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与侨
——李铁民：架起中国共产党与陈嘉庚的友谊之桥
文 | 蒋志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下，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于重庆签订“双十协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但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之目的在于争取时间，部署内战，坚持走独裁的道路。针对这一形势，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开国民党的制肘，向海外开展活动并建立组织，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带领侨胞在海外掀起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反内战、反独裁斗争。
1946年1月1日，民盟于香港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在巩固国内的民主团结，发展南方民众及侨胞的民主运动，而争取民主政治的迟早实现。”并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等六项具体要求。其后，民盟先后于香港、泰国、越南、马来亚、英国、美国等地设立海外支部。
民盟南方总支成立后，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支持国内的解放战争，南方总支决定进一步向东南亚大发展，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开展华侨爱国运动。民盟在马来亚开展华侨爱国运动的过程中，充分掌握马来亚社会当时为英国殖民地，华侨社会比较复杂的特点，艺术性地开展工作，争取华侨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华侨帮助中国国内革命。但一个外国政治党派要在英国殖民地组织公开的、合法的政治团体, 这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英当局不允许政治团体公开存在。即便是当时的国民党机构，也只能打着“同德书报社”的招牌在“大马”活动。成立于1947年9月的马来亚民盟支部，隶属于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起人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颇有影响的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由于采取了不针对英国、不干涉当地政治的策略，得到了当局的默许，使民盟成为首个公开活动的华侨政治团体。
在时代的背景下，盟是侨，许多思想进步的爱国侨领侨民加入海外民盟；盟也是桥，连接着海外侨胞和内地人民的心。其中涌现出很多爱国的进步人士，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促成陈嘉庚延安之行的李铁民先生。
李铁民（1898-1956年），本名鍢，字原周，福建永春人，新加坡归侨，著名报人、侨领，被誉为永春华侨革命党第一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南洋时曾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秘书、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秘书、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筹备委员兼组织部主任、常务委员兼任组织部主任、代主任兼《南侨日报》督印人。
李铁民幼读私塾，12岁进他父亲在乡开设的商店学习记账写信，兼做店口伙计。他聪颖敏悟，勤奋自学，尤其喜爱诗歌和小说，逐渐以能诗善文闻名乡里。1915年（17岁时）赴新加坡，在父亲的南春公司任职。在新加坡他见到了另一番世界，开阔了眼界，也读到一些新书，接近了一些革命人士，很快地秘密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将来能做一番事业，他要求父亲让他留学日本，但父亲希望他学商，没有答应。
1916年，李铁民奉父命回乡结婚。此后（1918年前后）还成为了厦门《民钟日报》的外勤记者。
“……外勤记者李铁民，是一位才智突出的人。《民钟日报》头条新闻常比他报精彩，这都是李铁民展其才智的结果。当时每有党政军要人到厦门，各报记者必结伴而行，大人物作的报告，各记者必只字不漏的记载，这时李铁民只简单写个纲要，俟要人讲毕，各记者复阅其记录时，他才若无其事，与要人开聊，乘机发问，回来后把记录整理发表。结果第二天头条新闻，各大报尽皆相同，惟《民钟日报》与众不同，销路乃急剧上升。各报记者深表不满，还以为大人物偏心，另外提供材料，其实这是李铁民的机智所获。”[《集美校友》199304（香港）李远荣 李硕果与鲁迅、陈嘉庚及其他]
此前有认为李铁民是1926年后才涉足新闻界，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民钟日报》社是厦门第一家侨办报社，创办人之一许卓然是同盟会会员，1930年遭人（国民党右派）枪杀后嫁祸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导致其离开。《南侨回忆录》（四十八、四十九节）对该事件的发生和经过有详细记载。该报发行前曾在新加坡招股，由陈嘉庚邀怡和轩吾庐俱乐部人员开会。属怡和轩者，陈嘉庚劝认，属吾庐者由陈延谦招呼。合计招得数万叻币。
