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集美学校 1923-1933：加快发展 艰苦支撑（上）
12、小船轰动大上海
在烟波浩瀚的茫茫大海上，一艘31吨的汽油机木帆船，宛如一片小小的树叶，在吐着白沫的浪尖上起伏颠簸着，时而浮现，时而隐没，似乎随时都有被狂风恶浪吞噬的危险。船上21名船员中，有集美高级水产航海部第二组的学生12名，他们在指导教师兼船长张君一的率领下，正在进行海上实习。
这艘机动渔船是集美高级水产航海的实习船。船上安装的是1922年陈嘉庚从英国买来的船用汽油机。船是学校自行设计，雇请船匠建造的。这艘船虽然吨位很小，只有31吨，可在当时的厦门渔船中，堪称巨无霸了。这船是集美水产航海的第一艘船，叫“集美一号”。
1925年6月1日下午3时，细雨霏霏。叶渊校长和水产航海部的主任冯立民及其他各部主任冒雨到允恭楼后的海摆码头为上船实习的师生送行。这是“集美一号”第一次远途航行，整个实习将长达5个月。此次航行非同小可，直接牵动着校主陈嘉庚的心。此次远航是海童子军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叶渊在讲话中说：“水产科的学生要切实训练，他日作我国海军的大栋梁，把我国败坏的海军变成优良的海军，做世界的海军王，以雪国耻。”集美学校海童子军是1923年5月9日国耻日成立的，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海童子军之一。
张君一整队，点名：“巫忠远——”，“到！”“叶经华——”，“到！”“陈维风——”，“到！”……。整队完毕，同学们遵照张船长的口令，向校长等领导敬礼，然后鱼贯登船。
汽笛长鸣，船起锚，驶离码头。
第二天，船驶入台湾海峡，遇上大雾。第三天早晨，船抵牛山岛，大雾迷天，十码之外不辨物体。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沉闷之中，隐约闻到远处传来的汽笛声。“集美一号”鸣笛回应，以示航线。不一会，一艘大船出现在“集美一号”船首直线上，两船相距约一百多码。张君一船长沉稳地来了一个“左满舵”，“集美一号”安全地避开大船。两船擦肩而过，看得清，那艘船叫“香港丸”，甲板上聚着许多船员，俯视着“集美一号”。他们看到从他们船边驶过的竟然是一艘如此小的小船，都感到十分惊奇。
6月5日夜，“集美一号”驶入舟山群岛的长涂港。当时，大雾迷茫，港中舟船如蚁，张船长安全地把船带入港内靠泊。水警上船查询，对“集美一号”片舟渡重洋赞美不止。
7日下午3时，“集美一号”抵吴淞。9日，船溯黄浦江而上。同学们都着整齐的航海制服；遇各国军舰，船则升旗为礼，引起江中往来船只的注目。
下午三时多，船抵大通码头。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实习船“集美一号”到达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岸上人头攒动，鼓乐喧天，鞭炮齐鸣，旌旗飘扬，各呈标识。欢迎人流涌上船，前后甲板站满了人，船严重超载，吃水线没入水中一英尺多。
上海、江苏的青年组织、童子军、教育局、教育会、有关学校等十一个团体还联合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欢迎会。
社团代表和社会名流发言，盛赞集美水产航海师生的英勇事迹。他们说：“诸君以一叶扁舟，远涉重洋，其勇敢之精神，实为吾人所叹服。”“诸君此来，一者可使国人注意海事之重要，另者可促进江苏童子军事业之进行，或许影响全国。”
“集美一号”离开上海前，于10月24日，师生特地拜见了日前到上海的二校主陈敬贤。陈敬贤勉励师生说：“诸生此次来沪，备蒙各界欢迎，私心甚慰。但吾人受人欢迎，益当努力自爱，庶不负欢迎者之盛意。”他还说，“吾人立身处世，学问经验，盖无一不由勤苦而得，故勤劳耐苦者，立身之基也。”
1926年，陈嘉庚又从法国购买载重274吨的拖网渔船一艘，船名叫“集美二号”。那是中国第一艘拖网渔船，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渔轮。当“集美二号”在上海实习时，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领衔主演的电影《渔光曲》正在拍摄。导演看上这艘船，不仅用这船作外景，还在船上拍摄了许多镜头。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在船上实习的学生陈学英等还和王人美、韩兰根等演员在一起拍戏，大出了一阵风头。
