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连学长
任镜波
张连（1920-2017）是我很敬重的一位学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认识他。改革开放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每次见面，他不是叫我“镜波同志”，就是喊我“老弟”。我通常称他“张老”，有时也称他“老学长”。他非常平易近人，但他的经历非常富于传奇色彩。
他原名林绿竹，安溪龙门人。1935年，他从集美中学初中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白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保送他到集美中学读高中，参加学生会竞选，当上主席。1939年，他刚19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内外进行地下工作。
当时，他主要任务是向师生、农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发现、培养抗日知识分子干部，在安溪一带建设抗日武装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后来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基地，执行我党“以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不久，他就成为中共闽西南白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任中共暨南大学党支部书记、台湾工委负责人，曾两次奉命去台湾发展组织。他还参加领导过上海暨南大学“5·20”学生运动，并任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中国学生联合会前身）宣传部长。1948年5月，他参加组建中共泉厦临时工委，任书记。后任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副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四团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永春县县长，中共德化县委代书记，晋江专署副专员、专员，中共晋江地委常委、副书记，福州军区对台办专职副主任，福建省委对台办主任，福建省地质局副局长，福建省科委副主任。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我还在省教育厅工作。有一次，我和厅办公室副主任庄牧（安溪人，原名林五地）一起去晋江地区作调查。到泉州，他去看望张连，我跟着。他给张连介绍我是集美学校毕业的。张连和我握手，乐呵呵地说：“我们还是校友哟！”我觉得张连很大气，不一般。那天晚上，我们在晋江地区招待所下榻。一个小房间两张床，天气热，睡不着，庄牧就给我讲张连的故事……
1946年，张连带着庄牧第二次去台湾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当时庄牧才16岁。船过台湾海峡，颠簸得厉害，他们晕船晕得一塌糊涂，趴在仓里不敢动，又不敢睡，因为他们身上揣着《毛泽东文集》，怕暴露，怕丢失。上岸时，张连搀着庄牧走。
1947年底，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张连他们在台湾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朝不虑夕。有一天，张连和三个同志在台中女中男教员的宿舍碰头，商量如何撤退。突然一人推门进来，喊话“XX,XX，外面有人找。”他喊的两个名字就是在场的两个党员。两人刚到门口，就发现几个特务迎面扑来。一个党员转身就跑，结果被几个特务追上。另一个党员比较机灵，急忙退到房间，然后越窗逃跑。张连十分冷静、沉着，他趁着左右邻居都出来围观，便悄悄地混在人群中躲开了。事后，组织通知他“速离台湾”，而他却执意留下，说：“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走。我若被捕，绝不会供出任何人。”没想到这次遭遇，却给张连埋下了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质疑他：你们4个人在一起开会，特务只抓两个人，而你怎么能幸免？为此，1951年张连被囚禁在省公安厅预审处，接受组织审查。张连被审查的问题还涉及1947年底至1949年，由他主持的泉厦临工委的详细情况，包括这个组织是怎么恢复的，为什么领导权后来会落到一个叛徒手里？以及这个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叛徒的影响？这个组织是不是被敌特控制的内奸组织？等等。因为张连是这段时间的关键人物，所以组织上对他的审查特别严格，花的力量特别大，审查的时间也特别长。
后来，幸好“香港局”转来一批档案。这批档案是在闽西的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其中有些档案完整地保存着张连他们向“香港局”乔冠华等领导人递交的文件。这些文件排除了对张连的种种质疑，也搞清了泉厦临工委的情况。这个曾经率领游击队连续攻下6个县城的张连，终于继续得到组织的重用，被重新分配工作。
庄牧讲完上述张连的故事，无限感慨。我既感到震撼，又感到惊讶。我觉得张连同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很了不起。我为他感到幸运，窃想，如果组织上没有找到那完整的档案材料，那他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