1919年春天，李铁民重返新加坡，他上午在当地侨办学校兼课，教授国文；下午担任南春公司商务秘书，处理南春公司与马来亚各埠商户来往信件。从1920年起，李铁民先后在永春会馆办的鼎新学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中南学校和南洋平民学校初级师范班兼任了6年的国文教师。1921年，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支部，李铁民以中华革命党党员身份转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并被推为支部文书。不久，他辞去商职，完全投身于教育和社会工作。1926年，李铁民担任三日报《消闲钟》的主编。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新加坡，当地侨胞社团立即发起筹赈会召集全侨大会，并命名为“山东惨祸筹赈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李铁民应筹赈会之请，为大会撰写宣言，陈嘉庚阅之甚为欣赏，认为是难得的好文、檄文，并热情邀请李铁民担任筹赈会文牍主任。这也是两人建立工作关系的开始。
1928年8月，李铁民应聘担任新加坡《叻报》总编辑兼督印人，并兼任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广告部文牍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军阀混战再起，生灵涂炭，百业凋零。李铁民对蒋介石深感失望，不断在《叻报》上发表反蒋檄文。
李铁民联合新加坡一批名流创办《民众报》周刊，亲自担任主编，继续坚持反蒋。1932年《民众报》自行解体。同年，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聘请李铁民为督印人，并负责主管编辑部。1933年年底，遭受到日本商人的排挤、经济危机的袭击、英国垄断财团的压迫以及媚日商家的破坏、同行的竞争，还有两校的沉重负担下，陈嘉庚经营的公司面临破产终盘。《南洋商报》由李光前、叶玉堆等接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李铁民仍任该报副刊《醒狮》编辑。在这之后，李铁民重返商界，任马来亚巴生埠华侨橡胶制造厂副经理。
1938年10月，南洋华侨抗日最高领导机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创立，陈嘉庚被选为主席。陈嘉庚驰电邀约李铁民回到星洲，襄助会务。为此，李铁民立即交接工作，于1938年底回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秘书，全力协助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在李铁民参与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他参与组织征募南侨机工，为祖国输送了急需的3000多名优秀汽车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为支援祖国战时经济发展，他参与发动、组织南洋侨商回国投资办厂，生产祖国紧缺的战略物资；他参与起草电文、宣言和檄文，反对投降，声讨汪精卫投降叛国，反对蒋介石制造国共摩擦。
1940年初，为鼓励中国军民抗战到底，也为了解国内抗战情形，陈嘉庚有意组织回国慰问团，李铁民精心筹划并参与组团。1940年3月，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启程，前往战火中的祖国慰劳抗战军民。李铁民担任陈嘉庚的国语翻译（陈嘉庚平日讲闽南话）。
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分三路到前线慰劳。李铁民随陈嘉庚另经成都到兰州，再到青海，最后折回西安，紧接着北上延安。
陈嘉庚北上延安期间，在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上的转变上，李铁民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曾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连贯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记述：“陈嘉庚带来的秘书李铁民对他思想的变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李铁民思想比较进步。在重庆期间，他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中共代表团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交谈，还访问了许多进步人士，这让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当他向陈嘉庚先生介绍这些情况后，陈嘉庚欣喜异常，下了去延安参观的决心。”
