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陈嘉庚的好学生孙炳炎二三事
陈毅明
孙炳炎（1912-2002），集美孙厝人，也就是陈嘉庚先生的母亲孙秀妹的同村人。他14岁那年，是陈嘉庚创办的乐安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同年，因家乡地方纷乱，他三兄妹随母亲去和在新加坡当小贩的父亲及长兄团聚。从此羁留其地，直至终老。
陈嘉庚和孙炳炎（前左二）等在一起
孙炳炎在新加坡当过学徒、记账员，每天做工十几小时，却还是习惯于挤时间看书，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勤于练笔，常用笔名“卡火”将自己写的杂文、小品文在报刊上发表。1931年，当他得知日本于“9·18”悍然举兵侵略我国东北，即奋笔写了《哀莫大于心死》一文，痛骂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被《新国民日报》刊登在评论版上。
孙炳炎从1932年开始创业，设“森林公司”，经营枋木等建筑材料。他的公司信誉卓著，生意一直很好，只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停顿过，到上世纪60年代，扩展为集团，子公司分布到马来西亚和香港，经营的品类包括电子器材、金融等，九转功成，孙炳炎与森林之名震烁南天。
孙炳炎从抗日战争时起，得陈嘉庚耳提面命和奖掖,深受嘉庚精神浸润。他数十年间亦步亦趋追随陈嘉庚，身体力行地支持陈嘉庚，并不断推进嘉庚先生未完成的公益事业，使之发扬光大。
追讨日本血债 建碑警示后人
1938年10月，陈嘉庚应南洋各西方国家所属殖民地侨胞的吁求，成立了海外华侨规模最大的抗日救国社团“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当选为主席。南侨总会是一面旗帜，将2000多个救国组织整合成80个筹赈会、1000多个分会，团结南洋800万侨胞，以财力、物力、人力、抵制日货、反对侵略的国际舆论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的孙炳炎任新加坡芽笼区筹赈分会主席，紧随陈嘉庚，在动员和组织侨民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崭露头角，成为受嘉庚伯赏识的青年筹赈组织者。战后经陈嘉庚举荐，当选为同安会馆常务委员和中华总商会董事。通过华侨抗日救国浪潮的磨炼，在重建被日寇洗劫的家园时，孙炳炎已是闽帮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亮相于新华社会。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陈嘉庚一连发表了3个《南侨总会战后通告》，激励侨胞克服泛散，团结互助，恢复营业营生，立即着手调查敌寇占领南洋各地劫掠、虐杀侨胞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罪证，以便要求政府依照公意处置。并强调对日应严惩报复，追索赔偿。“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他还在1946年3月结束南侨总会之前召集委员开会，作出决定：在新加坡择地建一座巍峨的永久纪念碑，追悼死难同胞，警示世人。陈嘉庚回国定居后，其计划由原南侨总会的多名委员及孙炳炎等人以民间之力继续推进。
孙炳炎1965年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后，将追讨血债5000万元叻币（1963年8月25日十余万人大会决议）和建立蒙难人民纪念碑作为主要任务担当起来，同时联络友族商会成立各族联合行动委员会，团结各族人民形成了合力。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涉，终于迫使日本同意解决赔偿问题。
但最终如何定夺，权在政府。刚独立建国的新加坡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约时，将5000万元赔款，拆成了两半，一半作为赠予，另一半则以贷款方式在特别条件下贷予新加坡。为此，李光耀总理致函孙炳炎，希望中华总商会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要再纠结此事。孙炳炎复函表示不照群众大会决议办理，难以服众。最后李光耀告诉孙炳炎：追讨血债属政府的事，与中华总商会无涉。
孙炳炎负责筹建的“日本占领时期蒙难人民纪念碑”，曾和李光前一起敦请潘受撰写碑文。但不被采用。1967年2月15日，历5年多的辛苦，纪念碑终于落成了。虽无碑文，但200英尺的高塔和每年的这一天华、巫、印、英各族各界人士在这里集会举行的公祭，把日军的滔天罪行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上，把抗日先烈忠勇仁义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这，也可告慰于嘉庚先生的英魂了。
争取公民权 当家作主
二战后，马来亚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样，酝酿独立。在新加坡，占居民77%的华侨一改逆来顺受的心理，当家作主的意识日渐强烈。中华总商会更是起着排头兵的作用，成立研究制宪委员会，起草宪制意见书、研究新加坡自治方案，争取华人公民权。孙炳炎和身边的一批人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尤其是在脱离马来西亚成为自治州、又从自治州走向独立的过程中，集思广义，献计献策。
1956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由孙炳炎等100多人组成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星马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他们从大连入境，在那里度过了“9·18”纪念日，考察了东北，9月30日抵达北京，10月1日参加国庆观礼。
考察团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陈嘉庚先生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其中有7人获得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直接交谈的机会，孙炳炎就是其中一个。周总理鼓励他们到处走走，多看、多听，对看到、听到的情况提出批评，说好的也说坏的，或者单说坏的，都可以；如果单说好的，就不行。周总理说，我们希望华人都能争取到当地的公民权，这样才能参加当地的建设。过去你们赤手空拳，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到外面，孤军奋斗，自求生存。我们钦佩你们，尊敬你们！你们取得新马国籍，成为新马公民后，我们还是亲戚，你们就好像是嫁出去了，你们被招为驸马去了，我们相互之间还是亲戚。
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当孙炳炎在接受我的采访，回忆起那次访问中国的经历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考察团许多团员当时说，那是意想不到的约会，团员中的马来人高兴，咱唐人更开心。”他惊喜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和霭可亲，眼光远大，胸怀宽广。他说，“周总理讲得真好，很实际。新加坡独立后我成为新加坡人，但中国是我的娘家，娘家就是自己的家，故乡孙厝还是我的故乡。”
陈嘉庚不仅和孙炳炎，而且和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有多年交情的朋友，但在会见时却明确地以国与国的“贵”“我”相称。他说：“你们新加坡即将自治，独立，你们既已把新加坡作为永久居留的家乡，就要争取成为新加坡公民，效忠新加坡，努力为你们的新国家效力。”
孙炳炎回忆时，还情不自禁地模仿陈毅亲切而幽默、明确而果断、扬手拍案同时站起来说话的神情动作。他说，“陈副总理教导我们争取公民权的那番讲话，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们后来就是那样做的。”
新加坡1963年与马来西亚合并，1965年8月9日又分离出来，实现独立。对此，以孙炳炎为会长的中华总商会等华侨社团大放鞭炮、欢呼雀跃的场景，和李光耀担心新加坡日后生存困难、四顾茫然而流泪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加坡独立当天，孙炳炎发表谈话，强调新马分家，仍是兄弟之邦，应维持友好合作共同进步的关系；要求新加坡政府放宽贸易，大开门户，使商业得到充分发展。他接着组织6人代表团晋谒财政部长，商谈贸易问题；联络新马华、巫、印、英四商联会研究建立两国共同市场方案。
独立了，国家机关领导人在哪里？孙炳炎身边人才有的是！他主动向李光耀总理推荐。被任用的外交官黄望青以及王定成、杜进才、王邦文、林和合等，都是他身边的人。在建国之后，他又以工商巨擘及其在地区的影响力和华人社团魁首的身分，实际是以公民一分子，支持和配合政府，为新加坡国家的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设和扩展国际合作交流空间，奔忙于内政、外交和社团，弗辞辛劳，直至登仙而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