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杨惠碧大姐
文︱任镜波
杨惠碧，同安人，今年91岁，集美高中25组的校友，德高望重，大家都尊敬她，称她“杨大姐”！
杨大姐的身体很好。她曾经5次被发现结肠、肺部等5个部位有异常，医生都要她马上手术。她每次都拖着不去，结果都是，过了一段时间，原来发现的异常不见了。医生觉得惊奇，解释都是因为她心态好。仅此一点，我就觉得杨大姐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至今，她年过九旬，眼不花、耳不聋，身材好，她是为共和国建立出过力的人，不知道她年龄的人还以为她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杨惠碧
地下党员、老革命
1946年春，杨惠碧考进集美高中。当时，集美属同安县管辖，同安人，尤其是像她这样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大都喜欢来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读书。她同班同学告诉我：“杨惠碧是校花，剪短发，穿短袖衬衫配短裙，爱好文学，能歌善舞，也喜欢运动。有一次，她参加全校田径运动会，一举拿下跳高、跳远两项冠军。一个男生给她塞纸条说‘你跟小鸟一样，轻盈地飞过去。’体育老师更是对她赞不绝口。”
她非常尊敬陈嘉庚校主。至今，她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陈校主的教导：“我培养你们，我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甚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的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
1945年9月，中共闽中地下党到集美各校发展组织，发现培养革命青年。她虽然家庭富裕，但思想进步，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听过关于这部名著的讲座。声讨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子三的暴行，学生上街游行，她走在最前面。她把家里每月给的伙食费、零用钱分成两半，自己花一半，另一半她私下拿去帮助班上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同学。党组织注意到她的这些表现。
1948年5月，经共产党员吴秀云介绍，杨惠碧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秘密地点，面对党旗，她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她说，集美中学是她参加革命的出发点！
入党后，她参加了女生党支部工作。她们在校外一家侨房——“文确楼”，设立秘密联络点，举办读书班，吸收高、初中进步的女生参加学习，接受任务。党组织发挥她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机智灵活的优势，分配她当交通员。她乔装改扮，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集美和安海之间，一次又一次地给游击队送情报，并带回党的文件。她秘密发展了陈丽华、陈淑卿、陈金桃三人入党。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厦门市军管会成立，她被分配到厦门市军管会工作。
军管会是厦门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叶飞、副主任黄火星，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市长梁灵光等为委员。军管会的权力很大，统一全市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管制事宜，还有发布临时法令的权力。杨恵碧分配在秘书处负责收发文件、保管资料的机要工作。可见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
时值金门战役，各种文件很多。她把文件分门别类、写上标识词，如政务部、财经部、文教部、军事部等，放在文件橱里，一个个文件夹，就像立正的步兵一样，整整齐齐。她对保密就像对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慎之又慎，因而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
市军管会设在深田路一座欧式建筑的三层楼。她穿着军装，军帽上的红五角星和印着“军管”字样的臂章特别引入注目，显得英姿飒爽。她走在街上，许多姑娘、小伙回头注视。
她和陈若毅、斐英、张英三位女同志住一个房间。张英是上海人，性格开朗，每天清早就要大家跟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那时，机关也“吃大锅饭”，一大木桶的粗米饭，一大盆的高丽莱、一大盆的大白菜炒三层肉，大家吃得特别香。
有一次，外轮“芝沙丹尼号”靠厦门码头。军管会主任叶飞上船巡察前，还喊着几个女兵，对他们说：“一起去参观洋船吧！”他们在船上宵夜，大家同桌共餐。叶飞谈笑风生，还问起她们有对象了吗？愿意找当兵的吗？杨惠碧觉得首长下了班也顶随和。革命大家庭真温暖！
