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嘉庚教育思想的动源

文 | 梁灏楠

导言

陈嘉庚生于公元1874年，卒于公元1961年，是福建省厦门市集美人。他的一生有很多头衔：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主席用简短的八个字对陈嘉庚的一生作了很好的概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生倾资兴学，虽然他本人未系统著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但其办学兴教却展现出高远的目光和深邃的思考，体现出对于现代教育理念和精神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一直被后人孜孜不倦研究，众多学者对陈嘉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毅林（1998）认为陈嘉庚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条件：辛亥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2）客观环境：集美渔村有爱国的历史传统；（3）个人主观努力：陈嘉庚的个人能力。杨雪萍（2014）也认为辛亥革命对陈嘉庚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她还认为国内外教育的差异也是促成陈嘉庚教育思想因素之一。施若谷（2000）则认为是当时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加上陈嘉庚吸收了外来文化促成其教育思想的形成。郭玉聪（2001）认为：“陈嘉庚生于艰难时世，长于“延平故垒”，又酷爱读史。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折磨着他；祖国的优秀文化和民族传统，陶冶着他；岳飞、文天祥、俞大猷、陈化成以及郑成功、冯子材等的爱国精神，鼓舞着他。”潘懋元（2007）在《教育事业家陈嘉庚教育思想新探》中提出“陈嘉庚教育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兼采西方现代文明思想而形成的。”潘懋元的观点是对陈嘉庚教育思想源头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因此对陈嘉庚教育思想源头的探索不能无机的拆分，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有机分析。本文聚焦于《南侨回忆录》，拟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中华文化的影响以及西方现代思想的吸收三个方面对陈嘉庚教育思想形成的来源进行探析，为陈嘉庚教育思想研究略尽微力。

一、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是嘉庚办学的直接动源

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它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鸦片战争也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把目光放到世界的地图上，探索其未知的地方，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的落败，使一部分有思想的清朝知识分子清楚认识到唯有学习西方文化以及先进的技术，才能解除内忧外患以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这部分知识分子被称为“洋务派”，这次自救运动被称为“洋务运动”。最后1879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落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是洋务运动有它积极的一面：首先在经济上，洋务派在提出“求富”口号后开始大力发展民用企业，这也使得当时的达官显贵们以兴办洋务为荣。这动摇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冲击；其次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让当时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洋务派的局限性，加上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走上自强之路和富国之路成为当时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陈嘉庚成长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清朝的腐朽、民众的麻木以及先辈们的精神，这些都对早期陈嘉庚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1894年，时值20岁的陈嘉庚就出资2000银元，在集美创办了“惕斋”学塾。陈嘉庚好友张殊明如此评价：“时值一八九四年，乃甲午也，塾名‘惕斋’，殆以警醒国人，其教育救国之雄图，从兹发轫。”陈其辉也在其回忆中说到：“我国自满清末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我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海禁洞开，外轮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自由出入，洋货充斥……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平民教育水平低下，绝大多数是文盲，识者忧之。陈嘉庚的民族自尊心，深深为此种状况所刺痛。他觉得国家虽弱，终有一天要复兴，那时需要大批人才，如培养不及，则国兴难图。”

由此可见，陈嘉庚早期兴办教育的动机直接源于他对清末国家内忧外患的强烈关切。虽然洋务运动撕开了封建教育的口子，但是鸦片战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和贻害是深远的。而当时腐败封闭的清朝统治者并未吸取教训，思考良策，最终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从而使中国陷入了更黑暗的深渊。而陈嘉庚却在内忧外患之际，开始思考如何自强与富国之路，最后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这是陈嘉庚早期教育思想的由来。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了他的办学理念

中华文化对陈嘉庚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也贯穿了他的一生。中华文化在传承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私塾，而在私塾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先生，先生即为古代社会中的老师。《学记》从春秋战国时候就提倡“尊师重道”，而这股风气一直延续至现代。

潘懋元认为陈嘉庚是受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尊师重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遗风影响，同时陈嘉庚还剔除了“劳心者治人”的封建糟粕，最后吸收了中华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夏塾师谢世。”以及个人企业追记的《未成人经过》：“九岁入私塾，至十七岁夏师亡辍学。性钝惟颇知勤学。旧例塾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俗语所谓“念书歌”是也。至十三四岁读四书注，始有解说，十六岁略有一知半解，既限于天资，又时读时辍，故虽就学许多年，识字甚少。”还有个人企业追记中《母丧停柩》的“余廿岁冬完婚，廿一岁在家复从塾师补习多少。”“天资素钝”只是陈嘉庚先生的自谦，我们从其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其实非常善于观察和思考。陈嘉庚在他幼年时候就进入了私塾的学习，先是从识字教材《三字经》然后逐渐过渡到了四书五经的学习。虽然陈嘉庚对私塾教育中的不合理颇有指谪，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教育经历给予了他来自中华文化的熏陶，对陈嘉庚青壮年产生了影响。这在陈嘉庚为人处世、行事准则上均有体现。

陈嘉庚认为“聘请教师非同市上购物，可以到时选择。校长若能用人必及早行函往聘相知，如脑中乏此相识者，则函托知友介绍，非充分时间不可。况年终时稍好教师设有更动，早被他人聘定，决无待价而沽之理。”陈嘉庚对教师有其独到的认识，正因为他知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同时他也对教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我国教师乏自动性”。这都是陈嘉庚对当时我国教育现状的一些思考。

