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华侨的乡土情结
文 | 陈耕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闽南的华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而厦门的建设和发展也离不开华侨的鼎力支持。
1895年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又被清政府生生地压了下去。台湾许多富裕的士绅抛弃财产毅然回归祖国，大多都住在了厦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而留在台湾的底层百姓，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长期的武力和非武力反抗。武力反抗的失败者，带着精神和肉体的伤痕逃回到祖国，首先就是在厦门登岸，雾峰林家就是其中的代表。更多的非武力反抗者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厦门来读书，学习汉语言和文字。
厦门人民对日寇的残暴，对台湾人民的英勇和悲愤，无不感同身受。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面临国家将被瓜分、民族临近灭亡的空前危机，在南洋累积了资本、开阔了眼界回到厦门的闽南华侨，和厦门人民一起，再次举起了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实业救国大旗。他们首先推动的就是走向海洋的航运、商贸和民族工商业。
1900年前后，海外华侨不断推动清政府批准在厦门成立海外招商轮船局或华侨轮船局，在外洋航线上同洋人的洋船竞争。可惜，尽管有个别官员思想开放，积极协同推动，但腐朽的晚清朝廷总是有那么多保守的力量制肘阻挠。直到辛亥革命后，华资经营的航运业才开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欧洲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轮船被征调到欧洲战场，减少了对中国轮船的竞争和压迫。这时华资经营的航运业，尤其是海外华侨经营的航运业更是迅猛发展。
在南洋航线上最早开设航运业的华资企业是宗记公司。它是由缅甸仰光华侨林振宗于1912年设立的，总号设在仰光，厦门、汕头设有支店。购置“双安”“双美”“双春”三艘2,000～3,000吨级的轮船，共计8,431吨，航行于厦门与仰光之间。世界大战期间又添购了“双喜”“双福”两艘轮船，总吨位已达万吨以上。接着又有新加坡华侨林秉祥设立的和济公司，又名和丰公司，在新加坡称和源号，各有“丰城”“丰美”“丰义”“丰远”4艘2,000吨级的轮船，航行于厦门与马来亚槟城之间。1915年印尼爪哇华侨黄仲涵、周炳喜等设立建源号，拥有两三千吨级的轮船6艘，航行于厦门、汕头、香港和新加坡、印尼泗水、三宝垄之间，成为华商在南洋群岛航线上拥有轮船最多的企业。1917年香港谦德号，自备一艘1,351吨的“裕英华”号轮船，航行于厦门至新加坡之间。还有香港刘维源的“亚洲”号，也航行于厦门和新加坡之间。航行于国内沿海航线的轮船公司就更多了。拥有百吨以上轮船的轮船公司就有六、七家；拥有百吨以下轮船的公司高达22家。他们近的到福州、福清、兴化、泉州、汕头，远的则到宁波、温州、上海。资料显示，从1910～1921年这10年间，在厦门经营航运业的较大的华资公司，从1家增加到9家，拥有轮船从4艘增加到27艘，总吨位从695吨增加到33,716吨，总资本从10万元增加到382.4万元。由此可见，这10年间华资怀着振兴祖国航运业的愿望，趁着世界大战爆发之机，推动了厦门航运业的飞速发展。
华侨更大力投资工商企业，为闽南为厦门的民族工商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厦门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资料，从1875年到1949年，华侨在厦门投资开办的工商企业，共达2,600多家，投资金额占全省华侨投资总额的62.88%。厦门是福建华侨投资用于振兴实业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华侨在厦门主要是兴办侨批业、进出口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轻工业、机械工业等。《厦门工商业大观》记述，20世纪30年代，厦门的工厂有70多家，其中纺织业12家，食品业21家，公用事业3家，化学工业16家，铁器制造业16家，造船业6家，轻工业2家。比较著名的有大同陶化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中华糖果饼干厂，吴记制造机器厂、华康烟厂，还有公共事业的厦门电灯公司、厦门电话公司、厦门自来水公司等等，都是华侨投资。根据《江声报》的调查，1929年厦门岛内有商店6,000多家。1931年到1933年厦门十大最主要商业营业额，绸布业排名第一，杂货业和参茸业分别列第二、第三。商业最大的投资者也是华侨。
辛亥革命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包括厦门在内的闽南地区有更多的人登上了出洋的轮船，走向海洋，去看外面的世界；也有更多的华侨带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从海外归来，登上故乡的土地，回到厦门。华侨成为推动厦门走向现代城市的重要力量。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厦门是在无数先人心血栽培的树荫下，开始新一轮建设的。
