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集美学校：1923-1933 加快发展 艰苦支撑（中）
16. 痛苦的选择
在新加坡，校主陈嘉庚的日子也不好过。
1926年之前的几年，陈嘉庚公司年年斩获甚巨。特别是1925年，英国政府实行“斯蒂文逊计划”，橡胶价格暴涨，这一年，光橡胶一项，公司就得利近800万元。这一年是陈嘉庚一生得利最多、资产最巨的一年，也是陈嘉庚一生在实业方面登峰造极的一年。陈嘉庚也因此以为“千万之入息易如反掌”，他宏伟的兴学计划“一蹴可达”，于是加快两校发展步伐，其他公益事业也放手铺开。
岂料，1926年新年伊始，胶价就开始跌落，以后暴跌连连，短短几个月就使陈嘉庚公司陷入困境。企业严重亏损，陈嘉庚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停止厦大、集美新的建筑项目；终止正在进行的国内三座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压缩两校的业务费。陈嘉庚说这是他“一生最抱憾、最失意的事件”，但他力不从心，不能不这样做。
叶渊离开集美的当天，集美学校就更热闹了。学生得知叶渊南行，更加气愤，便加紧倒叶步伐。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学生便发出第二份《罢课宣言》，成立了罢课委员会，下设文牍、外交、宣传、组织、纠察、财政、庶务等部，准备长期抗争。他们天天给陈嘉庚发电报，要求收回被开除的学生，要求学生校务表决权，同时提出撤换叶渊的诉求。
没有叶渊的集美学校当局六神无主，也天天给陈嘉庚发报请示。
这一切，对于此时的陈嘉庚说来，真是雪上加霜，乱上添乱呀！
继1920、1923两次学潮之后，1924年，厦门大学也闹了一场学潮，惊动中国教育界，震动了南洋华侨社会，给厦门大学和陈嘉庚造成巨大的物质、精神损失。厦大风潮刚平息，出现转机，集美又爆发了第三次风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集美的风潮还未止息，厦门大学又有事了。
1926年12月4日，也就是叶渊离开厦门的当天，鲁迅在学期结束之前提前辞职。鲁迅辞职是因为学校为紧缩经费，把国学研究院的业务费压缩到每月400元，引起鲁迅等教授的愤慨而采取反制措施。鲁迅是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文学界的泰斗，在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辞职在学生中、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厦大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嘉庚万没想到，压缩厦大区区可数的业务费会带来这一系列事件，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
叶渊登岸，出了关口，陈嘉庚派去的人早在那里等候。他单身一人，行李也简单，一出关便上车，进入车水马龙的通衢大街。叶渊是在京城读过书的人，见多识广，但新加坡这洋气十足的城市在他眼里还是挺新鲜的。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个报童过来卖报。叶渊想买，可口袋没新加坡零用钱，犹豫了一下。车夫眼尖，便替他买了几份不同报纸。叶渊翻着，看着。不看则已，一看真把他惊呆了。“集美风潮”、“厦大学潮”、“陈嘉庚”等字样不断地在他眼前闪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关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学潮的新闻，还有谩骂、讥讽陈嘉庚的文章，甚至把他必成“军阀”。文章说陈嘉庚专制、侵犯人权、压制民主、不自量力，等等，不一而足。报上也提到他叶渊，但都是借他来做文章，攻击陈嘉庚的。叶渊越发觉得自己事情没做好，连累了校主，格外内疚。
陈嘉庚很忙，但早在怡和轩俱乐部等候他。这里原是新加坡富人俱乐部，1923年，陈嘉庚被选为总理后，经他一番改造，现已变成新加坡华人的社会活动中心。陈嘉庚常在这里接待重要客人。他一如往常，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亮。这是对客人的尊重。叶渊也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两人已睽违有年，见面倍感亲切。陈嘉庚把叶渊当知己，真诚相待；叶渊把陈嘉庚当校主，当圣贤，尊重、敬仰有加。
陈嘉庚早已戒烟，省却了时兴的敬烟之礼。他本喝咖啡，后听信林文庆博士之言，也不再饮咖啡了。但这天，他特意点了咖啡招待叶渊。陈嘉庚说：“你是安溪人，安溪出铁观音，出好茶。我怕这里没有比安溪出的更好的茶。那你就尝尝咖啡吧！”女招待给叶渊上了咖啡，而陈嘉庚自己则要了一杯凉白开水。
“校主，我很惭愧，学校没管好。学潮不断。”叶渊开门见山地说。
“闹不闹学潮和你无关。时代潮流使然。谁当校长都一样。”陈嘉庚一语道破事态的本质。接着他讲了自己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支持革命的经历，并表示自己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他坚持学生必须爱国，但认为学校必须脱离政治，避免党派控制学校，避免太多的政治活动影响学生学习。