1940年前的陈嘉庚是坚决的“挺蒋派”，虽明知李铁民“反蒋”，但在工作上依旧信任他，对他个人的政治言论也不加干涉，甚至隐约地有保护之意。1933年，南京国民党宣传部写信给陈嘉庚，说李铁民是共产党员，要陈嘉庚辞退他。陈嘉庚把信拿给李铁民看，不提任何意见。同年秋天，马来亚闽侨组织回省考察团，李铁民为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考察团回省后将赴南京，临行前李铁民请询于陈嘉庚，对国民党信是如何回答的。陈嘉庚说他已告诉南京方面，李铁民不是共产党员，只对政治上有多少不同意见，南京可以去，没问题。因此，在慰劳团回国期间，李铁民无论是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或推动陈嘉庚前往延安的行程都是冒着非常大风险的。
首先，蒋介石心里并不希望陈嘉庚前往延安。1940年5月在成都时，陈嘉庚与蒋介石有一段谈话。
“（蒋介石）问到成都后是否他往。余（陈嘉庚）答兰州西安。复问尚有别处否，余已知其意，答延安如有车可通亦要往。蒋介石于是大骂共产党……”但在陈嘉庚的坚持下，蒋介石只好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南侨回忆录》一六二 蒋公问何往]
其次，国民党非常害怕慰劳团成员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慰劳团也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慰劳团在西安时，省政府第一科科长寿家骏屡次阻止慰劳团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将慰劳团住址强行移走，派人监视团员进出。
再者，李铁民原是国民党籍，因在南洋笔伐蒋介石已被秘密开除，早已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
1940年6月1日是陈嘉庚到访延安的第二天，据《南侨回忆录》记载，一行人参观完延安女子大学后，李铁民上车时头部磕伤送医院。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迫使原本只计划在延安访问三天的陈嘉庚，不得不将访问时间延长。最终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时间长达前后9天，这也使得他对于延安的整体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那么，直接导致陈嘉庚延长在延安访问时间的李秘书受伤一事真的是“不小心”受伤的吗？我认为未必。首先，李铁民深受陈嘉庚信任，是南侨总会此次回国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要，必然不是鲁莽之人。再者，自慰劳团从新加坡出发到延安已三个月有余，及至回到新加坡，这期间经过十个月都相安无事，仅在延安这个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出现了“意外”。最后，“留医院”这件事或许是一次不在计划中的行动。
为何这样说？就在于正如陈嘉庚信任李铁民一样，李铁民也对陈嘉庚十分了解。
首先，李铁民知道陈嘉庚是一位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眼见为实的人。虽然访问延安是出自于陈嘉庚本人意愿，但作为陪同，李铁民清楚的认识到三天的行程实在太赶了，并不足以让陈嘉庚对当时的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入的了解，或是有太大的改观。
刚到重庆时，陈嘉庚便言明“……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任。”[《南侨回忆录》一〇七 自仰光飞重庆]
之后，陈嘉庚又对蒋介石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南侨回忆录》一六二 蒋公问何往]
也正如陈嘉庚一贯的做事风格，在延安期间，他对于关注的事都是亲自探访和询问，反复确认。
陈嘉庚走访延安商铺时问同行的招待员：“政府有无存货公卖乎？”回到住所后又问南洋女学生“该商店是否政府经营？”[《南侨回忆录》192]
在延安女子大学问校中情况，问“垦荒地是私人的或归政府”，又问“如何征税法。”[《南侨回忆录》195]
与延安财政局长（福建龙岩人）、公安局长座谈，再问“街中商店是否政府经营？”又问“垦荒有多少？”“农业既属农人私有，政府如何抽税？”[《南侨回忆录》198]
正是李铁民受伤后，陈嘉庚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对延安进行一个全面探访，且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才能答应毛主席“决不指鹿为马”，才有了后来的“西北之观感”，才能在多方压力之下坦荡的反问“余所讲两种系所闻与所见。从中何句失实？”
陈嘉庚曾在回忆中述及在延安最后一次与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说）……君到此多日，所有见过此间情形，如回到南洋请代向侨胞报告。’毛主席所托两事，余均应承。然余心中已自揣度，凭余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关系人问余所见闻者，余定据实报告耳。”[《南侨回忆录》二〇一 毛主席与寿科长]
访问延安过后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余不但居第三者无党派之地位，尤当恪守人格，信实为主，在国内如是，往南洋亦决如是。君要访何事，余当据闻见所知答之。如不知者不能妄达，希原谅。”[《南侨回忆录》二四五 苏联记者来访]
在重庆发表“西北之观感”后，引发国民党人不满，与前来报告的侯西反交谈：“余告侯君尔可回复他等，演讲及标题均出贵协会，而非余自动讨好。君与余同行自知是否事实，何用多费唇舌。余所讲两种系所闻与所见。从中何句失实？”[《南侨回忆录》二四七 党人大不满]