从集美高中走上革命道路和在军管会工作，是杨大姐一生中激情燃烧的一个时期。至今，她还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1949年12月13日，军管会秘书处8个同志的合影；一张是时任厦门市军管会秘书长夏时与爱人姜辛耘的戎装合影。杨惠碧在照片的背面写下“1950年3月，军管会夏秘书长送我的”。
含冤24年，受奖15次
1957年，杨惠碧25岁，已是厦门市妇女联合会的副秘书长。此前还先后得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第三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一枚铁质奖章、厦门市模范宣传员、厦门市妇女优秀工作者、厦门市档案工作先进工作者、厦门日报积极通讯员、厦门市广播电台积极通讯员等荣誉称号。
孰料，极左思潮袭来，她的命运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1957年年，某些人利用特定的政治环境，对杨惠碧公报私仇。杨惠碧被无辜下放农场，限制自由，强迫劳动。后来，又被抓回机关，进行无休止的批斗。杨惠碧不服，申辩说：“说我出身不好，我从参加革命以来，都在积极为人民服务，还得过不少奖励……”那些人岂容申辩，反而变本加厉。1958年8月，她竟然被以“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的罪名，开除党籍、公职，甚至被清除出革命队伍。
从革命领导干部一下子被打成“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杨惠碧觉得天塌地陷，万分痛苦。她怀孕5个月的男婴也因此胎死腹中。
她很坚强，把这当做一场生死的考验。她想去工厂找个工作，但当时的工厂都是国营的，谁也不敢收她。在海外的亲属和周围的朋友都劝她不要干了，就在家里。因为她有侨汇，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她下决心：“没有公职，我也要革命。我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初心不变。”
当时，林源在思明区当区长。他对杨惠碧既了解又同情，便介绍她到街道办的文具厂做工，月工资12元。3年后，省委某领导来厦门检查工作，对杨惠碧的问题发了话，于是，市有关部门决定把杨惠碧暂时收回，安排在鼓浪屿区政府当总务。她做的尽是杂务，除兼卖职工食堂的饭菜票，还要养猪、开荒种菜。以后，她被调到市二轻局，也是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1966年以后的那几年，她更遭厄运，被勒令洗厕所、陪斗，备受折磨。后来，她被安排到木箱综合厂当总务。这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暑去寒来，她含冤受屈的时间前前后后长达24年。
在这24年里，杨惠碧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她喜欢陈毅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两行诗句正是她的为人和精神的写照。
在农场，她养猪45头，管理十多间小猪舍。每天清晨6点，她要打扫猪舍，把每间猪舍的猪粪清扫干净后，要到池塘挑水，冲洗。接着，她得切猪菜、煮猪菜，然后，给一个一个猪糟送猪食，喂猪。一日三歺，猪吃完食，她都要洗猪糟。午饭后，她要下池塘捞水浮莲，双脚泡在水里一两个小时。晚上，她下海挑海泥积肥。她体重只80几斤，咬着牙根，却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她下水田溶田、播种、插秧。一个从未干过粗活的富家女，如此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人们无不从心底叹服。
在木箱综合厂，她要负责500多号职工的食宿。一日三歺，她要到食堂卖饭菜票，还要切莱喂猪、烧水送水、洗厕所。她一次要拆洗全厂几十套的被单、蚊帐。厂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她来，连托儿所的尿盆破了，也要她拿着尿盆走街串巷找人修理。厂里的女工，看她忙得满头大汗，都主动过去帮助她。
1966年后的那几年，她被揪斗，被赶到仓库劳动，拉铁片拉板车。批斗时，她被押跪在玻璃碎片上，疼痛难忍，惨不忍睹。但是，这一切都摧毁不了她的革命意志，她一直顽强地走在革命路上。
她有行动自由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起床，煮好稀饭后，便小跑到万石岩锻炼身体。她像小孩一样，一边跳、一边唱着儿歌：“四月四日啦，日暖风和放光华……”她爱唱革命歌曲《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吕梁山》。她说：“我是用汗水带走痛苦，释放自己。”当时，住在万石岩附近的居民，把她的歌声誉为“西山歌声”。
在这24年里，她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抱着“输人不输阵”的态度，克服困难，尽力工作，凡事走在人家前面。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里，她还先后15次被授予“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技术革新尖兵”“优秀协储员”“计划生育工作积极分子”等光荣称号。一位诗人赞扬她是“像钻石坠地，不曾砕破，仍然闪烁。”她以自己已锻炼成了“光荣的劳动者”而感到自豪！
