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榜样的特色及其对当代榜样教育的启示
萧仕平 司 涵
榜样是对社会公众的人生发展或价值追求有引领作用的人物，代表着社会主体的健康、完美的形象。好的榜样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激起公众的仰慕、效仿，唤起他们崇敬和追随的意愿。因此，提供和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从而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为社会所接受，这就成了榜样教育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回顾历史，以往我们树立了众多的榜样人物，他们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畏艰难、奋勇争先。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当今利益取向复杂、信息获得便捷、思想诉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榜样树立和榜样教育遇到了比以往远为复杂的情况。所以，当前如何选择一个能够为更多社会成员认同，获得更大教育功效的榜样人物，值得探究。
在长期以来的榜样塑造和榜样教育中，陈嘉庚先生作为榜样人物无疑是有代表性的。陈嘉庚先生几十年来享誉中外，一直为人所叹服和追随。作为成功范例，陈嘉庚——这一榜样力量的形成值得分析和研究，审视这一榜样的形成、特点和产生的影响，对当代榜样塑造和榜样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陈嘉庚榜样的特点
（一）榜样形成方式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途径的交织
榜样产生的方式大致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就是榜样自发形成于民间，其人物事迹或精神风貌被民间所传扬，渐为人知，并奉为典范的方式；而自上而下的方式则是由于社会权威或政治力量的推倡，凭借其无形或有形社会动员力而树立起榜样的方式。
陈嘉庚榜样的形成是两条途径交织而成的结果。陈嘉庚先生的社会声望最早累积于民间，自下而上形成的社会声望铸造了陈嘉庚先生早年的榜样地位。
具体来说，陈嘉庚的榜样地位最先是从社会对他诚信作风的推崇而开始确立起来的。陈嘉庚之父陈杞柏早年在新加坡经营顺安米店，晚年实业失败，顺安于1904年停业，欠债权人20余万元。陈父当年便因破产而抑郁成疾辞世，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陈嘉庚先生已无义务代偿债务，但当时经济拮据的陈嘉庚却“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1907年秋，陈嘉庚属下的恒美米厂收益良好，所以，他“自秋后则与前顺安号，产业抵押债主，开议清还之事。所有产业由他承受，不敷若干然后折还。计开议数月，或因主人回印，故延至冬间始议妥，计不敷约廿万元，折还九万元完结。从中交现款六万元，余三万元限期四个月还清，并坐还一分利息。彼此在律师处立约，并登报存案明白。”[3]402也就是说，陈嘉庚先生经过三年的独立经营，有了盈利，主动找到债主，将顺安号产业抵还欠债，不足部分又以6万元现款补足，尚余的3万元则限期付息结清。9万元在当时算是巨额债务，陈嘉庚以罕见的轻财重义的气魄，还清了父亲欠下的全部债务，这使他在当代华侨社会获得很高的信誉，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好评，他的诚信风范和重义轻利的品格开始为人所敬仰。1910年、1913年，陈嘉庚被选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协理之一，1912—1914年，他又成为“星洲书报社”的议员。这些职位的获得与陈嘉庚先生此前来自基层的良好社会声誉分不开的，也可以说，自下而上所形成的社会声望是陈嘉庚先生拥有榜样地位的开端。
诚信风范自下而上地累积起陈嘉庚先生的榜样地位，而不吝金钱，捐资兴学，更提高了陈嘉庚先生的社会声誉！在事业有了起色后，陈嘉庚先生即投身公益，倾资兴学。1907年，新加坡闽侨设立第一所新式学校——道南学堂时正值陈嘉庚先生经营初显业绩之际，陈嘉庚先生就积极捐资，成为学校创办人之一，此后，又被选入共有60名委员的董事会中，并成为24名专责兴校事宜的负责人之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陈嘉庚先生l913年开始回到家乡全资创办幼儿园、集美小学、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科、女师、厦门大学等各类学校。即使是在后来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依然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办学，为古今中外罕见。在南洋，1919年春开始，“新加坡华侨众口皆碑颂扬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自下而上形成的陈嘉庚先生的榜样地位在新加坡侨界稳固下来，并传及国内民间。1919年7月黄炎培作《陈嘉庚毁家兴学记》盛赞陈嘉庚事迹，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教育杂志》和《东方杂志》，文章的发表使国内更多人知晓陈嘉庚先生事迹，因此，在1923年，全国学生总会赞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誉满神州”。
陈嘉庚榜样的形成得自于民间推动，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在民间力量自发作用的同时，社会权威和政治力量也对陈嘉庚榜样的稳固和强化起到重要作用。就此，我们看看具体情形。