其次，李铁民知道陈嘉庚是一位言出必践，言而有信之人。在慰劳团的行程计划中，陈嘉庚确实只打算在延安访问三天，并已约定好三天后就将前往山西慰问阎锡山，想用任何言语劝阻陈嘉庚在延安多留几天只会是徒劳的。
“六月二日，余电山西阎司令长官，告以秘书撞伤，迟三天方能起程。因前日在三原县与其处长约六月三日到宜川县，请派人导往……”[《南侨回忆录》一九四 渝军入延界]
最后，当时国共摩擦日益剧增，剑拔弩张的形势下，陈嘉庚多方奔走并与军政要人商谈，就是希望能够消弭两党间的紧张关系，促成两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即便是陈嘉庚本人有意愿想在延安多做停留，但在很可能会激怒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情况下也只能作罢。而且国民党一刻也并未放松对陈嘉庚延安行的盯梢。除了派出国民党人寿家骏一路监视外，还在延安的内外进行施压。
“（5月31日）余报告未终，在后方稍高处不知发生何项冲动，露天坐众大半惊起，亦有走者，约数分钟始恢复秩序。一南洋女学生告余‘前次张继等来在大会中，亦如此作风，系国民党间谍或特务员等，暗中捣乱，今日之事料必与前次同耳。’”[《南侨回忆录》189]
6月1日下午，嘉庚先生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国民党寿科长寸步不离。[《回忆陈嘉庚文选》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6月2日）是日闻高民长言，中央已派胡宗南，带两师兵来占郦县界，及驻宜川要区，军事已形严重云。[《南侨回忆录》194]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如果想要促成陈嘉庚在延安多停留几天，就不得不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虽然在后来的书籍或者言论中，都无法直接找出这件事究竟是不是李铁民主动的行为，但仔细阅读《南侨回忆录》还是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其一，据《南侨回忆录》描述，李铁民从当天（6月2日）早上行为就有些异常。
“……余等出寓下坡早餐，即将往女子大学参观。李秘书帽在对派洞寓，急于往取，便行，同坐一辆小型汽车。”[《南侨回忆录》191]
这段话异常的不仅是李秘书的行为，更是陈嘉庚还把当时情况一五一十的还原后写入了《南侨回忆录》。要知道嘉庚先生写《南侨回忆录》并不是作为私人日记，也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
“要之余书虽属记载性质，而材料亦甚繁多，然其中固有一贯之根本意见，非杂凑而成书。兹请撮其要点，申述于此，以作导论。”[《南侨回忆录》弁言]
由此看来，陈嘉庚对于李秘书异常举动的记录绝非只是简单的日常描写。更何况回国慰劳期间二人朝夕相处，长达数月，也未见在他处有如此详尽的描述。个人推测，嘉庚先生之所以在此处如此描写，或是当下已知李铁民的用意，又或是在撰写《南侨回忆录》时回忆起延安当天的情景，恍然大悟：之所以李秘书那天早上神色匆忙，是因为他准备要干一件“大事”。由于《南侨回忆录》一书初版于1946年，正是国共双方处于爆发二次内战前夕，不在书中写明也许也是陈嘉庚有保护李铁民之意。
其二，笔者再读《南侨回忆录》时发现陈嘉庚相当仔细地还原了李铁民当时受伤的情形，更显异常。
“时已近午辞回，仍坐小客车，余已上车，李秘书继起，头上碰触车门顶，血出不止。暂卧露天椅上，急请医生来止血。”[《南侨回忆录》191]
1940年距李秘书17岁出洋已近25年的时间，想必他已见惯甚至坐惯了汽车，且回国慰劳一路走来已经三月有余，是什么样力量驱使李铁民能够在并不匆忙的情况下磕碰车门顶至“血出不止”。或许当年有这么一幕，眼看陈嘉庚上车的李铁民虽心急如焚但心中已有决断，他盯着车门的双眼燃起熊熊意志，这一刻无愧于他名字中的“铁”字，以额头狠狠的砸向了车门，最终完成了他给自己的使命。
其三，无独有偶，陈嘉庚访延安时李秘书受伤并非一起独立事件，却也由于出现另一个巧合，更显得事情不同寻常。在延安第五天时，李秘书还没出院，同行的侯西反又因为贪吃冷盘患上了痢疾，导致陈嘉庚只能继续推迟去慰劳阎锡山的行程。
“（6月4日，在第四军校）近晚入席先出四盘菜及他物，俱冻冷，余原不敢食，不得已略食少许。侯君颇多食，余心中怪之，是夜侯君果腹痛，痢疾甚剧。越日余思李秘书未出院，侯君又染病，昨电阎将军之日子已到不能起程。乃复电云：‘秘书未出医院，日子须展限。’盖不知将加延几多天耳。”[《南侨回忆录》197]
这位“恰巧”身患痢疾的侯西反也是一位南洋华侨，是陈嘉庚在南侨总会的得力助手，1939年12月因受同胞诬陷为共产党人被英殖民当局限令出境，回国后仍倾心于抗日救国。1940年时，伴随陈嘉庚和慰劳团走遍十余省，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侯西反以“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名义，邀请陈嘉庚到该会作《西北之观感》的演讲。
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对侯西反是这样描写的：
“侯君西反身健口利，忠勇勤劳，排难解纷，为其特长，凡有请托努力斡旋，多能平息……常一夜赴两三会。其发言不倦，精神饱满，同侨莫出其右，加以忠勇热诚，熟悉诸侨商吝啬慷慨，殷裕困穷，视力劝募，应付咸宜。”[《南侨回忆录》97]
“侯西反君在新加坡之工作既如上述，彼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自己置有住家洋楼及树胶园……”[《南侨回忆录》98]