陈嘉庚对中华文化并非全盘接收，而是有辩证的思考与吸收的。在《南侨回忆录》中对两类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侨生与华侨。侨生是以前的华侨在南洋繁衍生息下来的后代，在文中是这样说的：“南洋各属华侨千万人，前辈先往者已在百余年之上，有传至数世未曾回国者，大约以闽侨居多，别称曰侨生。”华侨则是受过中华文化影响的第一代走出中国国门定居海外的中国人。

早年陈嘉庚对侨生的看法是“渠虽侨生，但曾略受过我国文化。其后余托友查询，回报绝无意思，不久竞谢世矣。时厦大开办已近两年，余始敢向该富侨劝募，不意此乃为第一次之无效也。”他认为侨生虽然久居国外，但仍受过国内文化的熏陶，但此后逐渐对侨生看法发生改变。“华侨在南洋所生子弟统称侨生，光复前学校甚少，侨生未受祖国文化，故对祖国观念极微。”“侨生医生现乏相当医业者不少，如以薪俸每月五十元，雇在药房服务极容易，而征聘回国月薪加数倍，则无一人肯参加。有此不幸皆由未受祖国文化所致也。”以及在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对侨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我国此次抗战，关系民族存亡，而侨生似觉痛痒无关。”“至于侨生虽富，然未受我国文化，视国难为无关痛痒。”“华侨在南洋殷富者，侨生最多，盖受先代遗业及久积而来，然多不受祖国文化，视祖国为无何关系，此次抗战募捐义款，彼等鲜能解囊者，致义捐逐月成绩有限，汇寄家费更不足言，因彼等忘祖已久也。”

最后陈嘉庚感慨：“然侨生多不受祖国文化，常被土人或欧人所同化，几不复知有祖国，如此次眼见祖国抗战救亡之严重，尚多袖手不肯解囊，此种资本家虽日进万钟，于我何加焉!如欲望其投资祖国，无异缘木求鱼也。”

而另外一类人群——华侨，陈嘉庚也对其行为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此为第三次向富侨募捐之无效也。”“华侨一万人中能成为资本家者不过一二人，艰辛劳苦勤俭粒积，自身既不能运资回国，身后全付其侨生儿子，对祖国则一切皆脱离关系。”

文中对侨生和华侨行为的仔细描述，不仅仅是陈嘉庚对当时南洋华侨现状的看法，也蕴含着他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中华文化有其优秀的地方，增加了民族认同感，但是也有其弊端，就是对血缘关系的过分看重，反而容易忽略了中华文化内核——爱国。而完全的接受西式思想，慢慢就会忘却自己的根。所以后来陈嘉庚的教育实践中，他一直强调要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比如在创办星洲大学时，他就要求开设中文课程：“余即应承，但声明以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所捐十万元做该科为条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进行爱国教育，更是对中华文化的辩证吸收。

三、西方现代思想的碰撞，给予他办学的现代视野和新思维

中华文化对陈嘉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现代思想对陈嘉庚的冲击与碰撞，也为其办学打开了新的视野和现代思维，这是其办学成功的另一重要方面。

1873年，新加坡刚好从“阵痛”中解放出来。此后新加坡进入近70年的政体稳定阶段。而西方现代文明思想也逐渐传到了新加坡境内，比如女性主义、人权解放等。1890年，陈嘉庚应父命往新加坡进行学习。陈嘉庚在新加坡期间，新加坡的发展迅速，华裔及移民都努力地学习西方现代思想，其中也包括陈嘉庚。但是陈嘉庚也不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全盘吸收，同样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集美学校自民国九年，添办女师范及幼稚师范，其待遇与男师范同，又办商科，待遇则与中学同。”以及“我国古代女裙亦束于衣外，况男子衣服已多仿西装，何必独限妇女，既不能恢复古制，则当取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恒五项为主要。”还有“如贵乡光前君，若非受过相当教育，安能于十余年间，发数百万巨资。且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在浅识之人，多云女子受教育，乃为他姓造福，而不知未嫁之前，能教其弟侄，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中华传统文化对女性有着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和要求，借助于现代思想，陈嘉庚深刻地意识到其中的糟粕需要革除和摒弃。他不仅创立女子师范，还认为女性服饰也要解放，更指出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女性服装也要革新，如同男性一样符合实用、美观的原则。这些都体现出陈嘉庚理念和价值的超前。

陈嘉庚教育实践以及他教育思想的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杜威有联系。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他的教育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也随着他在中国讲学传播开来。陈嘉庚在厦门大学开幕仪式举办时确与杜威有过交集：“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厦大在集美正式开幕。适美国杜威博士游历上海，故请来校参加，邓校长亦于近甫日到。”在厦门大学建校仪式上，陈嘉庚对杜威博士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俟厦门演武亭校舍落成，再请杜威博士讲演”。

杜威在厦门大学建校仪式上发表了《大学的旨趣》的演讲，他认为：“譬如运动和游艺会等，不但可以强健身心，并且有共同研究的好处”“运动场的生活是万不可缺的。因为运动场中，含有道德的和社会的意义。运动场的生活，可算是团体美感的生活。”随后在1921年4月27日，杜威又在集美学校发表了《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杜威倡导：“要使中国人人受教育，各个人都能发展能力，才能成就真正的德谟克拉西的国家”。

陈嘉庚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对西方现代思想有过自己的审视和思考。这也促使陈嘉庚能够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吸收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内核又弃除糟粕。

结语

陈嘉庚虽然没有对自己的教育思想著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实践中一窥其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了“家国天下”“尊师重道”等优秀传统文化，摒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糟粕部分，容纳了包括杜威教育思想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陈嘉庚的办学实践与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给我们诸多的思考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