1921年，北洋时期民国总统徐世昌送“热心教育”匾额给陈嘉庚。这无疑是权威力量对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行为的表彰，这种表彰对陈嘉庚的榜样地位有极大的提升作用。此后，也不断有社会名流赞誉陈嘉庚先生的倾资兴学。如，1923年，陈炯明电文支持保护集美学村，说，“陈嘉庚倾家办学，为吾国第一人，所办集美学校，规模宏伟。夙所钦佩，尤当竭力护持”。
陈嘉庚先生曾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实际上，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背后蕴含着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早期，陈嘉庚先生基本上是作为诚信守诺和倾资兴学的典范而被社会推崇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作为榜样人物，陈嘉庚先生已经由此前的诚信守诺和倾资兴学的典范转变为后来的爱国主义的杰出楷模，实现榜样内涵的升华和榜样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嘉庚榜样内涵的这一转变固然与他巨大付出和牺牲，从而赢得海内外广泛的赞誉有关，但社会权威和政治力量高度评价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强大影响力和动员力，无疑使陈嘉庚形象更加耀眼。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逃避日寇搜捕多年的陈嘉庚从爪哇安全回到新加坡，11月，重庆各界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手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赞誉陈嘉庚先生。“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字是对陈嘉庚先生的高度评价，更重要之处在于，这也是富有社会感召力的政治领袖对陈嘉庚先生榜样地位的确认。在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作出这番高度历史性评价之后，陈嘉庚先生的事迹更被海内外传诵，成为时代楷模，风骚独领！
由上可见，陈嘉庚榜样的形成和确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交织而成的结果。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陈嘉庚先生获得社会民间的认同，而社会权威或政治力量的推倡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化和稳固了嘉庚先生的榜样地位，两条渠道共同铸就了陈嘉庚先生伟岸的榜样形象和巨大的影响。
（二）榜样的主体特征上：强烈的实践品格、独特的精神气象和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三者的统一
榜样的意义在于，通过榜样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理想性唤起人们向上求进的动力，借助榜样的感召和指引，使人们以榜样为目标，不断地发展和优化自己。这也就是说，榜样一定是同时具备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其中，能够发挥出榜样作用、供学习者效仿的一方就是榜样主体，而榜样主体所指向的一方就是榜样客体。
在内容上，榜样主体承载着一定群体所认可的先进性、理想性；在形式上，榜样主体生动可感地以“人”的形式存在。那么，榜样主体对榜样客体的吸引力的强弱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固然，榜样主体在内容上所承载的先进性、理想性是否能满足时代需求，这是最具决定性的，但同时，作为形式的主体特征方面，也极其重要。对于陈嘉庚榜样来说，其主体特征有显著特色。具体来说，其重要且具显著特色的特征有三：
首先，作为榜样的陈嘉庚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陈嘉庚先生早年曾说，“我辈既已知之，则必行之，行之如何，惟有竭尽棉力，毅力举办”。陈嘉庚先生在足以为人们所学习、效仿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实践性。在诚信守诺上，陈嘉庚先生从早期的代父还债，到长期以来的诚信经营，再到面临一次次政治抉择时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勇往直前；在捐资兴学上，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陈嘉庚先生在校舍设计，备料施工，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都事无巨细亲自研究，在筹集和使用经费上则更是亲力亲为，确保学校的良好运行；在爱国践行上，陈嘉庚先生更是脚踏实地，“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以教育救国，于祖国危难之际，陈嘉庚先生组织领导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并亲自返国慰问，更有传奇色彩的是，在日本占领南洋后，陈嘉庚先生匿名与敌人英勇周旋，最终迎来凯旋而归。
