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叶振汉校长

任镜波

叶振汉校长逝世30周年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日渐模糊、淡忘，而是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晰。这也许是常言说的“挑了担子才知重”的缘故，也许是人老了，对时下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看不惯的缘故。

1953年秋，叶振汉从福州师范校长任上被调来集美中学当校长。那时我是集美水产航海学校航海科三年级的学生，因为我是《厦门日报》集美学校通讯组组长，与各校的通讯员来往密切，也常到各校采访。听说中学的叶振汉校长是校主陈嘉庚向叶飞省长点名调来的，我就觉到这人一定了不起。一天晚饭后，叶校长从航海的白楼前走过，站在白楼二楼的一个同学见了便喊道：“快来看，中学的叶校长！”我们几个在二楼教室里看书的同学蜂拥而出。我见他穿着白汗衫，浅灰色长裤，昂首挺胸地往前走，觉得他很英俊，很潇洒！不久，学校请他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做报告，谈青年人的理想。他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娓娓道来。最后，他满怀激情地朗诵起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脍炙人口的人生格言。当他低沉的声音传出“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时，全场人都屏住呼吸，听着他那带着安溪口音、抑扬顿挫的朗诵。当他朗诵到“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演讲的技巧之高，煽动力之强，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公认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说家！   　　　

他又是一位非常含蓄、幽默的师长。1953年底，集美学校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他的讲话风格不同于其他老同志。他表示同意介绍人卓杰华、林祖谋的意见后，没有按常规对我本人提出意见和希望，而是令人意外地讲起他自己入党后党性锻炼的历程。我明白他是用现身说法来教育我，激励我。那时，集美学校党支部只有8个党员。他们是林祖谋、张其华、叶振汉、龚蚌生、卓杰华、陈曲水、庄恭武、曾仲霖，他们都是省、市委派到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后来，我才知道，叶振汉校长于1947年4月入党，曾任闽浙赣地下党第二届厦门工委负责人，后应聘到越南堤岸公立福建中学担任校长，在华侨中培养革命青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惠安中学、福州第二中学、福州师范学校校长，都是政府派去接管学校的。那次，叶校长在支部会上讲的一些话，如“服从组织调动，干一行，学一行。”果然言中了我一生的路途。

从航海毕业后，我到省教育厅工作。林祖谋早在半年前就调到教育厅。叶振汉校长每次到教育厅开会，都会挤出时间来看望我们。我出差到厦门，也一定回集美拜访航校的领导、老师，也会去拜访叶校长。我们之间那种师生加同志的感情，纯朴、真挚，实在令人难忘。

叶振汉是教育厅长王于畊非常赏识的一位校长。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参加王于畊组织的考察组，到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考察，学习这些地区先进的教育工作经验。回来后，叶校长和其他校长一样，积极建言献策，真抓实干，福建连夺三年全国高考红旗，摘掉了教育落后的帽子。

      叶振汉（右三）等与王于耕合影于福州鼓山               叶振汉（右二）等领导欢迎校友回母校参加校庆

有一次，王于畊厅长到集美中学视察，我也跟着来了。集美中学在校生近四千人，侨生占一半。王厅长到集美中学考察，是因为集美中学规模大，侨生多，她不放心，怕拖全省教育质量的后腿。到集美中学一看，校园里一派生机，大多数侨生都积极上进，学习很好，许多人还有自己的专长。王厅长非常高兴。听了叶校长的汇报，王厅长对集美中学更是一百个放心。她对叶校长说“我相信集美中学不会拖全省高考的腿。我放心了！”叶校长做到让王厅长放心，包含着他艰辛而脚踏实地的努力，确实不容易。当时，我只是“随行人员”，属于“外行看热闹”，没有很深的感受。十几年后，我也主持一所完中的工作，才感受到当年叶校长所受的压力有多大，才体会到他的工作真是看似容易却艰辛。

“文革”期间，我们在不同地区受到同样的迫害。1973年10月，我来厦门探亲，到厦门六中看望他，他当时是六中的领导。他没有谈他的遭遇，也不问我的不幸，我们只是互道珍重。临别时，他对我说：“要正确对待，现在正是考验一个党员党性的时候。”说实在的，这种无休止、无是非的党性锻炼，早已把我炼得荣辱不惊了。

1980年10月，我从外地调回集美航专，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是校长兼主持党委工作的副书记，我是校长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83年5月，他升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则被提为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兼校长办公室主任。这两个办公室不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是实实在在的两个机构，分别在两个地方办公。他对“两办”的工作非常关心，挑选写作能力很强的骆怀东担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挑选善于作外事和接待工作的陈建国担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和我一起工作。我们分工合作，工作效率很高。骆怀东是作家，他起草的文件，就像大机关出来的文件，有气势，有水平；陈建国军人出身，他负责接待工作，有部队严格、热情的作风。我们办公室的这些特色，受到上级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好评。两位副主任尽心尽责的突出表现，是与叶校长的知人善任分不开的。