厦门地处闽南厦漳泉小三角和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闽南华侨华裔聚居地大三角的交汇地。明末清初以来，厦门是闽南人唐山过台湾（历史上由祖国大陆到台湾开基创业的移民活动，被称为“唐山过台湾”）、下南洋的主要出发港和回归地，是闽南人、闽南文化的聚散中心。
甲午战争前后，晚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同时招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兴办企业。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海外华侨回国创业的热情，回国华侨人数开始逐年增多。据统计：自1870 年至1930年的60年间，平均每年从厦门口岸出入的华侨人数达105,577人次。由于当时闽南漳泉许多地方军阀割据、土匪猖獗，发生了许多华侨归乡被土匪、军阀绑票、勒索，甚至杀害的事情。不过，厦门毕竟交通便利，市场繁荣，出于安全和方便，这些归国华侨不少选择在鼓浪屿、厦门居住和创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闽南的各路精英会聚厦门，开辟闽南文化现代转型的中心舞台。鼓浪屿、厦门的外来文化，实际上更多是闽南华侨在南洋遭遇、碰撞、消化之后带回来的。鼓浪屿虽是万国租借地，但实际上外国人盖的房子屈指可数，鼓浪屿上95%的房子是华侨和台湾同胞建造的。鼓浪屿主要是闽南归侨和甲午割台后归来的台湾同胞建成的。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是黄奕住，他是泉州南安人，在印尼奋斗多年，成了印尼糖王。为了反抗荷兰人的敲诈勒索，拒绝加入荷籍，他变卖所有财产回国投资，开办了中南银行。黄奕住定居鼓浪屿，投资开发房地产，从1918年至1935年间，仅他一人就在鼓浪屿兴建了160座现代样式的房屋，其投入的资金金额和建造的房屋数量，岛内无人可比。他的身上和陈嘉庚一样具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极其少有而又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因为他们在和英国人、荷兰人的竞争中，没有落败反而占了上风。所以他们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保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了解西方文化的宝贵东西，黄奕住手下4个会计师，有2个是外国人，嘉庚先生甚至聘请了一个美国退役将军来当他的销售部主任。他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财务会计、销售经营等等是西方人的专长。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文化自觉的“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
和嘉庚建筑一样，鼓浪屿华侨的房子，许多都是中西合璧，引进西方的建筑设计、材料、施工方法，高楼大厦，精致洋房，又揉进中华建筑、闽南建筑的传统基因。这不正体现了建筑主人美美与共的思想理念吗？虽然这只是生活直觉赋予他们的朴素的文化自觉，但这正是闽南文化在那个时期与时俱进的创造、创新，展现了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鼓浪屿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台湾板桥林家的林菽庄（即林尔嘉）。他是漳州龙溪人，他所修建的菽庄花园、林氏府保留了更多中国园林、闽南建筑的因素。这是另一种美美与共，即闽南文化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融合。菽庄花园成为独具一格的观海园林，直至今日依然吸引着如织的游人。
厦门的中山路、大同路、开元路都是骑楼建筑，这也是他们从南洋引进的街市形态，同时又保留了许多闽南建筑的传统元素。嘉庚建筑的中西合璧更是美美与共的典范。
在开发房产的同时，这些归国华侨也致力于厦门公共设施的建设。厦门和鼓浪屿都是海岛，四面皆海，居民饮用的淡水靠雨水、井水或水贩从海澄县九龙江等淡水区用船运来的“船仔水”，这样既不方便又不卫生。1921年，为解决厦门与鼓浪屿的用水问题，由黄奕住等人发起，募股筹资110万银元，兴建厦门自来水公司。1929年，鼓浪屿工部局商请厦门自来水公司在鼓浪屿设立供水公共设施。他们在鼓浪屿的日光岩和鸡冠山建高低水池两座，备三艘运水船，每天从厦门岛将滤清的水运往鼓浪屿，用电机抽送入池，以供鼓浪屿居民用水。以黄奕住和林尔嘉为首的厦门华侨还积极承办电话公司，改善厦门市内外通讯联系。厦门电话公司原称“厦门德律风公司”，是1907年12月由林尔嘉创办，服务范围限于厦门岛。后来又有日本人德广创办的“川北电话公司”，服务范围是鼓浪屿。随着20世纪20年代厦门市政建设的兴起和发展，旧的电话公司已经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1919年，黄奕住回国后，先后买下了这两家电话公司，并增资扩容，着手铺设厦鼓海底电话电缆。1924年初，厦鼓间电话正式开通。鼓浪屿与厦门岛上关系到民生方面许多公共设施，如中山公园、开元路、大同路、中山路、鼓浪屿市场、电影院、医院等，也多由黄、林所领导厦门市政建设委员会领导规划并得到了华侨的捐款资助。