叶渊又谈起学生加入党派的问题。陈嘉庚说：“我不能领导人，也不能被人领导。”他坚称不参加任何党派，他办的学校也不许任何党派插手。他说：“我给你写信说到这个事。我始终认为：要严禁学生树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学生入学时要写保证书，保证终生不入任何党派。违背此约，天地鬼神责罚。”
他坚决反对学生罢课，反对学生干预学校事务。他强调学生应该懂得礼义廉耻。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人格丧尽，乌能图存？以校中言，尊师、重傅、敬长、谦恭为之礼；恪守校章本原为之义；不贪名、不贪功、不出轨道为之廉；寸阴是惜，恐学业无成为之耻。”他说自己以血汗资财创办学校，不图名不图利，但对学校的权力绝不放弃。学校听任学生，如何办学？
叶渊又提起辞职的事。陈嘉庚断然拒绝。他风趣地说：“我是撤换校长专家，集美三年不到，换了四任校长；厦大一开学就换校长。”他认为称职的校长难得。一旦罢撤叶渊，教员必定解体；重新组织，三年难以恢复。罢校长，集美学校前景不堪设想。他认为叶渊是个难得的人才，有能力，有决断，有负责精神。叶渊有缺点和不足，陈嘉庚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有所觉察，并且提醒过他。但陈嘉庚认为：瑕不掩瑜，不能因寸腐而弃连抱之材；再说孰能无过，谁没有缺点。选人，要的不是完人，是能干事的人，能担事的人。有人说叶渊霸气，所谓“霸气”，就是“刚”。陈嘉庚认为：人当刚而败，而不要以柔而胜。在他眼里，人有“霸气”不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他坚信叶渊不动摇，一再强调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学生要撤换叶渊，谁要撤换，就叫谁走。”
12月16日，陈嘉庚电告集美学校各主任，称：“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各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
学生坚持更换校长，频频致电陈嘉庚陈述他们的要求。12月18日，学生将“罢课委员会”改为“倒叶运动全权代表会”，十九个代表中间有三名共产党员。厦门成立“各界援助集美学潮委员会”，全国学联和各地学联也给予声援。厦门报纸也载文抨击校方。
陈嘉庚又发了几通严电，责令学校即日放假，并派集美社乡亲接管校产，同时限制学校经费，集美学校实际上已关门。
陈嘉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退让，作出了痛苦的选择。眼看着自己用十几年心血、数百万巨资创立起来的学校可能毁于一旦，他内心的痛苦、挣扎难以用语言表达。集美学校如此，厦大的前途又如何呢？难道他倾资兴学、为国育才的宏愿就这么破灭？他兴学原想开风气之先，为海外千百万华侨垂范，如果两校因学潮关门，宣告失败，自己成为笑柄事小，无人再敢走这条路，给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他最最担心而又不可对人言的内心之痛！
17. 没有落幕的结局
在陈嘉庚的严令下，集美学校学潮瞬间由狂噪呐喊变成万马齐喑，教师、主任纷纷辞职，学生能走的都走了，校园一片死寂。
叶渊还在新加坡。校主挽留，他在新加坡过了圣诞节，又度过了1927年元旦。远离是非之地集美，他感到格外的轻松惬意。他到过新加坡河口，去过牛车水，逛过乌节路；他参观了陈嘉庚公司总部，到过工厂，去过橡胶园，也到南洋华侨中学等校参观。所见所闻，感触良多。他在新加坡住了一个多月，经常和校主接触。他和校主，朝夕相处，彼此更加了解，又处多事时刻，关系更加紧密，成了更亲密的、彼此更加信赖的朋友。
新年过后，叶渊才离开新加坡，1月15日回到厦门。因为学校已关门，他在厦门待了半个月，一直到27日才到集美。2月2日是旧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岁末年初，大家都忙着过年。他足迹所至，一片冷清，但校园之外的集美社，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过年的气氛。作为校长，感受着校园内外的一冷一热，他在感到凄凉的同时，不免怀念起过去了的热气蒸腾的时光。
他在校园走了一圈，便出发到福州去。何应钦要见他，与他商谈处理集美学校风潮问题。11月，北伐军光复同安时，何应钦是进击闽浙的北伐军第一军军长，以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12月占领福州后，何应钦就当起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主席了。
何应钦见到叶渊，很客气，也很亲切。
开场白过后，何应钦就说：“陈嘉庚先生和先总理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陈先生积极支持中山先生和他从事的革命事业，值得敬佩。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义举值得我们高度赞扬。”
