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三）
——陈嘉庚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密关系
文 | 董立功 陈经华
陈嘉庚离开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对陈嘉庚及其相关的事宜十分关注。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陈嘉庚结束三年又八个月的匿居生活，从印尼飞回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五百社团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送了一条幅，上书：“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这成为对陈嘉庚的历史性评价。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也题词祝贺。
陈嘉庚回国参政后，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都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支持和拥护，并落实在行动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出外巡视，发现需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的，或他本人对中央人民政府有什么要求或建议，都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或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书信文电都给以特别的关注。
1949年11月21日，陈嘉庚领导创办的《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也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南侨日报》是南洋广大爱国华侨的舆论阵地，为加速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集美，为纪念为解放集美英勇献身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51年陈嘉庚筹划在集美竖立集美解放纪念碑。陈嘉庚致信毛泽东，请求为纪念碑题写碑名。毛泽东应邀题写了七个大字：“集美解放纪念碑”。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袖为一个海角小村镇的纪念碑题写碑名，举世罕见。
陈嘉庚多次在不同场合，包括直接上书毛主席、周总理，建议国家在福建修筑铁路。仅是1952年，他就两次投书给毛泽东主席。1952年5月，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陈嘉庚来信，要修铁路。”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期间，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无法把在福建修铁路的项目列入国家计划。毛泽东指示缓修从株洲到湘潭的铁路，为福建铁路让路。经勘察，铁道部对铁路的走向提出三个方案：闽北线、闽中线、闽南线。陈嘉庚最喜欢闽南线，征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意后，他即驰书毛泽东。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陈嘉庚的信上批示：“滕代远答应修闽南路。此路何时可修，请薄（一波）查明告我。”
陈嘉庚曾往拜谒黄帝陵。看到黄帝陵年久失修，他感到非常痛心，便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阅罢，立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修复。
因工作关系，陈嘉庚和周恩来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
1946年，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移师南京。陈嘉庚深知蒋介石阴险奸诈，反复无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全，专门拍发电报给他，提醒他注意安全，周恩来十分感激。
1950年，陈嘉庚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周恩来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嘉老可以利用在海外的影响，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
陈嘉庚当即表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他向海外亲人、族亲和其他人士争取捐款，帮助集美、厦大两校的修复和扩建工程。一者可筹措两校建设所需资金；二者可为国家提供建设急需的外汇；三者，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广大华侨作表率，使他们多汇款回家。陈嘉庚称这是“一石三鸟”之举。
1953年7月30日，周恩来写信给陈嘉庚，告诉他中央政府已决定在福建修建铁路。1954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陈嘉庚又问起在福建修筑铁路的事，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地对他说：“马上动工。”福建省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鹰厦铁路于1955年2月动工，于1956年12月通车，不到两年建成。
1952年，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修复和扩建工程全面展开，陈嘉庚每周都要横渡海峡往返两校工地之间，筹划、指导、监管工程。周恩来得知后，觉得这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便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小交通艇一艘、小轿车一辆供陈嘉庚使用，陈嘉庚坚辞不受，理由是国家经济还很困难，自己不应该享受这特殊待遇。直到1957年厦门岛和集美之间的海堤竣工之后，他才接受小轿车。