1927年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到厦大、集美，学校派“集美二号”专程送他们二位回浙江。船长还是张君一。船乘风破浪，在温州靠岸。蔡元培和马叙伦各赋诗《赠集美二号》一首。蔡元培的诗写道：“要将实习养新知”，要“渔权外海新开展”；马叙伦的诗写道：“无边烟雨迷前路，不畏风波争上游。”
“集美一号”和“集美二号”是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两艘吨位不大的实习船，凭借师生的勇敢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凭借船舶的先进性，两船震动了大上海。
13、“鲁迅就是Nothing”
陈嘉庚善于学习，思想开放，他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思想影响了他创办的集美学校。他亲聘的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在学术上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在他主持集美学校期间，学校的学术气氛相当开放，师生可以进行各种主义的研究，图书馆里公开摆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流派的书籍。学校还邀请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到校参观作演讲。叶渊特别邀请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学者到集美学校演说。教授们分为六组，每周一组，每组两人。鲁迅和林语堂是第一组赴集美学校演讲的厦大国学院教授。
1926年11月，叶渊通过当时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员罗扬才邀请鲁迅到集美演讲。当时的鲁迅已经踏入唯物史观的门槛，形成了一个非常崭新的思想，他认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26日晚，集美学校派校秘书蒋希曾到厦大接鲁迅和林语堂。第二天一早，蒋先到林的住处接林语堂，然后一起到鲁迅宿舍会齐，同乘学校派去的小汽艇到集美。随船到厦门的还有前来欢迎鲁迅的学生代表多人，其中有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新生庄重文。
小汽艇上，同学们围着鲁迅问这问那，不想问问题的同学也想一睹鲁迅的尊颜，把鲁迅围了个水泄不通。那时庄重文才15岁，又瘦又小，被人挡住又挤不过人家，看不见鲁迅，急得满头大汗。但他机灵的小脑袋一转，计从心来。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弓着腰，从人缝中往里钻，一钻就钻到鲁迅的面前。他平时喜好文学，读了不少鲁迅的书，对鲁迅很感兴趣。他大声问道：“老师，你本姓周，却起了‘鲁迅’这个笔名，是什么意思？”鲁迅答道：“取这个笔名是受英语Nothing的启发，‘Nothing’就是‘没有’、‘没用’的意思。”Nothing一词的发音有些特殊，正确的发音是['nθi]，可往往会被误读为['nuθi]。鲁迅的英语是自学的，他又是浙江人，自嘲是“一个南腔北调人”，发音有偏差也是情理中的事，把“nothing”读成['nuθi]可能性极大。果真如是，岂不和“鲁迅”的读音非常贴近。
到达集美学校时已近中午。校长叶渊在集美学校的科学馆。请鲁迅吃午饭。因为校长办公室也在这楼上。午饭后稍事休息，鲁迅便来到集美学校大礼堂。全校各部两千余学生早已齐集在那里，翘首以待。叶渊校长主持大会，把鲁迅介绍给大家。他在简短的讲话中，高度评价鲁迅。鲁迅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演说，话题是《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为什么“聪明人不能做事？”鲁迅说：“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鲁迅所说的“傻子”，指的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是创造世界的劳苦大众，是爱国的热血青年。鲁迅的演说时时被掌声打断，演说结束时，掌声更是如暴风骤雨、霹雳惊雷，震耳欲聋，经久不息。鲁迅的演说，激发了集美学校学生的爱国精神，促使他们投身于革命的行列之中，影响十分深远。听了鲁迅的演说后，张鸣玉、方松杉、杨格致等二三十个集美学校学生，就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去了。