其次，作为榜样的陈嘉庚留下鲜明的精神气象。一个人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交往处事，总会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态度和精神风貌，或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腑；或如夏日风雨，雷厉风行；或如秋冬肃杀，庄严深刻，此即所谓精神气象，要言之，精神气象就是因人的内在涵养而表现于外的整体风貌和精神态度。陈嘉庚先生以“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为立身之道。一生艰苦创业，倾资兴学，爱乡爱国，刚直无私，在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之时，不惜牺牲个人事业发展，而确保教育；在面对行止乖张的权贵之时，甚至敢于拂逆其意，当面斥责；在看到真实景象和事实时，能大胆放弃陈见，改变观点；当面临强敌身处绝境时，也能无惧险恶，做好牺牲准备，舍身成仁。陈嘉庚先生至始至终表现出百折不挠、耿介忠直、刚烈不阿的精神气象，并赋予人强烈而深刻的印象，陈嘉庚先生这种鲜明的精神气象也彰显出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陈嘉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陈嘉庚榜样具有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集美学校，建设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专、水专、商专众多学校，以及图书馆、科学馆、体育场、学生宿舍、小公园等在内的一组面临海湾，景色优美的建筑群。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嘉庚先生在位于厦门岛东南部沿海山地上陆续建成了背山面海的中西合璧、古朴大气、庄重恢弘的厦门大学建筑群。此外，在五十年代陈嘉庚晚年回国定居之后，为了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同时也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陈嘉庚先生又兴建了鳌园、华侨博物院，临终前又倡建了归来堂等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及其他设施。为了展示陈嘉庚先生的光辉业绩，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2008年厦门市又建成一座现代化、高标准、高水平的陈嘉庚纪念馆。此外，在新加坡、泉州、广州都分布着不少嘉庚先生留下的历史遗迹。今天，如果我们置身于这些地方，尤其是置身于陈嘉庚先生的故乡——厦门集美，那么，嘉庚先生留下的这些校舍、场馆、设施等作为物质遗产都在不断地提示我们陈嘉庚先生的榜样风范。这些遗迹承载着陈嘉庚先生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折射出作为榜样的陈嘉庚先生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是陈嘉庚先生留下的生动的物质化精神遗产。
总之，陈嘉庚先生作为榜样主体，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独特的精神气象以及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实践品格、独特的精神气象、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三者的统一正构成了陈嘉庚榜样的主体特征。
（三）在榜样作用的对象上，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造就出稳定而持久的榜样客体群体
陈嘉庚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史和华侨史上一位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是千百万人心目中的一座伟岸丰碑，他将永远被广大人民所尊敬、怀念和学习，毫无疑问，受陈嘉庚先生影响的榜样客体难以计算。此外，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还可以看到，在学习和效仿陈嘉庚榜样的人群范围之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榜样客体群体，这个榜样客体群体的出现缘自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和领会嘉庚先生，因而产生对嘉庚榜样的独特情感，这种独特情感激励他们去体会和持续不断地践行嘉庚精神，这样一部分特殊人群就构成了嘉庚榜样稳定而持久的独特客体群体。
这样一个客体群体形成的原因在于与陈嘉庚先生有着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关系，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缩短了榜样客体与陈嘉庚先生的心理距离，带给他们对嘉庚榜样的独特情感，也带来对嘉庚榜样更多的认知和诚服。分别地看，这个客体群体主要有两方面构成：一方面，陈嘉庚先生本人的亲友、同乡或是属下公司员工有不少就是情系嘉庚，践行嘉庚精神的楷模。他们在海外披荆斩棘、克勤克俭、事业有成后积极支援祖国建设，兴办教育事业，他们堪称嘉庚先生的后继人。陈嘉庚先生的属下兼女婿李光前及其子女李成义、李成智和李成伟，陈嘉庚先生的属下兼宗亲陈文确和陈六使等人即属于此，他们都诚信立身，开拓事业，关心桑梓，长期投入重金兴学，声名远扬；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陈嘉庚兴办的集美学校学生对陈嘉庚先生的言行事迹耳濡目染。陈嘉庚精神已经激励一代又一代集美学子立志成才，报效国家，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现今，渊源于陈嘉庚先生创立的集美学校的各校仍然以嘉庚精神和“诚毅”校训育人，陈嘉庚定下的“诚毅”校训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集美学子的心里，成为广大师生道德修养的准绳，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精神力量。这种特殊的学脉渊源与特殊的乡谊共同造就了一个学习和效仿陈嘉庚榜样的稳定而持久的独特榜样客体群体！
二、陈嘉庚榜样特点对当代榜样教育的启示
审视和研究陈嘉庚榜样的形成、特点和产生影响的情形，能给当代榜样塑造和榜样教育带来极大的启发。
（一）在榜样形成方式上，陈嘉庚榜样启发我们树立榜样应该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途径相互结合，以强化榜样地位。