1980年10月，杨惠碧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公职，被安排在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科工作。
在一次干部会上，厦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自奋深有感触地说：“杨惠碧同志受害24年，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娃娃跟共产党干革命，26岁却被开除，在月工资12元的情况下，她还干得挺欢，屡屡获奖，实在不容易啊！”很多人说：“杨惠碧在海外的亲人是有名的大富豪。她不是为钱工作，而是为了继续革命。”省委一位领导给她写信说：“你24度春华，在厄运中悄然逝去，我为你婉惜；你身处逆境，顶住压力，坚持信念，获得许多大大大小小的奖项，我为您骄傲；你坚定、无畏、纯粹的品格，我是非常钦佩和尊敬的。”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周恩来在重庆时期的身边工作人员陈乃昌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巾帼女英亦如是。杨恵碧已被烈火炼出了钢筋铁骨！”
二度“激情燃烧”
杨惠碧重新获得政治生命，很快融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潮流。她无怨无悔，忘我工作的精神，又给人们留下新的印象。
厦门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原局长陈国平回忆说：“杨惠碧在市人大信访科工作期间，总是最早上班最迟下班，无论大事小事她都抢着干。盛夏烈日当头，寒冬冷风刺骨，为了办好每一个信访件，她不辞辛苦，四处奔走。”
有一天，她接待了一位年近古稀、身穿一件破旧棉袄的老人吴某某。他1933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游击队，解放后被扣上叛徒等罪名，被判了7年刑，妻子忍痛带着4个儿子与他离婚。他刑满后，又被弄到街道管制劳动，以打石子、做零工为生，遭受了30年痛苦的折磨。
第二天，杨惠碧就同信访科的纪扁、吴家栋一起去调查。她们走进吴某的栖身之处，一股臭味迎面扑来，熏得人透不过气来。地板上一条黑破棉胎潮得都能捏出水来……目睹这状况，她心里非常难受，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此案搞个水落石出。
因为案件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多，情况复杂，她便领着其他同志，出去调查取证，找到了所有的知情者。被访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离休的老同志，范围极广。而她们则是“磨破嘴皮，走破鞋子”。最后，在市委组织部地下党办公室的支持下，终于查清真相，作出结论，吴某获得彻底平反。此后，老夫妻也破镜重圆。巿领导还给他们特批了一套房子。随后，其子女回来探亲，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有一次，厦禾路有20多居民户派代表来信访科找杨惠碧反映情况。居民区粪坑排水沟堵塞，导致室内卫生间大小便四溢，臭气熏天。他们找街道、找环卫部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来找信访科。起先，杨惠碧觉得为难，我们怎么管粪坑不通的事呢？但是，她又觉得群众找上门，是对信访干部的信任，市人大也应当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于是，他们就跟来访者一起去看现场，然后就直接去市环卫处共同商议清理粪便和修建粪坑的问题，终于很快解决了问题。
她还帮助一批师范生取得学历证明，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待遇；推动有关部门建了4幢“鸳鸯楼”，解决了一大批老龄夫妇的住房问题；帮助老华侨回乡寻根问祖和做公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人说，参加地下党和在军管会工作，是杨惠碧“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在市人大信访科，则是她二度“激情燃烧”的年代。
后来，她在市人大信访处任副处长。其间，她曾被借调到香港兴厦公司工作，当信息员，主要收集国际经济商情和台湾动态，供巿委、市政府参考。她还用心研究外汇调节，为公司创造利润；热情接待来港考察的市各种代表团；协助募集市教育基金、市妇联少年儿童福利基金，协助筹建厦门首家国际银行等等。她也遇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委屈，但是她都泰然处之，荣辱不惊。在兴厦工作期间，她一如既往，工作不分分内分外，生活不搞特殊。有一次，香港集美校友会副会长庄平畴到兴厦公司看望她，看到她在油印文件，便低声地对她说：“哪有总经理的太太在油印？听说你上下班都没跟总经理乘小车，自己乘电车，这未免太正经了。”
1993年，她在市人大光荣离休。
离休后，她仍然关心厦门的建设和发展，经常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她先后向市领导提出关于引进急需专业人才、整顿鼓浪屿环境、女干部上班要穿着“端庄”、要宣传厦门妇女的业绩、要完善保姆巿场、要保护白鹭的栖息地，以及要对海港公园冠名、向全社会征集市歌等15条建议。她还与陈志铭一起作词，由陈栋梁作曲，创作了一首《厦门之歌》。她常常给人唱这首歌：“三角梅常年开花歌颂永恒，凤凰树鲜红似伞奔放热情……”她爱好文艺，很喜欢读归侨作家陈慧瑛的《有一种爱叫永远》。对其中的一篇《亭亭玉荷溢芳馨》情有独钟，还写了读后感，赞美女作家与彭丽媛的交往与友谊。