庄重文把见到鲁迅、和鲁迅谈话、亲耳聆听鲁迅的讲演当成他一生的骄傲。他本来就爱好文学，此后，他对文学的兴趣就更浓烈了，一心想当文学家。虽然他学的是航海，以后的生计和事业都使他远离文学，但他笔耕不辍。经过他艰苦拼搏，庄重文事业大获成功，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工商界领袖，积攒了数亿家资。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念念不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校主陈嘉庚，一个是鲁迅。他对文学情有独钟，对中国作家向来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没有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但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成为优秀的作家。1987年，他设立“庄重文文学奖学金”，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中国中青年作家。
关于鲁迅笔名的“庄版说法”，有专家觉得无处可考，“不免太令人称奇”。但庄重文之说和其他文字记载不矛盾，可以理解是一种补充，也可以理解为鲁迅一时自谦的诙谐说法。但不管怎样，这段对话对庄重文一生的影响是难以形容的。
14、树木树人
“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耕作靠的是木头犁杖老黄牛，农民不懂先进的耕作技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作物单一，收成不丰，农民汗水流尽难糊口，生活十分困苦。”陈嘉庚痛心疾首，重重地把手中的铅笔拍在桌子上，走到窗前，望着眼前葱绿蓊郁的热带林木，他长吸一口气，激动的心情稍稍平息了下来。他又回到书桌旁，继续写道：“要改变这种现状，要发展我国农业，必须注重农林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在天马山或美人山择地，开办农林学校。”这是发生在1923年新加坡三巴哇陈嘉庚公司工业大厦陈嘉庚的办公室的一幕。
根据陈嘉庚的训示，1925年，集美学校在天马山北面买了一片久荒的田地，作为创建农林部的校址，并开始建筑校舍，建立农林试验场。
土地买卖契约签订后不久，一天，这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迎来一位西装革履、大有派头的人物。他是新来的首任农林部主任。他的大号叫叶道渊，是校长叶渊的弟弟。他曾留学德国5年，是著名的农业专家，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森林系主任。他辞去北京的高位，到集美任教，主要是出于对陈嘉庚的敬仰，当然也和他兄弟叶渊的力劝有关。他特别重视植树造林，认为农林不可分；没有绿树成荫的生态大环境，就很难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业。当年10月，他到任不久，便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垦荒，开辟苗圃，种植各种树苗，其中有不少是果树。第二年开春，苗圃上的小苗吐出嫩芽，展出新枝，给原先的赤地披上一层淡淡的绿装。在此春意盎然的时节，农林部正式开学，迎来了130名新生。春天的气息和青春的朝气给这片原先死寂的荒山野地带来了蓬勃生机。
叶道渊主导下的农林部，实行边上课边进行实验的教学方法，进行农、林、牧等科目的教学和试验，重点学科是林业。学校不仅培育了大量树苗，而且组织学生下乡，发动乡民开展造林运动。学校教师、学生到各乡去，动员群众，劝说乡长，把山头分区划界，把植树任务按人头分配给各村、各乡、各个分区。师生们带着树苗到各地去，分发给村民，同时教给村民正确的植树方法。学校还争取地方官员出告示，封山育林，严禁砍伐山林。农林部影响所至，林木蓊郁，山青水绿，鸟语花香，人畜两旺。
1927年，集美学校改部为校，农林部便成了农林学校。以后，校名多次改变，学校又因抗战，从集美迁往安溪，又从安溪迁往大田，抗战胜利后，又复原集美。但不管怎么变化，搬迁，学校每到一地，就给那里带来一片绿。1941年，学校改为高级农林职业学校，1947年停办。在21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培养了不少农林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海峡两岸以后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成为农、林、牧、渔方面的专家和管理专才。