榜样产生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正是这两条途径的相互交织，才形成今天的嘉庚榜样，铸造了陈嘉庚先生稳固而崇高的榜样地位。分别来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榜样产生途径各有其优。对普通大众而言，自下而上的榜样产生方式更具自发性，因为这种自发性，它能使榜样人物在出现、形成阶段就获得大众情感的普遍认同，而由于初始阶段就有榜样客体的感情投入，榜样主体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样易于奠定榜样客体认同主体的深厚的心理基础，而自上而下的榜样产生途径则可以凭借社会权威或政治力量固有的社会动员力快速地将榜样传播开来，为公众所知晓。
反观以往推出的英模典型，我们通常比较注意的是自上而下的榜样教育方式，通过上级倡导、政府宣传，使榜样人物为社会所认知、崇敬。在实践上，以往这种产生榜样的方式确实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当今利益取向复杂、信息获得便捷，思想诉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的自主选择意识非常强烈，以往这种树立榜样的方式显现出了它的不足之处。据此，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吸纳自下而上的榜样产生方式之所长，将其结合进以往通行的自上而下的榜样产生方式之中，优化我们的榜样教育方式。
具体来说，在当今，我们依然有必要完善和健全以往我们重视的自上而下的榜样产生方式，此外，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以往较少注意到的自下而上的榜样树立机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助民间力量，将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所肯定，且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榜样人物选拔出来，选择那些真正具有崇高境界和高尚人格的先进人物，然后借政府强大的宣传动员力，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和效仿。对榜样学习来说，这样树立起来的榜样既有事先的相当范围内的榜样客体认可和情感认同，又有继之而来的社会权威的倡导以及宣传部门的深入推介和广泛宣传，这样一来，两种榜样产生方式就形成了合力，它不仅使树立起来的榜样有较好的公众基础，又有权威推动所带来的传播上的及时、高效，这样就能使榜样既快捷地切入人心，又有事理上的说服力，信服力。
（二）在榜样的主体特征上，陈嘉庚榜样启发我们树立榜样时应该尽其可能地发掘和展示出榜样的多重要素，以增强榜样的吸引力。
前文言及，强烈的实践品格、独特的精神气象、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三者的统一构成了陈嘉庚榜样的主体特征。在榜样教育中，构成陈嘉庚榜样的主体特征的三要素发挥出积极的作用：首先，嘉庚先生展示出的实践品格能激发榜样客体的实干精神，启发其将榜样学习付诸真正的行动；其次，对于榜样客体来说，独特的精神气象使陈嘉庚先生的形象得以真实生动的呈现，可触可感，形成强大吸引力和独特的魅力；最后，丰富的物质化精神遗产更使榜样客体能便捷地体认榜样主体，获得对榜样深刻和清晰的领会。总之，组成陈嘉庚榜样主体特征的上述三重要求在榜样教育中相互结合在一起，既深化了公众对榜样人物的认识，又切近了公众与榜样的感情，还促进了榜样客体对榜样精神的践行。在今天，我们选择榜样，树立榜样，进行榜样教育时，同样也应该尽其可能地发现，发掘和展示出榜样的多重要素，如榜样无形的品格、气质、精神气象，以及能体现榜样内在品质的种种有形和无形材料。通过对榜样的这些多重要素的展示，促使榜样能全方位地、丰富地为公众所了解，为公众所心悦诚服，如此，使我们的榜样教育就能取得应有的实效。
（三）在榜样作用的对象上，陈嘉庚榜样启发我们树立榜样时应关注榜样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性，以拉近榜样客体与主体的心理距离。
如前所述，在学习和效仿陈嘉庚榜样的人群范围之中，由于与陈嘉庚先生有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因此存在一个与嘉庚榜样有着独特情感的，稳定而持久的榜样客体群体，这个群体的体会和持续不断地践行嘉庚精神，是嘉庚榜样客体中的中坚力量。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心理距离存在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它是构建传受关系的基础。如果主客体在心理距离上超距或失距，则不容易沟通和融合，反之，则容易沟通和融合。传播学上的这一观点富有启发。其实，与陈嘉庚先生有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的特定榜样客体群体，之所以能够持续不移地践行嘉庚精神，成为嘉庚榜样客体中的中坚力量，原因同样在于特殊的乡谊和学脉渊源拉近了榜样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当下社会，社会密度已经前所未有地增强，人际相互关系的种类多样繁复，我们的榜样树立应该密切重视和挖掘这种人际因素，除了利用已存在的乡缘、学缘以及同龄等关系外，还可以从现代的网络群体关系、现有的职场关系出发，创造性地将这样关系转化为树立榜样的积极因素，将之结合于榜样塑造，以促成榜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心理上的贴近。要言之，在时下的榜样选择中，我们不一定要“舍近求远”，而要因地、因时、因缘制宜，树立那些与榜样客体有某种渊源关系的榜样主体，由此拉近树立起来的榜样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我们的榜样教育更加亲切，更具实效！
（本文系2012年度集美陈嘉庚研究会课题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单位：集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