在叶校长领导下工作的四年中，我获益匪浅。他经常给我讲陈嘉庚的精神和陈村牧的人格。他对陈嘉庚的敬畏和对陈村牧的敬重，令我终身难忘。他常对我说，我们讲陈嘉庚精神不能只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讲给别人听，不如自已做。他还说：“陈嘉庚能倾资兴学，我们就不能献身于教育吗？”他和陈村牧先生一样，矢志教育，以校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叶校长住在学校，周末才回鼓浪屿与妻子团聚。他经常接触师生，了解情况；有事找他，他就在你身边。他任集美中学校长时，中侨委曾提名他当委员，陈嘉庚把他名字划掉，对他说 “当校长一定要专心致志办学，不要挂虚名，不务实事。”他在航专任职时，仍然遵照陈嘉庚的教导，尽量不挂社会职务，尽量少参加社会活动，全身心投入学校工作。他对航海教育不很熟悉，就虚心地向资深的航海家卢振乾副校长学习，倾听他的意见。他主张大专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也要搞些科研。他让人事处从老大学引进一些有科研能力的教师。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师陈延杭，就是这个时候引进到学校的。他一到校，叶校长就任命他为科学情报室主任，开展科研工作。那时，广大校友要求学校升本科。他听到这个呼声，便问我怎么办？我知道他心中也有这想法，因为交通部三令五申，一再强调集美航专要专心致志办好专科，他不便亲自提出。我建议由香港集美校友会联名向国教委反映。他说可以试试。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总得有人提出，有人说事。接着，他又说：“我们不仅要办事，更要办成事。”这句“要办事，更要办成事”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叶校长的作风严谨。他做报告从来不要别人替写讲稿。他右手腕在“文革”中被打伤，不能抬高，不能在办公桌上写字。他只好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侧身弯腰写。他说自已写发言提纲，逼着你动脑筋，才能写出该讲的话，才能讲短话。他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三餐自已熬稀粥，以酱瓜、虾皮、花生仁下饭。大家劝他到学校食堂打饭。他说这样不好，因为当时许多东西是定量供应的，而且学生的伙食有学校给的营养补帖，他觉得自己到食堂打饭就会侵犯学生的利益。他最小的儿媳妇是校外印刷厂的工人，又是台胞，因为单位下马，要求调进学校印刷厂工作。很多人也帮她说话。人事处领导也认为：学校印刷厂缺人，别人可以调入，只要符合条件，领导的亲属也应该一视同仁，可以调进。可是，叶校长却明确地告诉人事处领导：“只要我在位，我的直系亲属就一个也不能调进。否则，不能说服人。”

我几次随他到福州、上海、北京出差。按规定，我给他开单人房，我住多床位的房间。他坚持要和我一起住标间，说这样省钱。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交通会议，住在交通部黄寺招待所。出门办事，我们都挤公共汽车，有时要转几次车。有一次，上车时他被挤倒了，擦破了膝盖。我叫来一部面的，让他上车。事后，他说车费应由他出。交通部教育局的王耀诚处长知道此事后，对我说：“以后叶书记要出门给我说一声，我来派车。”

叶校长是非分明，别人错了，他批评，自己错了，也不放过。有一次他在教工会议上批评后勤部门有假公济私的行为。会后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都有意见。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有人把后勤部门领导关心职工福利的一些合乎规定的措施，当做假公济私的行为向领导汇报。叶校长听到我了解的情况后，觉得自己批评错了，说要去找他们解释、沟通。当天晚饭后，天空一片漆黑，眼看就要下雨了，我看到他拿着一把黄油布雨伞，脚蹬一双解放鞋，急冲冲地从宿舍楼往学校走去。第二天上午上班时，他告诉我是去找后勤部门的领导谈心，向他说明，自己批评错了，向大家道歉！后勤职工知道此事，都很感动，说叶校长襟怀坦荡，不护短，在他手下工作，心情舒畅。那位后勤领导更是念念不忘，至今还写诗感念此事。

叶校长非常关心干部、职工的生活。校长办公室有位干部擅长写作，也有活动能力。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家里缺乏劳力，想调回家乡工作。叶校长觉得他确有具体困难，便批准了他的要求，而且对他说，如果困难解决了，还欢迎他回来。办公室还有一位在收发室工作的复员军人，非正常死亡，留下遗孀和两女一男。他们的户口都在远离厦门的农村，如果他们留在集美，没有正常的供应，如果回农村，没有一个劳动力，生产队不接受。学校想把他刚从集美中学初中毕业的大女儿招收到学校印刷厂，派人到市劳动局要全民所有制的招工指标，跑了几趟都办不了。后来，叶校长亲自带我去市劳动局，向叶亚伟局长诉求，终于得到一名指标。这个女儿招工后，户口从农村转出来，在集美立户。以后他的次女、儿子也有了出路。大家都说：“叶校长救了他们一家！”

1984年3月27日，叶校长到上海看病，得到集美中学校友、中山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李夏宁的帮助，住进中山医院。我陪叶校长的夫人阳德珍老师前去照顾。我给时在北京的老领导王于畊挂电话、写信，在她的帮助下，上海市卫生局长左英出面，组织了上海几大名医，进行两次会诊。60多天中，医生给他做了两次手术，进行了6次病危抢救。他非常坚强，不仅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且还一直关心着工作。病情稍有短暂的稳定时，他就急着同我谈话。他要我一定要协助新的领导班子把学校升为本科；要支持陈村牧先生把校友会搞好；还叮嘱校友会要搞大团结，不要搞小山头；交代我把他对集美学区工委的设想告诉市委陆自奋书记和市委组织部林源部长；吩咐我代笔替他写一封信向叶飞副委员长介绍香港曾星如校友的事迹。

5月20日，我陪阳老师护送他从上海回厦门，继续求医。临终，他全身剧痛，脚和脸都浮肿了，痛苦万分。他却微笑着对我说：“我的病好不了啦。以后要把我身上的起搏器取下，献给医疗单位。”听到这些话，我十分难过，眼泪夺眶而出。他身上的起搏器是香港校友赠送的，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医疗器械。

1984年6月25日7时10分，叶振汉校长在集美家中安详逝世。叶飞和王于畊，彭德清和吴璇都发来唁电。追悼会在福南堂举行，花圈和挽联从会场的两侧一直摆到会场外的广场。来自海内外的师生有一千多人参加追悼会。

叶振汉校长在教育战线奋斗了近40年，他的学生有上万人。在师生的心目中，他学为人师，行为人范，是一位杰出的归侨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