在农林学校学生的名册中，有这样两个名字：一个叫汤晓丹，一个叫吴文季。他们不是农林方面的专家，却是誉满天下的艺术才俊。
农林学校开办之初，汤晓丹就到校求学。汤晓丹原名陶秉钧，福建华安人，出生在印尼，10岁随父从印尼回国。民以食为天。先辈因为没法填饱肚子，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他的故乡华安地处山区，资源丰富，可老百姓世代受穷。他希望学得发展林业、农业的知识、技术，在故乡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个愿望把他带到集美农林学校来了。
汤晓丹非常聪明，学业很好。他思路敏捷，会编故事，讲故事；他多才多艺，活泼好动，喜欢画画，唱歌，演戏，多次排活报剧，到街头上演。学校为他艺术才能的表现提供了舞台和发展天地。1928年，汤晓丹因参加声援“济南惨案”蒙难的同胞的学生运动，被警方强令开除，第二年到上海，结识田汉、沈西苓等戏剧电影界的重要人物，开始迷上电影。他经常到电影院看电影，一呆就是一整天。1931年，经沈西苓介绍，他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1932年，在拍摄电影《白金龙》时，导演生病，汤晓丹就顶替做导演工作，影片大获成功。抗战爆发后，他导演多部抗日影片。他在电影天地里，纵横驰骋，打拼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他一生导演了数十部电影，其中有著名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战争题材的影片。因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抗战和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影片，所以汤晓丹被誉为“新中国战争片之父”、“银幕將军”。
汤晓丹热爱母校，热爱校主陈嘉庚。1989年11月，他重返集美，拜谒了校主陈嘉庚先生的陵墓并参观了鳌园，拜访了集美学校原董事长陈村牧先生。
吴文季是从集美农林学校走出的另一位杰出的艺术家。1935年，吴文季，一个英俊的惠安小伙子，来到农林学校。惠安土地贫瘠，山上不长树木，不见草，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俗称“臭头山”。乡亲们辛苦劳作，生活却十分贫苦。吴文季想为种田人找一条出路。当他得知集美有一所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农林学校时，便不顾山重水复，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地来到集美求学。他留了一个小分头，穿着一身土布做出成的、手工缝制的对襟上衣，没有补丁，洗的也干净，袖口、肘子后已经发白，显得很旧，有些寒酸，可他乐呵呵地，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小曲，活像一个阔公子。开学后，一下课，他嘴里的小曲就像汨汨的山泉流淌出来，给教室带来一股清新爽朗的气氛，给紧张的学习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在他的带动下，班上唱歌成风，同学们个个都是唱歌好手，同学们也都喜欢这位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伙伴。
抗战爆发后，吴文季投笔从戎，他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和音乐才能派上了用场，他在四川甘孜一支准备到缅甸打仗的远征军部队当文化教员，教抗日官兵认字、唱歌。他常到康定城里走走看看。一天，他在跑马山下听到一首旋律很美的歌，他赶忙拿出纸笔，把歌记了下来。经过他的加工，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很快地在中华大地，在海内海外流传开来。这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世界名曲《康定情歌》。随着这首歌远近传唱，甚至响彻太空，吴文季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吴文季后半生凄凉，自顾不暇，更没有心力想到母校。他的徒弟吴振聪是集美财经学校的毕业生，师从吴文季学习作曲。他经常为《集美校友》投稿，为庆祝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一百周年，他创作了一首《集美校友之歌》，刊于2012年第二期《集美校友》。希望此歌能在校友中传唱。