就是这样一位身强体健且身家富裕的侯西反同志，有可能为了贪吃几个冷盘而患上痢疾吗？更重要的是，侯西反是一位国民党人，他的这个行为为李秘书留医院这个突发事件提供了保护。但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首先，当时离侯西反回国不过半年时间，他与陈嘉庚、李铁民在南洋时长期共处，是同事是战友。也应该知晓李铁民早已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现在又在延安拖延时间，难保接下来不会有性命危险。其次，侯西反为人正义，据推测他应该是在回国后才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更主要是为了支持抗战。最后，或许是在延安的见闻打动了他，或许是被李铁民的行动和意志感动了。所以他才能不顾自己是国民党的身份，不仅延续了陈嘉庚滞留延安的时间，更在暗中以另一种方式保护李铁民。
无论如何，在李铁民未出院，侯西反又染病的情况下，陈嘉庚最终在延安探访时间前后长达九天。在延安期间，陈嘉庚参加了4次群众性聚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等，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亲切座谈。后来的人们认为，正是这次访问，改变了嘉庚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旧有印象。
此后，在陈嘉庚这面华侨旗帜引领下，大量海外华侨华人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6月7日，李铁民伤愈出院，进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留吃午饭，并同到招待所。是晚，延安各界举行热烈欢送陈嘉庚先生的大会。朱德总司令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都相继在会上讲了话。尤其李铁民在讲话中心情非常激动。当场热情洋溢地朗诵了他所作的《告别延安》一诗。
国民党政府对陈嘉庚等人的延安之行非常的愤怒。不仅公然警告陈嘉庚“勿为李铁民一伙亲共分子所包围”，更是在慰劳团后面的行程中处处防备李铁民。7月，当陈嘉庚一行人回到重庆，并发表“西北之观感”后，蒋介石约陈嘉庚谈话，李铁民照例陪同前往。到达会议地点，蒋介石临时召来菲律宾华侨王泉笙作翻译，李铁民则被留置外间招待室，这是前所未有的。
“余（陈嘉庚）前日托人问蒋委员长要见余否，回答订廿八日。然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定早有人告知，或取新华日报与阅。及余往见侯、李均留在别客厅，召王泉笙翻译。”[《南侨回忆录》248]
此后陈嘉庚在赣州与蒋经国交谈时，国民党也另请时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厅民主罐头厂厂长的黄文沣，而不用李铁民作为翻译。
“校主在侯西反、庄明理、李铁民等人的陪同之下由广州到赣州参观视察，……校主曾亲自告诉我他从延安到重庆后，因发表抗日救国等的言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歧视，所以国民党派特工人员监视他的行动，使校主大为反感。校主在赣州视察时，与当时的赣州国民党专员蒋经国先生交谈时，我曾担任过他的翻译（校主只讲闽南话，讲普通话需翻译），主要是向蒋经国先生反映当时主持闽政的陈仪的劣迹……”[《集美校友》198803 黄文沣 忆校主陈嘉庚先生二三事]
9月下旬，李铁民陪陈嘉庚回福建考察。到达陈嘉庚先生故乡同安。陈嘉庚告诉李铁民，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已两次来电，推荐一位闽南人代李当秘书。他已婉言答复说事关南侨筹赈总会秘书的任免须待回南洋后再说。
1941年1月，李铁民回到新加坡。他对延安的参观访问后，拥护共产党的态度更加明朗坚决，因而招来一些顽固分子的不满与诬陷。2月，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吴铁城到南洋各地制造分裂，并造谣说延安方面给李铁民五万元津贴回南洋活动。3月，第二届南侨大会及闽侨大会召开前数日，重庆方面外交官突然要求英国驻重庆大使给新加坡总督发电报，请求于3月29日前驱逐《南洋商报》主笔胡愈之、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等五人出境。英大使在电报末尾附言：“此事系中国某要人请托，可否由贵督自便”。但重庆方面此举却遭到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反对，并覆电说李铁民只是反对重庆政府而非共产党员。面对这些打击迫害，李铁民置之度外。[《南侨回忆录》449]
1942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被日军攻陷。李铁民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东边的一个小岛实叻班让。1944年秋，李铁民不幸被日寇宪兵逮捕，并被解往武吉丁宜。一连14天从早到晚无休止的刑讯，未能让他泄露分毫。年底，李铁民被释放回新加坡。回到家中，才知道他的大儿子已不幸在日寇轰炸新加坡时遇难。为维持生计，李铁民在一家友人办的侨通行任秘书，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先生由印尼回新加坡，李铁民仍协助他开展社会工作。
