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陈嘉庚先生最后的岁月
——写在陈嘉庚回国参政70周年之际
文︱陈新杰
陈嘉庚是位为着社会好，自觉担当国民一分子的责任，不图回报，无私奉献一切的伟人。可是在陈嘉庚回国参政70周年来临之际，微信上出现了“脱去政治外衣的陈嘉庚”的帖子。该贴说陈嘉庚在新中国“被视为多余的痣疣，有话不能说，有苦不能言”，“痛心又失望”，为“自己一人在国内已属不得已，更不愿其他亲人再回来受罪”而忧愤，甚至想重返新加坡，最后郁郁而终。
陈嘉庚在新政协第一次大会上发言（右一为担任翻译的庄明理）
作为陈嘉庚精神的研究者和陈嘉庚在新中国13年经历的耳闻目睹者，本人清楚地知道陈嘉庚晚年的生活、工作情况，也清楚地知道他之所以回国，是想叶落归根，是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支持他的事业，能帮他把为强国而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办大办好；他之所以参政是要尽国民一分子天职，把国家建设好，为广大的华侨侨眷代言，绝不是要邀功请赏享特权，更不是要当太上皇。帖子所言的陈嘉庚在新中国的“真实思想”全是杜撰，是对陈嘉庚的侮辱，对新中国的诋毁，必须予以澄清，以维护陈嘉庚的光辉形象，维护毛泽东主席树立的旗帜、习近平主席推崇的嘉庚精神的光辉。
该贴源自一本名为《陈嘉庚新传》（以下简称《新传》）的书。其口述者自述，从未和陈嘉庚一起生活过，一生只和陈嘉庚有三次会面，而最后一次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口述者在新传序言中说，他与陈嘉庚“接触机会不多，所以对他的认识与了解也是一知半解”，新传编撰者也只是在陈嘉庚逝世几十年之后“曾前往集美学村居住三年”，可序言却说新传“把陈嘉庚的真实思想反映出来”。这可能吗？陈嘉庚在新中国13年的所作所为所言所书，完全可以说明，当年的陈嘉庚根本不可能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的真实思想！
1940年陈嘉庚在延安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机与他为着社会好的初心是一样的，便和中国共产党成了同志般的朋友。新中国诞生后，陈嘉庚更成了和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建设祖国，共圆富民强国的中国梦。
陈嘉庚晚年，手头的钱已十分有限，他办学的经费主要靠亲人、朋友和集友银行的支持。为了更好地“建设公共事业和公众福利”，“以遂我的初志”，他决定将集美学校送交人民政府。从1950年4月开始至1956年，他或面谈或致函，先后多次向省政府、国家教育部，请求人民政府接收学校。政府虽没接收，但办学经费由国家拨给。陈嘉庚从海外筹来巨款，政府从人力财力上，依学校建设发展的需要给予扶助，才有集美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发展，校舍建设的面积，相当于1949年之前的3.5倍。毛泽东主席还应陈嘉庚的请求，亲笔题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这在乡社级的地方建设是绝无仅有的。对建国初期的院校调整，陈嘉庚对他办的航海学科被合并非常不满，甚至说了很不好听的话，说是“摧残教育”，可是，他对合并到集美学校的其他学校的师生却十分欢迎。可见，他不满的不是政府院校调整的政策，而是政策落实过程中涉及他创办的学校的具体举措。
陈嘉庚对政府非常信任，推心置腹，他的建言献策几乎全都兑现，包括由中央政府出资在福建修建铁路的倡议，在厦门修建高（崎）集（美）海堤等建议。
晚年，陈嘉庚尝试在集美兴建海潮发电站，严重受挫，最后失败，这直接影响了他计划在集美的其他建设项目的实施。而此时，他又身患重疴，心力交瘁。
在陈嘉庚身患重疾、救治期间，直至他病危寿终，周恩来总理始终亲自过问他的病情和医疗情况，组织治疗，多次亲到医院探望。
1959年大台风，厦门遭受严重破坏，集美也不能幸免。陈嘉庚为灾后学村的恢复伤透脑筋。就在此时，周总理发来电报予以慰问，并指示有关部门拨款资助。在大台风中，海潮发电站破坏严重，以后的试验又连连受挫，病重的陈嘉庚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周恩来总理指示福建省政府予以资助。陈嘉庚说：“周总理令省（政府）汇款20万元助修水电……如不能成功，我有何颜接受……免为总理失望。”他表示周总理的资助，海潮发电站不成功，他无颜接受。可当他发话时，有关部门已把款汇出，集美学校建筑部也已收妥入账。钱收了，但海潮发电站建设没有成功，这成了陈嘉庚的一块心病。
陈嘉庚对前往探望的亲友说，他一生所有的愿望在人民政府手里都一一实现了，只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那就是台湾未解放，祖国统一事业还未完成。
《新传》却说在新中国，陈嘉庚失望、痛心，这是何等的荒谬！陈嘉庚根本没什么失望，也根本没有什么不能言的痛苦！如果说痛心，那就是海潮发电站的失败让他觉得愧对人民政府。
《新传》的编撰者拿一张照片说事，说陈嘉庚认为自己“被视为多余的痣疣”而“感慨万千”“决心要重返第二故乡”。新传编撰者把陈嘉庚写成一个争名利、争地位的小人。这照片是1954年9月全国一届人大召开时，华侨代表与彭德怀合影。照片中四人并排而坐，四人中，除彭德怀外，三位都是带手杖的老人，他们是何香凝、司徒美堂和陈嘉庚。何香凝虽然比陈嘉庚小4岁（1878年生），但她是国民党元老，是廖仲恺的遗孀；美国华侨代表司徒美堂比陈嘉庚大6岁，二人坐中间，陈嘉庚与彭德怀各坐一旁。这算是尊贤敬老，本没什么不妥。如果说有什么不妥，倒不是陈嘉庚坐在旁边，而是彭德怀，作为主宾，理应坐在正中。可新传的编撰者不说其他，却以此证明陈嘉庚已被“靠边站”。编撰者还说陈嘉庚“不止一次取出照片，缄口凝视，感慨万千……”进而说陈嘉庚因此萌发返回新加坡的念头。