农林学校树木树人，名不虚传。
15.三次风潮
1926年12月1日，论节气，小寒刚过，大寒还没到，可天气骤然冷了下来，北风阵阵吹，又冷又硬。经冬的梅花还没开，可那傲霜的菊花似乎开得比往年更旺。集美学村内，钟楼上的大铜钟还是按上课下课的钟点敲着，但除了女子师范、小学和幼稚园，还有刚成立不久、远在天马山下的农林部还在上课，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外，其他所有学校都罢课了。校园里，学生或三五成群，交头接耳；或集中聚会，挥拳头，呼口号，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在大楼的墙根下，聚集着许多学生，看着墙上张贴着的布告，上面用醒目的大楷写着“罢课宣言”。学生们看着《宣言》，议论着，争吵着。远处还隐隐约约传来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的歌声。
1924年国共合作以来，学生的政治热情高涨，党团组织在集美学校也相当活跃。叶渊对此顾虑重重，陈嘉庚也很不理解。学校规劝已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学生退党，并规定禁止学生加入任何政党，严禁党派活动，但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允许各种思想存在、碰撞，图书馆里有各种图书、期刊，传播“五四”运动之后的各种新思想，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再加上学校招的都是穷苦出身的学生，许多人都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学校已有人或公开或隐蔽地参加了国民党或共产党。北伐军一来，禁锢学生的阀门打开了，蕴藏在学生中的能量就释放了出来；一点星火，就使原先在地底下奔突的地火在地面上燃烧了起来。
1926年11月，北伐军何应钦所部光复同安，半月后，革命军三位宣传员到学校演说，建议学生组织“教务革新委员会”，议决校务。11月23日，鲁迅应邀到集美作题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讲演，希望“学生也应留心世事”，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大榕树下，聚集着一群学生，听一个站在高处的学生发表演说。“……革命潮流滚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北伐军光复同安快一个月了，革命军宣传员建议我校要由党部、学生及学校当局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校务革新委员会’，以谋学校之发展。我们根据革命军宣传员的提议，议决成立‘校务革新委员会’，并提出《校务革新会章程草案》十二条，规定凡本校一切校务皆由‘校务革新委员会’议决施行之……”
经过两次学潮，学生们也学聪明了。他们先提学生参加校务会议的要求，有决定校中一切事务的权利。只要这条通过，学生占多数，校中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刻，校长叶渊站在一座新建的小洋楼窗口前，大榕树繁茂的枝叶为他提供了天然的屏风。他从枝叶的缝隙看着外边的动静。眼前所见，耳边所闻，心中所想，使他十分烦躁。在这革命洪流滚滚的时代，面对着民主意识觉醒的学生，他也不是无动于衷。为争国权，讨回旅大，他曾带领1500名学生乘船到厦门，冒雨参加游行。可是，他是校长，他知道校主兴学的初衷和良苦用心，他对校主的信任、知遇之恩和多方关照时刻铭记在心。他现在住的是校主陈嘉庚特地为校长，其实是为他，盖的房子。他不能辜负校主的一片心。校主倾资兴学，为的是为国育才。校主希望学生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好好读书。作为校长，他不能置校主重托于不顾，听任学生摆布。
学生演讲的声音传到叶渊的耳朵了：“可我们的叶渊叶校长，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把校务革新委员会改为校务讨论会，还反对‘一切校务由校务革新委员会议决施行’的革命要求，说什么‘校中大一点的事，要请命校主，才敢决定。’还说‘学生是多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弊端无穷。’……我们已经等待了半个月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们忍无可忍，不得不宣布罢课。”
