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蔡元培与陈嘉庚的交往
文 | 董立功
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陈嘉庚出生于1874年，二人相差6岁，都经历了晚清、民国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晚清，二人都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民国，二人都认为教育落后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和科技落后的根源。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二人都致力于用兴办教育的方式来挽救民族危亡。蔡元培有写日记的习惯，蔡元培的日记始于1894年，止于1940年，在时间跨度上历经47年。在蔡元培日记中，有多处提到了陈嘉庚。这些记载是二人长达二十年深厚友谊的见证。
一、因创办厦门大学“结缘”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因为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界的特殊地位，陈嘉庚虽然远在南洋，但由于对国内教育事业非常关注，所以他肯定注意到了这一消息。
事实上，在1918年3月创办了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后，陈嘉庚并未满足。当年6月，陈嘉庚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中说道：“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这是陈嘉庚第一次流露出要创办大学的想法。当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似乎看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他计划在家乡创办大学的想法也变得更加强烈。1919年，陈嘉庚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怀着“为吾国放一异彩”的宏愿，从新加坡返回故乡厦门创办厦门大学。
为了创办厦门大学，陈嘉庚专门聘请了黄炎培、余日章、汪精卫、蔡元培、李登辉、郭秉文、胡敦复七位社会名流担任厦门大学的筹备员。但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陈嘉庚即将创办的厦门大学并不看好，并试图通过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叶渊“力劝”陈嘉庚改变主意。1920年6月27日，陈嘉庚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谈了他的看法：
至于蔡、蒋二君之言，不过因他少数人及北大一校所经验。而揣度全国之人才，岂遍国中之人物皆荟萃于京都，及皆为二君所选剩者乎？不宁唯是，二君虽有数人物，总或难免于一己之见。[陈嘉庚：《致叶渊函》（1920年6月27日）载《陈嘉庚文集（征求意见稿）》，第一册，第24页。]
信中的“蔡”即蔡元培，“蒋”指蒋梦麟。1920年时的陈嘉庚，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还无法与蔡元培、蒋梦麟相提并论。但是在创办厦大的过程中，即使是面对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教育界权威的意见，陈嘉庚也并没有盲从，而是有自己的主见。
为了加快厦门大学的创办进程，陈嘉庚曾于1920年专程赶赴上海。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对陈嘉庚1920年的上海之行语焉不详，甚至连陈嘉庚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都搞不清楚。[1986年版《陈嘉庚年谱》对陈嘉庚1920年抵达上海的时间并未记载。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在其著作《厦门大学嘉庚建筑》一书中称陈嘉
庚1920年抵达上海的时间为1920年旧历三月，显然有误。]但事实上，当时上海的报纸对陈嘉庚的行程进行了追踪报道。1920年10月30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华侨巨商陈嘉庚将抵沪》的新闻，内容如下：
本埠华侨联合会，昨得消息，有捐资创办厦门大学之华侨巨商陈嘉庚君，将于星期日（三十一日）乘绥阳轮抵埠，商办厦门大学手续，并假该会所宴黄炎培、李登辉等教育家云。[《华侨巨商陈嘉庚将抵沪》，载《申报》1920年10月30日。]
可见，陈嘉庚1920年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是10月31日。陈嘉庚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召集厦门大学筹备员开会，而受邀担任厦门大学筹备员的蔡元培当天并不在上海。据《蔡元培年谱长编》载，蔡元培当天“与杜威、章太炎、吴稚晖等，由谭延阁、黄一欧等陪同，游览岳麓山，并瞻黄兴、蔡锣之墓。在岳麓工业专门学校进餐，应邀演说。”[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蔡元培当天正陪同杜威、章太炎等人在湖南长沙游览，自然无缘与陈嘉庚见面。
虽然蔡元培缺席，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还是于1920年11月1日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华侨联合会如期召开。应陈嘉庚之邀，当时在沪上的黄炎培、余日章、李登辉、郭秉文、胡敦复、邓萃英、黄琬等厦门大学筹备员悉数出席。[《厦门大学举定校长 开校定民国十年三月》，载《神州日报》1920年11月2日。]会上，陈嘉庚发表了一篇演讲，报告了他“尽出家产”创办厦门大学的原因。陈嘉庚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教育发达。“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载《厦大校史资料》，第1辑，第18页。]陈嘉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载《厦大校史资料》，第1辑，第19页。]这篇演讲后来被刊登在11月30日出版的《新国民日报》上。