因为何应钦曾在孙中山元帅府任参议，叶渊便接过话题说：“孙中山先生也给陈嘉庚先生很大的支持。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正式行文承认“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影响很大。”
接着，何应钦便转入正题，强调国民革命军支持陈嘉庚办学。他希望有关各方，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学生和校方，妥善解决学潮问题，恢复上课。他希望叶渊转告陈嘉庚先生，革命政府希望他继续办学。
谈话结束后，何应钦把叶渊送到客厅门口，握着叶渊的手，话中有话地说：“国民党不会为难陈先生，相信共产党也不会。”
在集美学校“提前放假”之后，厦门大学宣布“展期开学”。
因为学潮，陈嘉庚对自己创办、倾注了全部资财和心血的两所学校下了狠手，采取了两个非凡之举。这不仅震动了厦门、新加坡两地，而且震惊了中国教育界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当局。2月，国民党当局派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教育特税公署督办马叙伦到厦大、集美调解。他们到集美时，叶渊出面接待。
因为何应钦说了话，福建省政务委员会腰杆子也硬了起来。政委会致电陈嘉庚，用溢美的言辞嘉奖他的兴学之功，同时表达福建省当局的愿望，希望他不要“萌发退志”。
春节过后，学生陆续回到学校，要求复课。在同学的敦促下，3月，学生会及各部学生组织纷纷电请校主陈嘉庚继续办学。
陈嘉庚看到各方的诚意，便于3月17日致电叶渊，同意开学，前提是学生接受他提出的六条件。这六条件条条与学生在学潮初期提出的要求相悖。其中第一条是学生必须重新签署不参加党派志愿书；第二条是各部的全体学生要登报认错，保证此后诚恳求学，永不干犯校规；第五条是开除破坏生。学生不敢有违，答应六条件，学校恢复上课，学潮宣告失败。
学生、校方都付出沉重代价，没有赢家。
三次学潮反映了学生民主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对人格的尊重，要求参与学校管理，但学潮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暴露了组织者的幼稚、不成熟。
第一、二次学潮是激进学生组织、领导的，没有党派介入。
集美学校的三次学潮，其矛头所指都是叶渊，但三次理由各不相同。第二次学潮中，叶渊被指责压制学生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其实，为争国权，讨回旅大，叶渊本人已于半个月前带领1500名学生乘船到厦门，冒雨参加游行。学生反对他，是因为叶渊不答应他们无休止地集会、游行，而直接的原因是时间安排上有冲突，以此给他戴上“压制学生反日爱国运动”的帽子，有失公正。再说，叶渊是陈嘉庚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学校的重要举措都是按照陈嘉庚的训示、或请示陈嘉庚同意后进行的。说陈嘉庚办的学校不爱国，压制学生反日爱国运动，缺乏说服力。
三次学潮最后都聚焦在开除学生的问题上。驱逐校长，开除学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国内闹学潮的套路。诚然，叶渊为人霸气，人际关系不佳，他当过洪濑留守司令，留有领兵人的坏习气，在学校管理上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措施，如禁止党派活动，动辄开除学生等。这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反弹。可是，在这些问题上，陈嘉庚和叶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叶渊的所作所为是得到陈嘉庚认可和支持的。学生不敢正面对抗陈嘉庚，而把矛头对准叶渊。陈嘉庚选用叶渊、保护叶渊，支持叶渊，有其多方面的理由和深层次的思考。撤换叶渊，陈嘉庚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学潮的出现有其进步意义。陈嘉庚创办的学校为学潮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这是陈嘉庚兴学的功绩。但学生闹学潮又是陈嘉庚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集美学校的三次学潮都是陈嘉庚以提前放假的方式强行结束的。
第三次学潮结束了，这是一个没有落幕的结局。不错，集美学校从此再没有发生过学潮，从此再没有学生群起反对叶渊，但公开的、隐蔽的党派活动从未止息，学校勒令学生退学、开除学生也屡见不鲜。有趣而发人深思的是：在被开除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都大有作为。他们反思过去，都感激陈嘉庚，感激母校的教育之恩；他们对陈嘉庚、对母校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连陈嘉庚都引以为荣。