她住在国贸信隆城，主动承担社区信访的协调工作。邻近小区违章搭建、建设跨海高压线留下的废土废物没及时处理、西堤码头几个沙场、石砖厂的噪音扰民等问题，她都主动找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小区的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她“杨阿姨”。她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倾注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她积极参加“警民一家亲”的活动，宣扬民警的好人好事，还拿出1000元奖励十佳优秀民警。她被厦门市前埔小学、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世平小学、怡苹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小明友讲革命故事，被这些学校评为“优秀校外辅导员”。多年来，她给厦门一中等校图书馆累计捐赠123569元，
她分别被厦门市妇联、厦门市通俗文艺研究会授予“荣誉证书”。2004年被厦门市人大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洪永世亲自为她颁奖。2005年，她被厦门市老龄委授予“先进老年志愿者”称号。2016年，在全党开展“双学一做”的教育活动中，她带病写了一份包括29部分、长达174页A4复印纸的《学习笔记》。她说：“生命不息，永远走在革命路上！”
一世缘
2016年2月，集美校友总会换届。时已88高龄的杨惠碧大姐，从当了将近30年的理事、4年的顾问位置上全退下来，她认为这是自然法则，情理之中。她还说：“我和集美母校的‘缘’至今已经70年了，犹如浔江水流淌不息，留给我的记忆已经25000多昼夜了。”她和母校结下了的是一世缘。
1985年4月，厦门市人大对杨惠碧的工资调升了两级，定为行政16级，工资从上一年的9月份起发，共发175元，除了补交党费10元外，余下的165元，她悉数捐给集美母校。她说：“母校给我知识，母校是我走上革命的出发点。”
她对集美学校原董事长陈村牧先生非常尊敬。改革开放后，陈村牧先生一行访问香港，她也陪着去。路上，在靠近深圳的一段路，因积水无法通车，乘客只得涉水过去，她搀扶着陈村牧的夫人傅丽端师母小心地走过去。陈村牧先生逝世后，她发动成立陈村牧基金，并且长期捐赠。
在她心里，母校是最值得回忆的。她常对人说：“我读集美高中时，教室靠近学村的钟楼。每天清早，校园里一片读书声和歌声，还有‘一二一’的口令声。钟楼上课的钟声一响，我们便立即涌进教室。班长喊‘起立’，全班同学站起来喊‘老师好！’老师回答：‘请坐下’。瞬时，教室里鸦雀无声。稍后，新的一课开始了。”她说，语文老师谢锦波朗诵课文时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有一次，谢老师还鼓励她在班上朗读作文《浔江之畔》。她说，英语老师朱昭仪，年轻漂亮，穿着朴素的旗袍，风姿绰约。朱老师上课常用英语点名，常要学生朗读、背诵。对背诵好的，就说OK！背错了，就罚站。但是，学生却非常喜欢朱老师。
她还说：“上音乐课的时候，有的同学唱低音，有的同学唱高音，参差不齐。音乐老师就说：‘你们的音色不错，但是还是童声。要多唱勤练，练出腹声！’音乐老师说完还模仿着童声发出尖尖的声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还说了当年上体育课的情景，“同学们平时都打赤脚。开运动会的时候，才穿鞋列队入场。入场时还唱歌。”她边说边唱了起来，“十月里，好天气，风吹着运动旗，日晒着黑脸皮……”
她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30多年来每年的年会和活动，从不缺席。有一年年会抽奖，她抽到头奖，奖金1000元，她又拿出500元，合计1500元，捐给总会的集美校友基金。第二年，她又抽到一台暖气机，时值寒冬，她把这台暖气机送给正在住院的叶亚伟校友。她经常发动校友给总会捐钱，支持总会办好会刊和建设会馆。她还给《集美校友》撰写了《集美·我的母校》《两张请柬》《一次成功的访问》《温馨的回忆》《一个老理事的心声》《盛世庆典感恩》等14篇文章。
今年9月底，在共和国70周年庆的前夕，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陈鸿萍亲自给她佩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同一天，厦门市人大机关党委给她送上2000元，是专门给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同志的慰问金。她感动不已。两天后，她便坐车到集美校友总会，把用红纸包着的这份慰问金送给总会。她说：“光荣属于母校，我永远感恩母校！”过一天，她又把她丈夫周贤文的慰问金2000元也拿来捐给总会。周贤文也是集美校友，曾任中共闽中地下组织集美商校党支部书记。
当时，她还拿出一张8寸的黑白照片给大家看。这是1948年11月高中毕业时16个女同学的合影。照片上还有“浔江依依，欢聚有期”八个字。接着，她给大家如诗如歌地朗诵起她自己写的：“浔江之畔，英雄故壘边，绿树掩映红瓦，钟声飘出悠远，那是我母校美丽的校园，她是我启蒙老师，她是我人生驿站，她是我青春摇篮，她是我永远挂念，我从心里深深地爱她，魂萦梦牵，直至无梦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