陈嘉庚一生忧国忧民，捧着为社会好的初心，尽国民一分子天职，不求名利地位，无私奉献，有大海一样宽大的胸怀，怎么会为一次合影的坐位而如此伤感呢？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陈嘉庚支持孙中山有功，有人让他回国参政，分享胜利果实。可他没有，相反，他自愿牺牲自己的钱财回故乡办实业，办学校，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1949年，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回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对在新中国参政，百般推辞，最后才“勉为接受”。他婉谢毛泽东、周恩来留住北京的美意，而是回到厦门，回到集美，节衣缩食，呕心沥血，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的扩建与发展操劳。这样的人怎么会因照相所坐的位置联想到“靠边站”呢？又怎么会为所谓的“靠边站”耿耿于怀呢？
即使当真被“靠边站”，陈嘉庚也绝不会想重返新加坡。因为他相信新加坡最有名的风水先生为他算的命。照这位算命先生的推算，陈嘉庚再过不到5个月，就要离开人间。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他还有什么好与世相争的呢？他的墓茔已造好，心中唯一的牵挂是他的遗嘱还没写，后事还没安排。1955年1月他组建了替代他管理资产的公业基金会；2月20日写了遗嘱。此时，他还有回新加坡的念头吗？
《新传》作者还以陈嘉庚两笺表示不出席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会议、只有三句话的简语手稿来证明陈嘉庚要重返新加坡的说法。第一笺，只一句话，和第二笺的第一句都表示不参加会议，可第二笺的第二句“今为派选须先征其（指陈嘉庚）同意”，道出了不参加会议的原因。陈嘉庚不参加会议，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当官，“派选”的官必须本人同意，可组织者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当然可以不去。陈嘉庚个性极强，未事先征得他同意的事，他当然可以不干。再说，不愿意参加一个会议也不等于要重返新加坡呀！
《新传》口述者说到陈嘉庚给他回复的一封信中谈到陈嘉庚的第八儿子陈国怀要回国的之事，陈嘉庚写道“决不愿其回来”。口述者据此说，陈嘉庚“认为自己一人留在国内已属不得已，更不愿其他亲人再回来受罪”。可在同一信中，陈嘉庚紧接着写道“后听元济云……可令回梓”。此后的事实是：陈国怀带着儿子陈联辉回到集美。陈国怀到集美学校电厂工作，陈联辉到华侨补校学习，一家三代人同住集美学校委员会，现“陈嘉庚先生故居”，共享天伦之乐。哪有什么“不让回国”之实，哪有“受罪”可言？1961年2月12日，陈嘉庚病危，在给次子陈厥祥的口述信中，明确说：“我亲血脉子孙如回家无职业，男子老幼每月供给（从“安家费”支出）生活费20元……”可见陈嘉庚始终没有不让子孙回国的想法，相反，对愿回国生活的都作了安排。
陈嘉庚是忧国忧民的伟人。早年，祖国落后，遭帝国主义欺凌，他忧国弱；百姓贫穷愚昧，他忧民苦。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农村耕者有其田，城市劳者有其酬，尽管国民党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但百姓只要肯劳作，基本温饱还是有保证的，他还有什么好忧的呢？1955年，他外出考察3个月，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1956年2月1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发言）
1957年，陈嘉庚在全国人大会上抨击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1958年对大跃进的浮夸风直言批评。他说：“凡不平则鸣，不鸣则失去毛主席美意”（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的发言）。治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没经验，共产党的干部也是人，思想行为也有随环境变化而转变的可能。陈嘉庚个性耿介，光明磊落，是非分明，为社会好，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尽国民一分子天职，凡见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就批评，他希望的是社会越来越好，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他的建言献策尽管有些没有马上兑现，可他怎会不知道一个一穷二白的泱泱大国总要统筹兼顾，全盘计划安排，不可能他一说就照办，自认国民一分子的他，怎会由此而生不满呢？他见不平就鸣，可人民政府了解他的良苦用心，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支持他。他哪有“有话不能说”之苦痛呢？
陈嘉庚爱社会，爱他人。他的爱心是纯洁的。他不是披着政治外衣的伪君子，更不是趋炎附势的政治投机商。太空中的陈嘉庚星是人们对他的贡献、对他的高风亮节的认可。在新中国，陈嘉庚对人民政府只有感恩和愧疚，绝没有怨愤；如果说他临终还有心忧，那是台湾还未解放，祖国还未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