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歌声犹在耳边
·周添成
近日，在《集美校友》第221期上读到陈俊林撰写的《陈嘉庚作序的“民族呼声歌集”》，一下把我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椰风蕉雨的南洋。
自1939年至1941年，南洋各地，抗战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1941年初，我刚满7岁，入读马来亚（现为马来西亚）槟城的华文学校“丽泽小学”，上一年级。1941年底1942年初，日寇进攻并占领南洋，我被迫辍学。
记得在校期间，每天上午，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走进教室，就看见班主任黄老师早已站在捐款箱前，看着我们把捐款投进箱子里。箱子是木制的，赫然写着“同胞有难，都来相助”8个大字。我每天上学投两个铜板。当时南洋还流通我国明清时期的铜钱，两个铜板大概可以买一碗海鲜面。每天投币，是我们响应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号召的具体行动。
上午8时，上课铃一响，各班级由班主任主持，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家乡》等抗战歌曲。抗战歌曲激起同学们满腔的爱国热情。在高昂的爱国氛围中，老师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有时候给我们读《光华日报》等当地华文报中刊登的有关国内战况的报道或消息，激励我们刻苦读书，练好身体，将来保家卫国。这是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促使我以后毅然决然回国。老师教唱时，好像手中总拿着一本小册子，翻翻看看，也许那就是陈俊林文中所提到的《民族呼声歌集》。还有，课前课后，学校广播室内不断地播放抗战歌曲，听说是用手摇唱机播放的。那唱片，应该是武汉合唱团灌制的。
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外侨胞立即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各地的侨校在宣传鼓动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就读的丽泽小学专门开设手工课，教学生扎“爱国花”，拿到街上义卖。提起“爱国花”，年纪稍大的老华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不定他们买过“爱国花”，为抗战募捐作过贡献。
义卖“爱国花”，是华侨为抗战募捐的一种方式。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掏钱认捐，多少不计，劝捐者便送一朵白纸花，作为标志，表示承认捐款者的贡献。我们的手工课，每周两节连上。小朋友们特别爱上手工课，因为动手扎花，好玩。我年幼无知，又好问。我曾问老师，为什么老是扎白色的，不扎其他好看的颜色呢？老师告诉我，日寇侵略我国，要我们成为亡国奴，这是国殇，只能扎白纸花。可以说，我们的手工课是“爱国花”的加工厂。白纸花扎到一定数量后，老师就带领我们上街义卖，义卖所得都交给“南侨总会”，再由“南侨总会”汇总寄回祖国。老师说，量力而行，持之以恒，积少成多，好办大事。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在“南侨总会”号召下，南侨义捐了五亿国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因为槟城是华侨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我们义卖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围来许多华侨，连马来人、印度人都来看热闹。当地人被我们感动，也掏钱认捐。据说还有一个印度人参加到南侨机工队伍。义卖时，为了制造气氛，吸引观众，我们高声齐唱抗日歌曲。就这样，抗日歌曲风靡全南洋了。
再说焚烧日货时，也是在高唱抗日歌曲中进行的。上世纪30年代，日货已充斥南洋商场，什么洋布、洋油、洋火柴，统统是日本货。在“南侨总会”的号召下，各地华侨社团积极响应，纷纷抵制日货，不准商家进日货卖日货，违者先是警告，不听则上门抄货，当场焚烧，用漆泼洒店牌。在焚烧日货时，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亲眼见过这场景。那是1940年8月的一天，我家在皇后街，邻街是印度街。印度街是因为住的人多是印度人而得名。那条街上有一家华侨开的小店铺，店主是广东人，他以为在印度街卖日货不容易被人发觉，结果还露馅了。焚烧时围观的人很多，店主不好意思，躲了起来，没有露面。
还有是我听说的。比如“南侨总会”应国内请求，组织“南侨机工队”，驾车奔驰在滇缅公路，抢运战略物资，保证这条“抗战生命线”畅行无阻。当时先后有三千多热血华侨青年司机、机工报名参加，出征的场面很壮观，也是高唱抗日歌曲。由此可见，抗日歌曲在当时是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
至于武汉合唱团在槟城的演出，我也是听大人说的。他们说是在槟城的一个大娱乐场“旧世界”（因为二战后又搞了一个娱乐场，战前的这个就叫“旧世界”）的演出厅演出，演出时人山人海，挤满了人，演出结束时，出售那本《民族呼声歌集》，人们抢着买，而且掏出一元十元都不要求找回钱。抗日歌曲在南洋影响很深远。日治时期，人们缄默不响，二战结束，人们又唱起来，比如《义勇军进行曲》、《何日君再来》，随处可听到。七十多年过去了，抗日歌声犹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