陈嘉庚回国定居后，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为接纳这些归国的侨生，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受教育机会，陈嘉庚建议在集美设立“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简称“集美侨校”）。 国家支持陈嘉庚的建议，拨款350万元，由陈嘉庚负责筹建和管理。1953年，集美侨校成立，陈嘉庚全身心投入，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办学和建校的任务。
1954年，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友银行及其上海分行由于存款偏多、放款偏少、外汇业务下降，出现亏损。陈嘉庚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国家把集友银行收归国有。周恩来回电：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仍按现体制继续经营，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放贷业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使亏损；多余人员安置在国家银行。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厦门、上海两集友银行业务蒸蒸日上，盈利可观。集美学校也有了更充裕的经费来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很重视陈嘉庚的建议和意见。每年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都安排时间看望或接见陈嘉庚，交谈情况，沟通想法。有一次，周总理到陈嘉庚住所拜访陈嘉庚。陈嘉庚向总理反映了许多问题，提了许多建议，包括集美学校发展的具体问题。总理不插话，耐心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归纳为几个问题，一一作答。陈嘉庚觉得自己拉拉杂杂说了许多，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可是总理归纳得井井有条，所作的答复在情在理，陈嘉庚心悦诚服。他觉得总理有超强的能力，胸怀宽阔，为人谦虚，实在伟大。
1959年8月23日，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厦门，集美学校校舍损毁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陈嘉庚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周恩来发来电报，向陈嘉庚表示慰问，并告知国家拨款60万元，供校舍修复之用。陈嘉庚感到挚友的一片真诚，更感到祖国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场超强台风还摧毁了陈嘉庚苦心经营的一个试验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美太古海潮发电站”。1957年初，有一姓邱的水电工程师建议陈嘉庚利用海潮发电。陈嘉庚认为：“试验如果成功，是一个突破，既能解决学校用电的困难，又可在沿海省份推广应用，意义重大；如果失败，就是24万元的损失。”1957年底，集美海潮发电站工程开工。经过两三年的建设、反复试验，投资不断增加，试验最终宣告失败。他多次说“正当之失败不可耻，畏惧失败才可耻”。潮汐能的开发刊用，是世界性难题，现在看来，陈嘉庚研究开发潮汐发电装备的想法是很超前。
早在1958年1月，陈嘉庚患病之初，周恩来就安排专家精心医治，病情得到控制。1960年2月，陈嘉庚病情恶化，前往北京治疗。周恩来几乎每月都去看他，还指示医生把每月的医疗报告呈送给他，及时了解陈嘉庚的病情。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安然辞世。临终，他留下遗嘱，其中，一条事关祖国统一；一条是关于他银行存款的安排；一条是“集美学校还要办下去”。周恩来得知后指示：“照嘉老的意思办。集美学校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周恩来亲自处理陈嘉庚的善后事宜，亲自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陈嘉庚大会，两千多人出席。主祭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13人。周恩来亲自为陈嘉庚灵柩执绋，参加执绋的还有朱德、陈毅等。习仲勋等护送陈嘉庚灵柩至北京火车站，直至送上南下的运灵专列。
陈嘉庚去世后，周恩来指示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妥善处理陈嘉庚未完事务，包括他生前开工建设的工程和启动的项目，资金缺口由国家垫补；他还指示，兴建陈嘉庚生前计划兴建而未动工的归来堂，不足的资金由国家支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归来堂于1962年陈嘉庚先生逝世一周年落成。
陈嘉庚和地方领导也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他和华东党政军的最高首长陈毅关系也非同一般。陈嘉庚关于在福建修铁路、修建高（崎）集（美）海堤的建议，都得到他的支持。陈毅到集美拜访过陈嘉庚。陈嘉庚用两毛钱糖果招待陈毅的故事还被搬上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陈嘉庚和福建省的主要领导叶飞关系也很好，集美学校的许多事，如请调叶振汉任集美中学校长，陈嘉庚都直接请叶飞帮忙。陈嘉庚请调叶振汉到集美中学任校长，是考虑到叶振汉是华侨，又是党员，陈嘉庚认为华侨更了解华侨学生，共产党员更善于做思想工作，能更好地教育侨生。
陈嘉庚秉性率直，诚挚待人。他对共产党更是以诚相待，衷心拥护。
中央对陈嘉庚十分尊重，凡涉及集美当地的改革及政治运动，都要求当地政府和陈嘉庚商量，征求他的意见。曾有人为了一己之私，求陈嘉庚替自己说话，陈嘉庚秉公办事，绝不徇私。
对共产党的某些举措、做法，陈嘉庚不理解的，他也敢于直言。
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陈嘉庚不赞成。当他从北京医院回到集美时，看到校园多处建有炼铁的小高炉，非常不高兴，挥着手中的手杖喝道：“拆！拆！学校是求学的地方，不是炼铁的工厂。”对大跃进，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坚持。他连续几天在《厦门日报》登载《陈嘉庚先生为集美学校跃进措施启示》，实事求是地提出要在集美完成多项校园建设工程，改善办学条件，以此作为自己“跃进”的举措。
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高度赞扬陈嘉庚对共产党的真挚感情和举动，称他为共产党的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