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陈嘉庚率南侨回国慰劳团两次途经仰光
——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
文 | 王起鹍
陈嘉庚回国途径仰光在缅甸华侨中学与集美校友及侨团领导合影
1940年3月19日，陈嘉庚搭乘“丰庆轮”，由新加坡抵达仰光，受到陈孝奇、陈上坑、陈福顺、林华民、陈永新、邱立才、杨元任、苏为奇、杨元成、郑海吉、陈天煌等集美校友及各界的欢迎，陈嘉庚穿着灰色哔叽西装、手持木杖，接受集美校友会代表献花致敬后，由集美校友会代表陈福顺领队到集美校友会参观、茶叙。陈嘉庚在仰光逗留至3月26日乘中航公司之飞机返回祖国……
陈嘉庚是一位有着中华民族志气、骨气和底气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对中华民族和南洋各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跨越国界和跨越世纪的。他也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密切联结在一起的领袖人物。他一方面致力华文教育、创办华文报刊，以促进广大侨胞的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在祖国兴学和支援祖国抗战等模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侨胞更加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祖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东南亚侨胞与祖国关系的密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
我们从陈嘉庚1940年3月22日和1940年12月15日两次途经仰光、两次演讲和两次与侨胞的“互动”，从其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更可以全面了解陈嘉庚的团结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事实，以及他爱国爱侨的赤子之心……
一、南侨回国慰劳团去程途经仰光
1.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
上世纪三十年末期，我国海外侨胞数逾千万。抗日战争爆发后，侨胞的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峰。华侨的捐款，便成了战费的一大来源，然而无政府的散漫状态，仍然存在：任何募款，那都是各侨团、各“属”为政。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陈嘉庚与时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数电磋商沟通后，决定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的代表大会。大会于1938年10月10日(双十节)顺利开幕。经过七天的会议商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侨胞救国工作的最高指导机构。陈嘉庚为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王泉笙、侯西反等18人为常务委员。该会通过十四个议案，包括沟通中央政情、改善抗战宣传、加紧输将、指导回国服务等各重要部门。侨胞从此有了统一的健全的组织，侨胞的团结亦因之巩固，所以自总会成立后，由于陈嘉庚的领导，各项救国工作迅速发展，单就捐款而论，便增加了一倍，自总会成立至1939年12月底，共募得国币2亿余元。
然则，侨胞究因远处海外，对祖国抗战以来的进步事迹了解有限。陈嘉庚发起组织南侨回国慰劳团之目的：一则考察祖国后方各项建设之需要，以作侨胞投资，支持建设之根据；二则慰问前方为民族洒热血抛头颅的千百万军民，以表示南洋千万侨胞的热爱与关切。1940年3月22日，陈嘉庚一行从新加坡起程，经仰光乘机赴重庆开始为期10个月的慰劳之旅。
陈嘉庚在仰光华侨中学礼堂，面对600多位侨胞演说阐明：将与政府领袖请训后，即巡行国内各省，考察建设实况，然后前赴各战区慰问前方军民，并拟抽假回闽省亲，看望故乡父老。其在国内逗留的时间，当在一月以上，数十年来，自己对国内的各项事业的热心，人人知之，特别是教育建设工作，尤已尽其最大努力，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至今仍为东南半壁的教育堡垒。此次归国，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当可预期。1940年3月26日《大公报》刊发题为《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记南侨回国慰劳团的组织》文章，指出“组织是团结的条件，团结便是力量的源泉。”
2.关于陈嘉庚途经仰光的报道
1940年3月22日，陈嘉庚抵达仰光，由中华民国驻仰光总领馆、救灾总会、福建公司，广东公司等十六个单位，联合在仰光华侨中学开欢迎大会，到会各界侨胞及集美校友六百多人。
陈嘉庚于上午十时半莅会，他先绕行华侨中学一周参观学校，(注：华侨中学是1919年，由集美籍侨胞曾广庇捐赠私人别墅“德隆园”洋楼一座和11英亩地皮用于建设校园。1920年9月30日，曾广庇在仰光逝世后，该校将一幢主楼命名为“广庇楼”)，并与参加大会的各界侨领和集美校友合影留念。
1940年3月28日《大公报》以题为《仰光侨胞欢迎陈嘉庚大会，陈氏演说鼓励侨胞输送将》作了详细报道：
领导全南洋一千一百余万华侨出钱出力，贡献国家的陈嘉庚氏，这番因主持慰劳团事宜及亲赴各省考察返国经仰。全缅甸三十万华侨无不为陈氏的莅临感到兴奋，竭诚欢迎，陈氏为社会国家服务的功绩，未能尽述。抗战后，陈氏为国效劳，鞠躬尽瘁，这次不辞旅途跋涉，亲履国门，这种精神，叫人敬佩，难怪国内人士，都在热烈准备欢迎。
3.嘉庚仰光演讲鼓舞人心，听众深受感召现场认捐