18.从学潮的失败中起步
正当集美学校第二次学潮闹得正酣的时候，1923年5月16日，集美学校按照陈嘉庚的意见突然宣布“提前放假”。学校饭堂熄火，停止膳食供应，宿舍也关闭，学生食宿无着。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学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绪更加激愤。不少学生身无分文，没有旅费，一时回不了家，惶惶然不知所措。幸好，集美银行同意退还入学保证金。学生有钱作盘缠，一两天便走光了。校园空无一人，寂寥空荡。
学潮的组织者、积极参与者转移到鼓浪屿。他们印发《告同学书》，广为散发，号召同学转到他校就读。
闹学潮时，师范部的学生罗明（当时叫罗善培）被选为班代表。学潮失败后，他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得不离校回家。他原打算到广州投考短期革命学校，却在汕头邂逅老同学蓝裕业。蓝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是广东共青团区委会领导人之一。听了罗明关于集美学潮的介绍之后，蓝裕业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潮缺乏核心领导；做法脱离群众。他劝罗明回学校，为革命工作，并对他回校以后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罗明回到集美，发现同学们正如蓝裕业分析的那样，都已纷纷回校，响应学生会的号召转学的寥寥无几。他按照蓝裕业的意见，联络了罗扬才、李觉民、刘瑞生、邱泮林、陈乃昌和罗良厚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秘密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并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接联系。他们从师范各班开始，吸收党员，然后向中学、水产、商业、小学等部发展，不到3个月，就发展了党员100多人。罗明被任命为共青团通讯员，他们在广东区党委和共青团区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为了保密，他们的组织对外称“革命协进社”。1924年，他们成立“星火周报社”，出版《星火周报》，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为中心，宣传革命。1925年春，由左派组织发起，恢复原有的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组织、带动学生阅读《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以及《社会主义讨论集》、《独秀演讲集》等进步书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左派组织决定由学生会出面，举行“国父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宣传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号召大家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
按照学生会的规定，罗明也在追悼大会上讲了话，宣传革命，呼吁同学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参加救国救民的大革命。
5月1日，学生会又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连校外筑路的打石工人、泥水工也前来助阵。声势浩大。
学校当局不反对这些活动，但害怕活动失控，学生又因此闹起风潮。他们知道这些活动都是罗明组织领导的，便想出一个办法把罗明请出学校。学校领导请师范部主任李敬仲出面，找罗明谈话。李主任说：“学校希望你提前离校，可以发给你毕业证明书。有这证书，你可以去考大学，也可以去教书。以后再给你补发正式的文凭。”
罗明心里不同意，但当场只表示“让我想想。”他向组织作了汇报，左派组织领导小组为此进行了一番讨论。多数人认为：为了减少目标，罗明还是提前离校为好。
1925年5月，罗明离开集美。同年9月，在广东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蓝裕业以国民促进会代表的身份到集美学校，接替罗明的工作。他根据罗明开给他的名单，和李觉民、罗扬才等同学取得联系，并吸收他们中的7人为共青团员，在集美三立楼正式成立共青团支部，选举李觉民为支部书记。这是厦门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也是闽西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