“罢课！罢课！罢课！”学生们附和着，振臂高呼。也有学生低着头走开。
学生罢课的第二天，即1月2日，奉革命军总指挥何应钦的命令，漳属政治监察员鲁纯仁到学校调解，没有结果。3日，鲁纯仁、叶渊与学生代表到厦门磋商。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叶渊作了让步，同意学生提出的允许学生组织国民党集美区党部、财政公开、不中途撤换教员、对校务不满可提出理由书等七项条件，但对学生代表提出的收回以前被开除的学生，及“革新会”对校务有表决权两项要求，叶渊坚决不答应。调解无果而终。
叶渊赶回集美，他觉得这次学潮和前两次大不一样，来头很猛，学生提出的要求涉及面更广，更带根本性，背景更复杂，因而也更加难办。和前两次一样，学生的矛头所向仍然是他，他仍然处于矛盾的焦点之中。虽然现在还没提撤换、打倒的事，但可以预料，学生下一步行动一定是要求撤换校长。他左思右想，无计可施，最后决定马上动身到新加坡，向校主汇报校务，请示、商讨善后事宜。
正好赶上船期，1月4日，叶渊就启程到新加坡。他一上船，就觉得如释重担，一身轻松。但，短暂的轻松感过后，很快地，他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寥和压力向他袭来，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走上甲板，让海风吹吹他那发胀的脑门。他在甲板上走着，从船尾走到船头，从船头走到船尾，但不管他走到哪里，往事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无法排遣，无法甩开。
1920年4月，他首次会见校主陈嘉庚，此次会见改变了他的人生抱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当上了从来没想到要当的学校校长。他到集美任校长不到半年，就爆发了第一次学潮。学生偷窃，他命人将其绑在柱子上，以后又将其开除，学生不服，于是，罢课，要求收回成命。事情是由他引起的，可身为校长，他能容忍学生偷窃而不闻不问，不作处理吗？他让人把学生绑在柱子上，也许做法不合时尚，可千百年来老子不都是这样教训小子，先生不都是这样教育后生的吗？不退掉这样的学生，学校不就成了诲淫诲盗之所了吗？……学生要换校长，是因为后面有人操纵。集美学校三年四易校长，更换校长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已习以为常了，再换掉一个叶渊，无非是五易校长，有什么了不起？幸好，当时校主在集美，下令立即放假，平息了风潮。
叶渊想到这里，胸中的郁闷似乎消除了一些。他手扶着船舷的栏杆，眼望着淡淡的海天连接处。
第二次风潮发生在1923年5月。那时，收回旅大的保卫国权运动席卷全国。爱国，集美学校一贯是不含糊的。4月16日，他就亲自带领1500多师生冒雨到厦门参加示威游行。可有些学生，无组织无纪律，5月1日、5月4日，他们自行停课召开纪念大会；7日，又再次自行停课开大会，听两位学生自治会干事演说。9日，按学校安排，童子军到天马山露营。这两位干事又出面干涉，理由是“国耻日”不许进行娱乐活动。童子军方面则认为露营是军训，不是娱乐。双方发生争执，野营无法进行。这样的学生，随意停课，屡次煽动风潮，扰乱正常活动，学校能听之任之吗？开除这样的学生有错吗？一千多名学生到二校主宅前抗议、请愿，被二校主劝走；他们又打电报给校主，要求撤换我叶渊。说实在的，要不是看在校主面上，这校长他还真不想当呢！他也打电报给校主，提出辞呈。校主不同意撤换他叶渊。校主想得深，想得远。校主来电报说“轻易更动校长，集校恐无宁日。”还说“权操学生，教育何在？”他坚决反对学生操纵学校的权力。经请示校主，学校又开除了14名学生，并宣布提前放假，学潮才得以平息。
船在大洋中破浪前进。在漫漫一个多星期的航行中，这些往事反反复复出现在叶渊的脑海里，翻腾着，就像船外滚滚波浪。
多少年过去了，一切都归于平静，没想到，这些陈年老账现在又翻了出来。开除这么些学生，是不是心太狠了，手太辣了？自己是不是像学生告的那样“土匪性气”太重？二校主说他“少年得志，矜己轻人，由骄傲而生忿怒”，还说他“骄怒是与生俱来的”，二校主是不是听了别人的谗言而言重了呢？为人而无气概能成事吗？——叶渊想着，有委屈，有愤懑；有自省，有自责；也有迷惑。
收回被开除的学生，办得到吗？收回谁呢？收回来又怎么办呢？收回学生，就太平无事了吗？……他自我绞缠着，无法解脱。
叶渊想了许多，但越想越乱，越想越茫然。他急切巴望着快到新加坡，见到校主，讨个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