为表示侨胞对陈嘉庚的敬意，大会之前，大家集体向陈嘉庚行鞠躬礼。随后，陈嘉庚在热烈掌声中发言。嘉庚先生的谦虚严谨的作风、胸怀家国的格局和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宛然在目。兹节录部分如下：
兄弟返国经仰，承十六团体欢迎，万分感激。刚才主席赞奖兄弟两点，第一点赞兄弟毁家兴学，这国民应尽的责任，没有什么，兄弟是一个侨商，没有学识，有的只是钱，对国家没有好贡献，只有出钱办学，自不景气后，兄弟能力仅是维持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就不能不献给政府，改为国立，真所谓“虎头鼠尾，做事不结尾”(注：此为闽南俗语)，太对不住社会国家。
第二点，自抗战发生后，南洋侨胞团结一致，说兄弟领导之功，实不敢当。南侨筹赈总会成立，乃在抗战一年多之后(1938年10月10日)先是荷属庄西言君、菲律宾李清泉君來信，提议在星洲组织筹赈总机关，庄氏又直接致信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转令行政院来电，询兄弟三点：环境许可否？必须设否？设有效果否？兄弟复称：环境无问题，倘大家拥护团结一致，就有需要，就有效果。后接行政院电示，责成星洲筹赈会负责各属代表，在星开会，并分令各选派代表，这是总会成立的经过。总会的任务，除筹款贡献国家外，尚有其他重要工作：一、如声讨大汉奸卖国者的汪精卫，就以南侨总会名义代表全南洋一千一百余万华侨。二、滇缅公路征招募数千华侨机工；三、发动各属侨胞推行寒衣运动，原定背心二十万件，大寒衣三十万件，共筹得国币四百九十万元，结果募得五百余万元，超过原额；四、募购药品等，国内对于药品救伤品需要孔亟，南侨筹赈会统募统寄，如责成荷属侨胞，募购金鸡纳霜，约值荷币三十万盾，又如棉药布绷带等，在香港购买共值国币十余万元，分批由滇越路运回，除上述工作外，最近又组织南侨回国慰劳团，各属侨胞亦均表示拥护，可见慰劳团确有组织必要。
陈嘉庚还谈及了慰劳团的任务，一为“慰劳”，华侨不能只是出钱，还应“回去安慰在苦难中的父母兄弟”；二为“考察”，“我们华侨应该知道祖国充实进步的情形。我们详悉实情，他日如有人要强迫我们讲和，我们才有把握督促政府抗战到底，我们不只要把敌人驱出东三省，且要收回台湾(众鼓掌)。”
陈嘉庚的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听众没有一点倦容，一字一句也不疏忽，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茶叙时，有到会缅甸侨胞曾和忠自动认捐一千盾，作为制药厂开办经费。继之认捐者争先恐后，计共捐缅币一万零八百盾。这些热心家的捐款，显然是受了陈嘉庚爱国精神所感召。
大会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闭幕：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4.南侨回国慰劳团成果累累
1940年5月31日起，陈嘉庚访问延安9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1940年12月底，该团由国内考察返南洋后，各属工作进行得倍加顺利。除积极作国民外交外，还有计划地指导侨胞向国内投资；在慰劳考察中以西南、西北为最重要之地，调查了自由竞争的相关行业生产情况、需要资金，都详列成册。将调查结果公告于侨胞，并设定了一年内最低向国内投资的数额，一面劝输各属富商踊跃认捐，一面采取分配办法，由各埠侨领分头宣传，并负责予以切实保障，提高其投资的信心与勇气。
二、南侨慰劳团返程途经仰光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视察后返程，途经仰光回新加坡。对于陈嘉庚从不了解共产党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转变，学者们已多有研究。这里仅用相关史料及三位历史见证人王源兴、陈福顺、徐四民的回忆加以补充。
1.缅甸华侨陈福顺的仰光记忆
陈福顺系集美校友、1925年在仰光陈嘉庚创办的公司任职、1950年创办仰光集美小学。他曾在《悼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1961年8月)一文中写道：
1940年12月12日，陈嘉庚经滇缅公路回新加坡抵达仰光。缅甸侨胞在福建观音亭(庆福宫)举行欢迎大会，缅华各界有幸最早听他亲自报告介绍所闻所见。嘉庚先生报告回国观感历时三小时,列举目睹事实揭穿蒋介石集团“抗战为名，反共为实”的罪行。
他在大会上说“到本省五十余天，历二十余县，绝未闻见一善政。而祸害人民之事项，则指不胜属”。同时斩钉截铁地说，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战，一定会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者，到会一千多名听众大受感动。这段往事，旅缅侨胞永远不会忘记。
陈嘉庚的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是对蒋介石在海外华侨中虚假威望的致命打击。从此海外华侨特别是年青一代迅猛觉醒，不但日益关怀祖国命运，更敢于奋起对祖国反动统治势力作斗争。
2.缅甸华侨徐四民的仰光记忆
徐四民，厦门籍，香港《镜报》创始人、缅甸侨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第一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与陈嘉庚结成了忘年之交。1951年、1957年两次回国观光时在集美受到陈嘉庚的热情接待，他回忆说：
“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举办的欢迎陈嘉庚大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自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一生”。徐四民在回忆录中称陈嘉庚缅甸之行“为南洋广大侨胞带来了光明的消息”，“每一忆及，在我的心灵深处依旧涌现一种景仰与感激之情”。
