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日记》中的陈嘉庚

文 | 董立功

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需参考的。近日，笔者在阅读名人日记时，发现2016年出版的《夏衍日记》中曾数次提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夏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电影和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陈嘉庚则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二人籍贯不同，年龄也相差了二十六岁，人生轨迹产生交集的概率并不大。二人之间最早产生交集，缘于我党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报纸。

夏衍早年在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夏衍曾两度赴港，第一次是1941年，第二次是1947年。1941年1月，正值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周恩来急电要求夏衍赴港“避难”，并要他在香港建立一个针对海外华侨华人宣传的据点。4月8日，夏衍与范长江等人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该报创刊后，因经费紧张，范长江曾去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立即汇去港币20万元，使《华商报》得以如期出刊，并成为香港宣传抗战的主要报纸。［《陈嘉庚慷慨解囊资助〈华商报〉》，载《集美校友》1985年第4期。］

《华商报》创刊后，经常刊登陈嘉庚抗日救亡的相关报道和言论。如1941年《华商报》第105、106、107连续三期刊登了《陈嘉庚论滇缅公路》一文。此后，《华商报》第178期又刊登了《陈嘉庚举陈仪苛政致函刘建绪请改善》一文，第202期又刊登了《陈嘉庚氏号召侨胞捐款救济粤省难童》一文。

1946年9月7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而自取败亡的覆辙。陈嘉庚此举显然激怒了国民党。为了消除陈嘉庚言论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对陈嘉庚进行了各种污蔑和抹黑，无所不用其极。就在国民党集团对陈嘉庚进行谩骂攻击之时，周恩来同志决定派夏衍前往新加坡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中共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对此有如下回忆：

同年（一九四六年）七月，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并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沈芸：《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85页。］

《夏衍日记》包括九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新加坡日记”。据“新加坡日记”记载，夏衍是1947年3月4日深夜抵达新加坡的，是夜“船泊港外”。［《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1页。］次日晨七时船开入港口，夏衍本以为能顺利办好入境手续，没想到“因三等有偷渡者，港口移民部刁难，不准登岸”。［《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1页。］后来即使沈兹九、朱奇卓、林枫、唐瑜等友人来接，仍不能上岸。直到下午二时，始顺利登岸。3月5日，夏衍暂寓于广帮所建天一景（Air View）酒楼。翌日下午搬至胡愈之寓所，“与阿朗、林枫同室”。［《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页。］

3月8日，夏衍终于见到了陈嘉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访陈嘉庚，谈一小时，他颇关心国内文化人安全，并问K将领为什么不反战。11时，访张楚琨。［《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页。］

陈嘉庚之所以非常关心国内文化人的安全，是因为就在1946年，国内接连发生了数起文化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惨剧。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没有把大家吓倒，反而更加激起了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义愤，也更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

夏衍在新加坡停留期间，不仅拜会了陈嘉庚、胡愈之、张楚琨等侨领，而且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国内形势的时事述评。夏衍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警觉”。1947年8月，夏衍被新加坡当局“礼送出境”，他抵达香港后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尽管夏衍在新加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一是转达了党中央对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关怀，二是应邀出任《南侨日报》主笔，三是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

1949年4月，夏衍被中共中央调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事宜。陈嘉庚则于当年5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中，陈嘉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数日，二人经常在一起开会。9月24日，陈嘉庚和夏衍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夏衍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3时正开四次会议。今日主席团陈嘉庚、高岗、史良、马叙伦、蔡廷锴。［《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4页。］

由于夏衍日记的风格非常简洁，所以他并未在日记中记载陈嘉庚发言的具体内容。不过，当天同样参会的宋云彬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

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学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和夏衍二人的交集主要是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召开的历届会议期间。夏衍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嘉庚也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积极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1950年9月，陈嘉庚正式定居家乡集美，他把晚年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复建和扩建工作中，继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发展建设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