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集美的日子里

·唐朝水

1954年的中国，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在这一年出台。

我是在这年的上半年从英国人统治下的马来亚回到祖国学习的。这时的中国在摆脱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和纷争之后，开始走向人们期待已久的和平建设。虽然新政权建立才仅仅五个年头，但社会秩序稳定，市场还算繁荣，百废待兴，人们脸上普遍显露出欢欣、喜悦和自信的神情。

上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志士仁人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能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胜利果实。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成了主宰新社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善于从邻国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发，并将许多新颖的、先进的、合理的政策，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移植，实施。于是，中国社会许多千年的痼疾相续被荡涤，被埋葬。新社会的新气象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向前，积极向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也就成了鞭策我们这批归侨学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由于心情舒畅，加上性格开朗，目标明确，在中学期间，我一直是学校里学习、社会活动、 体育锻炼的积极分子。

期间，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眼下依然记忆犹新……

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人曾经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集美中学校领导也曾一度鼓励同学们向我们的前辈们学习并组织相关的活动，这种生搬硬套的馊主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入太大，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力，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在这场运动中，我自然不是个旁观者。有一天，我设想找到一部三轮车到集美海滩运海沙，卖到附近的工地去，这应该也是勤工俭学的一种吧！主意一定，我就设法寻找这种交通工具。有人告诉我学校食堂有这样一部车，于是我来到学校食堂。不错，我看到一部三轮车停放在那里。几位师傅正在忙着清洗堆积如山的蔬菜。我说要借车，一位师傅连头也不抬，说：“骑走吧！”我说了一句“谢谢”，就把车子骑走了。很快，我找到了海滩，并整整装满了一车海沙。

这是一部新车，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这么好的车，可真是个稀罕物！我骑着骑着，总觉得和骑普通的两轮车不一样，车把老往一旁拐。我使劲搞平衡，可总不得劲。在一个急下坡，车子失去平衡，掉进公路旁的一个沟沟里。幸好人没受伤，可车的前轱辘却弯成了九十度。我只好把沙卸下，半扛半拖着，把车送到一公里外的岑头街一家自行车修理店。我小心翼翼地把车放下，趁周围无人注意，拔腿就跑。

回到学校，我不敢对人说起，生怕学校要找我赔钱。幸好没人来找我，久而久之，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四年之后，我考上了大学。离开学校时，路过这家自行车修理店，看到那部车还在原地原样搁着，只是全车已经锈迹斑斑，面目全非。看到这番景象，我心理很不是滋味。我很懊悔自己当时的处置方法，少年时的错失让我承受了一辈子的心理责备。我这一生没少为此事感到内疚。

上世纪五十年代，集美学校是福建前线的前线。当时台湾的国民党飞机时不时飞过来侦查，骚扰。治安保卫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各校都组织学生纠察队，我曾是我们学校的纠察队队长。空袭警报时，纠察队要安排同学们疏散，进防空洞外，此外，每天晚上还要安排人员进行治安巡逻，平时要协助处理一些小偷小摸的事。

归侨中的印尼同学，都带有许多生活用品回来，有的甚至足够他们用一辈子。一位低年级同学被同宿舍的同学举报，偷了一支派克钢笔。他们宿舍还丢了好几样东西。我们认为这说不定都和他有关，因而将他带到纠察队部问话。这孩子年纪不大，也就十五六岁，是个国内生，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他的反侦察能力挺强，知道我们手上不掌握他别的证据，一直不配合。

盛怒之下，符帆同学打开抽屉，拿出一把上一届同学制作的、可以乱真的黑漆木头手枪，在他面前晃了晃，吼道：“你再不说，我就毙了你。”

那孩子即刻嚎啕大哭，可就是一句实话都不说。

第二天，学校负责学生事务、教物理的潘斯绥老师来到教室，把我叫走。他批评我道：“你们纠察队的权利也太大了吧！竟然敢拿假枪威胁人，像话吗？以后要限制你们的权利，真是无法无天！”

原来这孩子回去以后，在宿舍里留下一封“遗书”，然后，来到海边，把平时穿的一双鞋子，头朝海，整齐地放在海滩上，造成投海自杀的假象，然后走人。人不见了，学校自然急得不得了，急忙给他所在的乡去电报。原来这孩子早已跑回家了。

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年了。那位同学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潘斯绥这位老师在我的记忆中也变得有些模糊了。可近年来，我们多次接触，渐渐地我仿佛从记忆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天，我突然问起潘老师，除了教物理外，他是否还曾负责管理学生工作。得到他肯定的回答之后，我就将这事一五一十地对他和盘托出。潘老师听后，笑一笑，不作回答，接着把话题叉开。兴许，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中学时期，我也是个体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高二下时，我被体育老师选中，作为最轻量级选手，代表学校参加全国举重比赛。赛前，称体重时，按这个级别的标准，我超重一公斤半。老师说，你近来成绩没什么长进，还是参加原级别比赛吧！他让我到田径场跑它四圈，出出汗，把体重降下来。我跑完了四圈后回来，再称体重，果然，减了两公斤。

比赛场地安排在四面透风的室内篮球场。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出汗后要保暖，老师也没提醒，一个上午的比赛还没完， 我就觉得浑身不得劲，不得不退场。到校医院一查，体温上升到38.7。医生说住院去。我吃了药，在病房睡了一个下午，醒来后，感觉舒服多了。

按过去的经验，我寻思，没事，多喝点水，很快就能挺过去的。再说，距离年终考试仅三周了，我思索再三，决定不告而别，私自出院。

回到课室上晚自习，虽不见好，但还能忍受。可第二天一早，我从床上坐起来，瞬间，满满的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洒得满地都是。

同学们立刻把我抬到医院急救。据说，当时体温升高到41 度。还好这仅持续一个上午，下午就退了。原来我得了急性肺炎。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时，再进行一次X光检查，发现我的右肺有结核病灶，幸好在肺尖，虽是活动期，但面积小。医生说；好好休养，没什么大事。他还说，高考，报文科，也许报考医农也没问题。但如果我要考理工科，那就要彻底治理好才行，至少得休学一年，明年治好了病再考。在这关键时刻， 我没有迟疑，先是报了医农班，仅呆了两周就放弃了。最后，选了文科，开始时有些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对此，我没有怨言，还庆幸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中学教育虽然短暂，但却是塑造人和决定人的一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初中八十组和高中四十二组，我总共在集美中学度过了五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优美的自然环境，配有一批学识渊博、工作勤奋的老师加上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这一切的一切均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我有幸在这么优越的环境里学习，为后来考上大学，进入社会，服务社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基楚，因而我是一个受益者，对此，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多年之后，在一次商业活动中，我和近二十位商人在德国旅行。他们中有一位来自南斯拉夫的商人，是唯一的女性。其他大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对这位来自所谓共产党国家的商人感到特别好奇，纷纷向她提出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在近两个小时问答中，我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好多不着边际，有些真是幼稚可笑。最后，我和坐在我身旁的一位日本朋友是当中仅有的两个“有色人种”。他对我说：“只有你还没说话呢！”我看了这位女士一眼，然后根据我平时阅读到的有关南斯拉夫的知识，谈了我对她的祖国的看法。我说完后，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后很严肃地对那众多的男士说:“For sure, China’s education looks quite successful(看来中国的教育是很成功的)。”这段经历，可以作为我们学校教育一个很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