我再次见到张老是在集美学校70周年校庆的时候。那时，张老来集美参加庆典，肖枫、叶振汉、谢高明、叶亚伟、官宏光等几个安溪同乡去看他。他们既是老乡，又是校友，又都是“文革”的幸存者。见面时，大家自然互相关心健康情况。张连说话仍然是大嗓门，他说：“我们是铁观音泡大的，铁骨铮铮。”又说，“1948年，龙门党的前辈李纯青在香港就给我说过，‘胜利以后，你必定要接受十分严厉的审查，你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真感谢李老的预见和教导。”我听到这些话，深有感触。
在张老的“社会关系”中，我也认识不少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叶飞、张克辉、陈乃昌、林一心、彭德清、项南、庄炎林、陈村牧、未力工、许集美、唐裕、李引桐、李尚大、李陆大、孙竞男、苏寿桐、张其华，陈德惠、陈君实、林祖岳、曾星如、林金狮、林敬平、陈毅中、邱志远等。我和他们接触时，谈起张连，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张连是条汉子，是个典型的闽南豪杰！
1959年春季，身为晋江地委副书记的张连，怀着“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心情，到安溪他以前蹲点过的地方，召开座谈会，挨家挨户听取群众意见，对前一年他在任上强迫推行“单（季稻）改双（季稻）”、“移植并丘”造成农业大减产的错误进行深刻检讨，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干部、群众赔礼道歉。在取得群众谅解后，他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向群众宣布了五条规定：一、干部有错误要检讨道歉；二、严重违法乱纪者要法办；三、生产管理归生产队；四、夏收粮食分配到户；五、“放豆子”公开选举干部。这五条，深得人心，改善了党群关系，也调动了广大农民恢复生产、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他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气魄，影响、带动了一大片农村基层干部。这些故事，安溪县的许多老农民还能娓娓道来。
张老是理工科出身，知识渊博，深入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他有话当面说，说真话，不说假话，对上级也敢于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福建省原省长胡平说：“张连同志对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战略有自己的见解。他反对闽江水口高坝工程，他认为闽江流域规划应以航运为主。他认为不能让闽江水资源白白流入大海，建议建设闽江北水南调引水工程，继而向金门、马祖等台湾海峡诸岛屿送水。他认为福建缺煤少油，‘以水电为纲’应改为‘以核电为纲’。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未能被全面接受，但他的拳拳之心，得到了历届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尊重。”
1993年，有个外商企图在福州“三坊七巷”开发商品房。张老站出来反对。在福州市委召开的“三坊七巷保护改造座谈会”上，张老详细介绍了中外许多旧城改造的经验与教训。他说：“我认为三坊七巷的旧城改造，应当充分考虑到如何保护历史文化传统，尽量保留原有的建筑特色和布局。三坊七巷是海外寻根的旅游资源，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教训，现身说法：“我以前在泉州古城工作，在古城改造中有过‘好事办成坏事’的教训。大家应引以为戒。”福州“三坊七巷”有今天，张老的直言有一份功劳。
张老非常崇敬陈嘉庚校主，非常关心母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晋江专署当专员。当时集美学校还归晋江专署管理，他对学校的基建十分关心，给予很多关照。他说：“母校培养我七年，恩深似海，理当报答。”1996年，陈村牧先生逝世，他嚎啕大哭。他说：“陈村牧校董是我的恩师。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他对安溪中共党员的掩护是有功的。当时受他掩护的有童新民、吴静吟、陈才华、林降祥、洪邃明。我因涉嫌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也是他保护了我，安排我在集美学校图书馆当职员。”1994年，他被聘为集美大学校董会校董。校董会开会，他都从福州专程赶来参加。见到我，他都拉着我的手，给我讲当年中共地下组织在集美学校的活动情况。2014年8月3日，他寄给我一本他写的《上下求索》。《上下求索》是他的专著，全书分《暴风骤雨》《公仆情怀》《台湾情深》《改革浪潮》《联络“三胞”》《建言献策》《师友书简》等七个篇章，内容极为丰富，原汁原味，极有历史研究价值。他在书中夹了一封给我的信。信中写道：“集美学校中共组织的情况都给你讲过了。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内迁，是林降祥（中国侨联主席林军之父）、林成竹为首的“龙门帮”（实为中共龙门党组织）保护的。1940年，校主从延安回安溪，再从县城回集美。中途住宿、过半岭，都是降祥、成竹安排地下武装护送的。那次，校主在降祥家过夜。我是降祥手下的一个中共党员。”当时，他已经96岁了，张老为什么要特意给我讲这段历史呢？2015年10月，我在北京见到林军主席时，向他转达了张老的这番话。
张老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我曾想采访他，但已做不到了。“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 张老的生前身后，永远当受人们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