推行与实践教育救国，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也是华侨投入最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陈嘉庚先生。他所创办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闻名世界。他在建设学校的同时，和闽南的工匠共同创造了独具闽南文化特色的“嘉庚建筑”。“嘉庚建筑”融汇了西方建筑的优点，利用了西方现代的建筑材料和设备技术，同时又留存了闽南建筑特色。那些体现民族精神、地域色彩的屋脊燕尾、出砖入石的柱式立面等等，无不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风格，予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嘉庚建筑”追求的不止是一幢楼、一群楼的单体建筑之美，更是追求建筑与山、海、天的协调之美。厦门大学、集美学村都是依山面海，山清水秀。在这样的环境中，铺草植树，垒堰为池，桥引流水，亭映波光，楼群错落，绿树繁花掩映，山峦奇石衬托，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华精神。陈嘉庚先生不仅在厦门办学，在马来西亚也捐建过多家学校。他通过兴学让更多的人来共享他的财富。正如他所说的，“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的义举不仅惠及家人和乡里，更通过兴学从教育培基上，提高国民素质，造福后人。这些善举无一不彰显了陈嘉庚先生超前的眼光和恢弘的气量。不止嘉庚先生，闽南的华侨多有回乡办学之举。
1906年4月，民国教育部承认的全国首批女子师范学校——厦门女子师范学校选址鼓浪屿升旗山下的白色洋楼开办。入学者皆鼓浪屿的名媛闺秀，现代妇产科泰斗林巧稚、女指挥家周淑安等杰出女性皆出诸此校。1927年，厦门女子师范学校经费困难，黄奕住接手承办，承担该校每年15,000多元的经费，并将其改名为慈勤女子中学，还聘请林尔嘉的四子林崇智先生担任校长。据厦门海关年度报告记载，从1907年至1911年间，华侨在厦门新开设了小学堂8所，商业学堂1所，教授科目包括历史、地理、伦理、哲学、中国经典、体育、歌唱、绘画、汉语、算术、英语和音乐。黄奕住等华侨及其侨眷还集资创办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文化场所。可以说，在近现代厦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华侨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闽南的海洋文化造就了许多海外事业有成的华侨。不管是否读书识字，这些华侨身上无不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文化精神：爱国、爱乡、爱家。当他们事业有成之后，不忘惠及家人，惠及乡里，惠及国家，这已成了华侨界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正是中华文化，也是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
正是这些先贤所秉持的爱国、爱乡精神和朴素的文化自觉理念，引领了闽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中心舞台就在厦门城，就在鼓浪屿、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
这种坚守民族文化自信又善于美人之美的文化精神催生了鼓浪屿第一位女指挥家周淑安、第一位现代体育导师马约翰、汉语拼音先行者卢赣章、名闻中西的文学家林语堂、现代妇产科泰斗林巧稚等等闽南文化、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杰出人物，展现了闽南文化在现代转型中无限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们走向海洋，放眼世界，认清形势，努力追赶工业化潮流获得的。可以说，是海洋启迪了他们，赋予了他们开拓进取的力量。
在厦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仅仅是书面的理论，更是闽南先贤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用自己艰苦卓绝的实践传递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这是厦门，也是闽南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必将成为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石，成为全体厦门人民、闽南人民共同的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陈耕，生于1948年，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