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我的生活伴侣
周添成
我自幼酷爱读书。书一直陪伴着我，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我出生南洋，就读华文学校。自初中一年级起，我就开始阅读课外书籍，从此爱上读书。我喜欢读书的程度，用“废寝忘食”和“书痴”来形容再确切不过。记得我给自己立过一个规矩：书不论厚薄，一天读一本。向同学或图书馆借来的书，一般说来，今天借明天还，从不延误。同学买来新书，知道我喜欢，往往让我先睹为快。初中三年里，我一共读了一千多本书，几乎是一天啃一本。我读书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在班里是有名的。因为喜欢读书，我养成了爱逛书店、买书、看书的嗜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洋各地华文书店林立，我经常出入于这些书店。这些书店往往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好书，如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曹禺的戏剧，有的还有“禁书”（殖民当局禁止的进步书刊）。我那一本本邹韬奋的文集就是从这些书店的仓库里淘得的。为了买书，我使尽浑身解数，把零用钱省下来，把压岁钱全用上，有时还向家人讨。截止回国前，我的藏书已多达200余本。临回国前，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唯有图书不能割舍，但又不能全带，只好挑选了80多本，装满一纸皮箱带走。
回国后在广州逗留期间，因为手头紧，缺少零花钱。为了钱，我不得不出售带来的东西。到底是出售衣物还是书籍，我权衡再三，最后还是把同学送的唯一一条新裤子和一双新的球鞋卖了，而保存那部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我对书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在集美念高中的那些年里，我照样痴迷于课外读物。此时我读了不少前苏联的名著，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特别深，读后我决心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三年，我几乎没有买过一本书，一者集美的新华书店小，出售的书不多；二者我囊中羞涩，在校期间享受三等助学金，除了吃饭购日用品外，所剩无几。幸好集美学校的图书馆大，藏书多，我不愁没书看。让我感到高兴、引以为豪的是：因为我阅读量大，语文成绩好，被老师指定为语文课代表，被评为优秀通迅员，当上校黑板报的主编。
1955年我考上厦门大学。在厦大的4年里，因为政治运动多，实际读书时间只有两年半。在厦大，读书的时间虽然短，但收获很大。厦大大师云集，有王亚南、汪德耀、卢嘉锡、傅家麟、林惠祥、郑朝宗等著名教授，学术风气很浓。1956年，恰逢向科学进军的好机遇，我不失时机地根据自己确定的主攻方向——东南亚华侨史，钻研了不少相关的专业著作，强化自己的英语与俄语水平，阅读了一些外文原著，翻译了一些外文资料，为我以后从事侨务工作和对外宣传打下基础。此时，我不仅知识有所长进，藏书也增加。校园内有一间新华书店，店面不大，但新书颇多，可以看到国内外一些新出版的书，而且还开架任你选购。我一上完课就跑进书店，泡上一两个小时，尽情翻阅。更可喜的是，当年厦门市区沿街的门廊下，经常可看到一些旧书摊。这些书摊很简单，摊主在门廊下铺上一块油布或塑料布，摆上一些旧书，平装、线装的都有，还有一些古玩之类的东西。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步行到市区，不是去看电影，也不是去逛商场，而是去逛这些旧书摊。有的书只能摸一摸，欣赏一番，不敢问津，因为太贵。当然，经过几年的辛苦，我也掏到了一些“宝”，如《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饮冰室文集》和线装的《康熙字典》。
大学毕业后工作40年，书与我照样如影随形，我对书不离不弃。不过，这时我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作忙，没有完整的时间，只能见缝插针，尽力利用时间去阅读；二是读书的功利性强，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专业书刊，比如在英语教学中，我阅读了许多英语语法书，并做了许多练习题。值得一提的是，在省侨办工作期间，我经常熬夜学习、翻译有关华侨问题的文章，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外语阅读能力与翻译水平。我的译文先后刊登在厦大南洋研究所的《南洋资料译丛》和香港《华人月刊》上。
退休以后，成了自由人，有了充裕的时间，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多写多译一些文章，可惜，我患上了青光眼，阅读极为困难，多数时候只能以“听”代“看”。为了探索未知，我清晨4点即起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财经夜读》和《新鲜早世界》与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三味书屋》。通过收听这些节目，我欣赏到了巴金、老舍、朱自清、季羡林、余光中等名家的美文，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我借助高倍数的放大镜（36倍）撰写、翻译约30万字的文章，分别刊登在国内外刊物上。读书、写作使我健康快乐，晚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