1926年1月，经杨善集和罗明介绍，李觉民与罗扬才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厦门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罗扬才任书记。同年4月，集美学校师范部和集美小学分别成立中共支部。这是闽西南最早的三个党支部。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因此被誉为“革命摇篮”，闽西、闽西南和厦门地区革命的发源地。
1926年2月，罗明奉命回厦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为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朱积垒、郭滴人等8位集美学校学生成为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在那里，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在罗明组织领导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和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先后成立。
1926年11月，集美学校爆发第三次学潮。这次学潮是在北伐军光复同安的形势下发生的，国民革命军直接策划、指挥，左派组织参与组织领导。12月18日成立的“倒叶运动全权代表会”的19名代表中有共产党员3名。12月，学校“提前放假”，党员和学生一起离开学校。3月，陈嘉庚提出六条件，没有受到任何抵制就被接受了，学校恢复上课。
学校提前放假期间，1927年1月前，罗明不在厦门。1月罗明再次来厦门，他是受广东区委派遣，前来组建中共厦门市委和厦门总工会的。任务完成后，他旋即到漳州，执行建立中共闽南特委任务，并任特委书记。罗明无暇顾及集美学校的停课、复课。
这个时期，按党组织的部署，几位中共党员都离开学校到闽南、闽西等地区的建立中共县支部去了。
对集美学校开学继续上课一事，当时共产党和左派组织没有干预。此后，包括罗明在内的多位当时参加学潮的中共党员都有共同的认识。他们认为：一个开学复课的集美学校比一个关门停课的集美学校对学生、对党、对革命更有利。他们在分析集美学校连续发生三次风潮的原因时，一致认为主要是集美学校具备促进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条件：
一、集美学校注重向学生介绍新知识、新思想，延聘进步教师任教，聘请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名流到校指导，他们中许多人受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传播的新思想、新文化，促进了学生的觉醒。
第二，学校订购了大量中外图书杂志，“旧椠新梨兼收并蓄”，各种图书均有，学生接受各种理论，不同思想碰撞，交锋，势必触发出火花。
此外，陈嘉庚从农村招收贫寒学生入学，这些学生不满现状，有强烈的改造现存社会的愿望，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党组织和左派组织认为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从事的教育兴国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应该得到各党各派的支持。此后，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广大的农村，在集美学校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意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更加注意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也是革命的学生从学潮的失败中学得有益的一课之后，迈出的更坚实的一步。
以后，根据党的指示，罗明等中共党员在厦门、闽西、闽南建立新的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领导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集美学校共产党的活动已经超越校园的范围，走向城市，走向农村，进行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1927年“4•12”政变之后，党组织发动了多次革命暴动，领导工农群众拿起武器，走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道路。到1935年，在厦门、闽西、闽西南和闽南四个地区，中共基层组织已发展到21个，其中有17个是以集美学校党员为主建立起来的。罗明等人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著名的革命家，中共杰出的领导人。他们为革命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革命壮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