1946年初，政协会议召开，但陈嘉庚认为其光明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所以当新加坡《新民主报》的编辑前来请为新年特刊题词时，陈嘉庚竟题了“政协民主，与虎谋皮”八个大字。这几个字难住了《新民主报》的编辑：不刊登，对陈嘉庚太不尊重，如刊登，却又跟时局不切合。这位编辑只好去找李铁民，李铁民用了十六个字把陈嘉庚的意思表达得既深刻又委婉：“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如天，忧心如捣。”陈嘉庚对这十六字很满意，发电报给香港《华商报》，作为该报的复刊题字。但该报处于某种考虑，把“谋皮于虎”四字改成了“尚待努力”，这与陈嘉庚的原意相去甚远。（后这十六字于同年3月10日，为菲律宾《华侨导报》创刊五周年纪念，陈嘉庚亲笔题赠。）
1946年，胡愈之赴新加坡，筹组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李铁民为发起人之一，任筹备委员兼组织部主任，并赴雪兰莪、霹雳两州组织分部。
民盟在马来亚的工作，受到陈嘉庚先生大力支持。1946年，蒋介石悍然对中共中央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和军队给予巨大援助。对此，陈嘉庚无限愤慨。9月下旬，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驻新加坡办事处派张楚琨、李铁民到怡和轩见陈嘉庚，提出应办个报纸，进一步唤醒侨胞、团结侨胞。陈嘉庚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办报不易，募股不易，人才不易，经营不易等等。他们说：靠陈嘉庚先生的威望，不难募到股；人才是现成的——胡愈之先生。陈嘉庚素来十分尊重胡愈之，赏识其道德文章，便答应下来。11月21日，《南侨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陈嘉庚的《告读者》。该报报头印着：印刷并发行者：南侨报社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陈嘉庚；社长：胡愈之；总理：张楚琨；督印：李铁民。此后，陈嘉庚在该报发表一系列时评断论。编辑对他的文章只能修饰文字，不得更动他原来的意思。[张楚琨 《陈嘉庚与<南侨日报>》]该报出版后，进一步团结广大华侨群众，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被誉为马来亚的“民主堡垒”。在该报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在北京为之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亦题词：“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1950年9月20日，《南侨日报》被英殖民当局查封。
1946年10月，新加坡成立“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陈嘉庚被推为主席，李铁民任委员。
1947年9月，召开民盟马来亚支部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马来亚支部正式成立，李铁民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组织部主任。
1948年4月，胡愈之赴香港，李铁民被推为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代主任。6月，英政府在马来亚宣布紧急法令，发动反人民战争，为适应剧变的形势，民盟组织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李铁民任主任。
1929年起，陈嘉庚先生任福建会馆主席，一直蝉联至1950年。日本投降后李铁民任会馆执行委员兼秘书。1948年李铁民又被选为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主持会馆所属四个学校的领导工作。
1949年3月，李铁民离开新加坡到香港，创立开平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担任经理，经营橡胶进出口业务。9月21日至30日，李铁民应中共中央之邀，作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推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共53人，召集人郭沫若），参加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任主任，李铁民和李任仁、廖承志、庄希泉任副主任，为开展侨务工作而勤恳操劳。
1950年4月，李铁民关闭香港开平公司回北京长住，开展侨务工作。
1956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陈嘉庚当选为主席，李铁民与同为永春达埔籍归侨尤扬祖、颜子俊同时当选为副主席。
“事业三春花织锦，须眉四顾气吞虹。河山壮丽迎游赏，桑梓繁荣待酌衷。”1956年秋，星马考察团回国参观，李铁民为此写下一首七律，其爱国爱乡之情跃然纸上。
1956年11月30日，李铁民不幸因肝癌病发，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5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国务院、全国政协、中侨委、全国侨联和各民主党派代表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陈嘉庚先生在集美闻讯，十分悲痛，特地发去唁电：“铁民先生在洋共事抗日，情感难忘，惊闻谢世，无任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