3.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的嘉庚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翌年，陈嘉庚即归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赞誉。而时任中国侨联副主席的王源兴正是站在陈嘉庚身旁的最重要的核心追随者之一。
1946年秋的一个晚上，夜深人静，陈嘉庚与王源兴在怡和轩三楼，一面谈话,一面远眺新加坡的夜景。陈嘉庚忽然有所感触地说“毛主席这时才开始办公哩!”，接着回忆起抗战期间访问延安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况。虽然事隔多年,毛主席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办公室内陈设是怎样的简单，连茶儿上摆设着几只不同款式的茶杯，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描述。他说，这一晚他和毛主席谈话，不知不觉已经深夜二、三点了。他怕妨碍毛主席白天工作,对毛主席说，夜深了,该休息了,毛主席告诉他，白天事情多些,不得不在晚上十二时以后才开始办公，经常如此。陈老在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会经接触过许多达官显贵,目睹嘉陵江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来在延安看到的一切,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怎能不教这位满腔爱国热情的老人无限感慨哩!不过,他老人家从此对国家前途更加乐观了。当时陈老以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在历史上真是前无古人!”经过这次谈话，我进一步了解到陈老为什么热爱毛主席,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爱国者王源兴》一书中写道：不久，王源兴接到“南侨总会”的通报，陈嘉庚决定亲率“南侨回国慰问视察团”，于1940年3月由新加坡起程，取道缅甸赴重庆陪都。王源兴屈指算来，陈嘉庚已有66岁高龄了，仍然热心为国事奔走，他对先生的精神深为感佩。
海外千万华侨，都关注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慰问视察团的行踪，关注战局的进展，决定祖国未来命运的国共两党的关系和面貌等问题。那时中央社几乎垄断了报道，但华侨记者、作家张楚琨、高云览、黄薇等也不时有通讯寄达海外，西方通讯社也常发出一些零星的消息。特别是有一条消息说，陈嘉庚到达成都时，蒋介石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设宴招待，蒋问陈嘉庚计划去哪里？陈答“兰州、青海、宁夏、西安。”蒋又问:“西安之后还去哪里?”陈嘉庚说:“如果交通方便，也想去延安。”无论国内、海外或西方对此都感到震动。
在去延安的问题上，蒋介石虽然令部下搞了点小动作，但他没有下令阻止陈嘉庚成行。蒋介石自认为陈嘉庚有浓厚的正统观念，自从国府宣布抗战后，陈嘉庚在海外表示“蒋委员长乃中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拥戴之唯一领袖，中国最高之领袖”，并曾任“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主席，与蒋私交也厚，常有函电往还。蒋一向刚復自用，觉得陈嘉庚去看看陕北割据的政权，至少不致对“正统”有根本的动摇。
有一篇随行报道说，毛泽东请陈先生进他办公的窑洞里，陈嘉庚举目张望，墙上挂着地图，室内有大小不一的木椅和一条长板凳，靠窗户摆着一张比小学生课桌稍大一点的写字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笔砚纸张和书籍，他再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身上的粗布灰军装，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这一切跟他在重庆看到的那些达官贵人的豪华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请他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些时令蔬菜和一碗鸡汤，毛泽东说:“陈先生请多包涵，我毛泽东没有钱，菜是自己种的，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意送来的。”朱德总司令和王明赶来坐陪，陈嘉庚说这顿饭吃得最愉快，有如老友聚会。陈嘉庚在延安住了9日，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大等，还与一百多名南洋华侨子女和集美、厦大两校校友见面，同财政、司法官员座谈，有一位银行行长曹菊如是福建龙岩人，会说闽南话，免去了翻译之苦，他向陈嘉庚详尽介绍了边区的自力更生经济情况。临行之际，毛泽东向陈嘉庚表示两点：一是请转告蒋委员长，共产党对国民党并无恶意，衷心希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二是希望陈先生把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南洋侨胞。陈先生十分肯定地作了承诺。”
后来，海外各报刊载了7月25日陈嘉庚先生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在大会上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
1945年，毛泽东为陈嘉庚题词“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这八个字铸成了伟大嘉庚精神的核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作者为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研究员、致公党厦门市原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