在，那里正在盖一座砖石结构的新校舍，建成后将是小学的教学楼。
他们到来时，工地一片繁忙。楼已建一层多高。他们沿着用木头搭起的“路架”往上爬，爬到脚手架的最高处，放眼眺望，集美学校一览无余。陈嘉庚挥着手中的手杖，指点着座座高楼。那是居仁楼，那是尚勇楼，那是立功楼，那是校主厝，这都是敬贤于1918年建的；这是立德楼，这是立言楼，这是约礼楼，博文楼，这四座是1920年建成的；二房山上那两座是尚忠楼和诵诗楼；交巷山上的是即温楼和明良楼；旗杆山上正在兴建的是科学馆；烟墩山上还要盖允恭楼和崇俭楼……陈嘉庚兴致勃勃地讲述着集美的新建筑，忘记了他身边站着的是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而不是汪精卫、吴稚晖、胡汉民等前来参观的民国要员。
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陈嘉庚把在建的这座楼命名为“延平楼”，还请人在寨门边一块巨石上镌刻“延平故垒”四个大字。在大楼正前方，有一块碑刻，那是去年9月奠的基，碑文《集美小学志》是陈嘉庚于1921年12月亲自撰写并手书的。碑文记述了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经过。
陈嘉庚挥着手杖，东指鳌头宫，西指龙头宫，北指天马山下，南指大海——他胸中集美学校的地界。
1922年3月，陈嘉庚第六次出洋，返新加坡。面对挑战，陈嘉庚及时对橡胶生产进行技术改造，占领橡胶业界的制高点，再次夺得先机，使以后企业的发展，厦大和集美大的维持和扩大成为可能。
1923年，陈嘉庚首次提出把集美学校改为大学的设想。他把这所大学定名为“集美大学”，简称“集大”。陈嘉庚的这个设想一直到1994年才变成现实，因而被称为“陈嘉庚的世纪之梦”。
1920年代初，闽南军阀混战，闽军和粤军争夺地盘，战事危及到集美学校。1923年9月3日，集美学校中学部学生李文华、李凤阁乘船到厦门，遭盘踞厦门的闽军臧致平部枪击，李文华身中三枪，李凤阁中一枪。两天后，李文华抢救无效，死于医院。李文华之死激怒了集美学校师生。11月18日，学校隆重为李文华举行追悼会，叶渊致悼词，并把李文华遗体运回集美安葬，沿途抗议军阀暴行的呼声不断。
李文华被杀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致电闽、粤军首领，要求把军队撤出集美村界之外。根据陈嘉庚的函示，叶渊主持起草《承认集美学村公约》，向军界、政界请愿。驻扎同安的粤军师长张毅首先响应，发出通电，承认集美为教育区。他主动从陈嘉庚的地盘撤出驻扎的部队，呼吁两军不在集美学校所在的区域发生战争。张毅师长的通电立即得到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督办孙传芳、帮办王永泉、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及驻安溪、潮梅等各路粤军首领的赞同，也得到驻泉州等地的民军首领的支持。福建省议会也专此通电表示赞同。
集美学校又草拟《承认集美学村为中国永久和平村公约》，得到当时国务总理、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内外总长、海军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司法总长、商务总长及其他各机构、社会名流的签诺承认。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内务部也发了批文。从此，“集美学村”之名流传了下来，饮誉海内外。在这场风波中，集美学校影响进一步扩大，声名远播，名闻遐迩。
在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时代，各路军阀承认集美学村为“永久和平学村”，这是一件意义十分深刻的历史事件。这说明陈嘉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理念已为国人所接受，陈嘉庚爱国兴学的举动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他倾资兴学的精神为世人所敬仰，已成为一种争取文明进步的无形力量；这说明维护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和平和完整，已成为社会共识和责任，连那为争城夺地杀红了眼的军阀都不敢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