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美校友情缘
周添成
日月如梭，转眼我离开集美已经60多年了。在那里与老师，同学结下的深情厚谊，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还有日久弥新的感觉。这不是因为我们那时没有烦恼与痛苦，而是因为那时我们正青春，都处成长期，有一段段有温度的记忆。梦乡里，我经常返回到那美丽的学村，与同学一起嬉戏玩耍，欢呼雀跃，快乐无比！
久别盼重逢。“文革”以后，无论是集美校友总会组织的活动，还是年级组织的聚会，我都争取参加，很少缺席。1984年在北京京西宾馆的那次集美校友聚会，还是我提议举行的。
“文革”以后不久，我被调到浙江师范学院金华专科学校任职，担任金华市侨联主席。为侨服务，做出些成绩，被评为浙江省归侨积极分子。1984年4月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10年动乱之后第一次归侨代表大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作为浙江省的侨界代表参加了会议。赴京途中，遇上集美中学高中37组的卓炳君同学。那次会议规格很高，代表都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叶飞副委员长出席。出入会场，我时不时遇到集美校友，于是我想不如来个集美校友聚会，谈心叙旧，交流体会。我与卓炳章同学商量，请大会通过广播通知集美校友于第二天上午会议休息时在会场前厅集中。记得那天来了不少集美校友，有中学的，有侨校的，还有水产的，共20多人。他们都是各条战线的佼佼者，是母校的骄傲。那次集会很特别，没有主题，没有主持人，很随便。见面时，大家握握手，互报姓名，交流情况。期间，来了几位记者，他们来往穿梭，捕捉新闻线索。会后不久，《人民日报》、《集美校友》都刊登了他们写的新闻稿。我把这次聚会叫做“集美校友京西宾馆聚会”。
校友聚会可以解思念之愁，尤其是班级或年段举办的聚会更让人倍感亲切，因为我们曾经同窗，早已熟悉。在多次聚会中，我对两次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1985年纪念集美中学高中38组毕业30周年；一次是2002年纪念集美中学高中38组入学50周年。这两次参加的人数特别多，盛况空前。
1985年那次是由甲班的陈文峰同学出资，林锦伙等同学办理，非常精彩。这是“文革”后的聚会，经历浩劫之后，大家碰面都说“幸存”。我在会上代表同学发言，对母校及母校老师教育培养之恩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后，校友之间的往来多了起来，对工作与事业起了推动促进作用。
2002年那次聚会大家格外珍惜，因为那次聚会以后，大家年纪已高，行动不便，只好打打电话，互相问候。这次聚会是由许文、周关珊伉俪等出资，李岑峰等同学组织实施，办得很出色。海内外、境内外的同学聚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们与班主任、任深老师边游览，边叙旧，增进了师生感情。事后在《集美中学报》上出一期专刊。我也即兴写了一首诗，题为《再创第二春》。
1984年我调入浙江省侨办，任副主任。我把做好海外、港澳的校友工作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香港有不少集美校友，我拜访过香港集美校友会，接待了不少来自香港的集美校友，陪同他们参观游览、投资洽谈。我为许文和郑昭通等同学参与杭州“亚洲大酒店”的报标。我出访香港时，也一定要腾出时间与集美校友会面，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在浙江寻找商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泰国，我带去国内校友对他们的问候，增进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校友情。
报刊杂志对增进校友情起着重要作用。我爱读《集美校友》，经常投稿，抒发我对母校思念之情，报道我与校友互动的情况。侨居新加坡的著名企业家、集美校友孙炳炎先生两次来浙江都由我出面接待。我请副省长出面宴请他，给予他很高的礼遇。事后我写了一篇《我与孙炳炎先生的两次碰面》，刊登在《集美校友》2003年第三期上，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我在浙江创办了《浙江侨声报》，并任该报主编多年。在《浙江侨声报》上，我连载了陈水扬老师撰写的《长城好女儿》，歌颂抗日女英烈李林，我们集美的校友。后来我又帮助陈水扬老师集结成书，在浙江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