蔡元培的缺席并没有影响会议的进程。11月3日，在陈嘉庚主持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厦门大学设科、章程起草等问题。陈嘉庚在会上提出，厦门大学应办成一综合性大学，所以“文理农工商各科，均应设立”。为了培养教员，“并须设高等师范科”。大家一致决定厦大于1921年春季开学。这次会议开到当天十点方才散会。[《厦门大学筹备员续开会议》，载《新闻报》1920年11月5日。]
二、两人的第一次会面
有学者称蔡元培和陈嘉庚于1920年12月5日在新加坡见了一面[ 陈满意：《集美学村的先生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3页。]，综合《陈嘉庚年谱》《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年谱长编》等材料，我们可以肯定，1920年10月至11月，陈嘉庚与蔡元培并未会面。蔡元培1920年12月5日抵达了新加坡，但当时陈嘉庚并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厦门。因此直到1923年，蔡元培才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有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1923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的行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离京南下，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当年8月途经新加坡时，蔡元培终于和陈嘉庚会面了。蔡元培在8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了二人的这一次会面：
四时，至陈嘉庚公司……晤陈嘉庚君，朴实可亲，不能作普通语，由其子厥福传译，厥福曾肄业北大预科二年也。询办学校事颇详，彼所最注意者,为学生罢课与延请好教员不易二事；对于有高级中学后不办大学预科，亦怀疑。[ 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
蔡元培在日记中称陈嘉庚“不能作普通语”，其实是指陈嘉庚只会讲闽南语，而不会讲国语。曾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的长子陈厥福则充当了陈嘉庚与蔡元培交流的翻译。
在蔡元培这位教育界权威面前，陈嘉庚表现得不卑不亢，大胆表达了自己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因1922年是农历壬戌年，故又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取消大学预科，设三年制综合高中，这有利于提高中等教育水平和减轻大学的负担，但陈嘉庚对此并不认同，而是持“怀疑”态度。
蔡元培与陈嘉庚此次见面时，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刚满两年，办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学生罢课”和“延请好教员不易”等问题，让陈嘉庚很是头疼。对于蔡元培的到访，陈嘉庚可谓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这位教育界权威口中获得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蔡元培对于陈嘉庚的疑问，也耐心地给予了答复：
第一事，答以学校当于平日考察学生意见，先为安排；如彼等已发难，而学校自审无错误，则当坚持之，不必因挟制而迁就。第二事，告以先划定款设备图籍仪器，使教员得研究学问之凭借，则学者肯来。第三事，告以如高级中学毕业生程度不能即入大学本科，可设补习班。[《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二人交谈结束后，陈嘉庚又将蔡元培请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位于海滨的一幢别墅参观。陈嘉庚向其介绍道，该别墅“本一侨商所建，费二十余万，破产后，以十余万售诸中华俱乐部”。[《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在旁边充当翻译的陈厥福评论说，“人何必一意赚钱，钱多而不善用，己身或子孙终不免破产”。[《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蔡元培听后，对这位尚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很是欣赏，并在其日记中留下了“殊不愧为嘉庚之子”的评价。
在8月3日的日记中，蔡元培留下了“六时，船行”[《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的记载，表明他当天已经乘船离开新加坡。陈嘉庚有无到码头相送，不得而知，但二人的第一次会面就此结束。在这次会面中，陈嘉庚给蔡元培留下了“朴实可亲”的印象。
三、蔡元培的厦门之行
1926年1月22日，蔡元培从欧洲返国途经新加坡时，曾再次与陈嘉庚会面。因蔡元培此次在新加坡只停留了一天，所以此次二人并未进行太多交流。蔡元培也仅在日记中留下了“到新加坡，访林义顺、陈嘉庚”[《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寥寥数笔的记载。
蔡元培此次回国之际，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时。蔡元培主张用“联省自治”来代替军阀统治，并和褚辅成、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三省的自治运动。12月24日，北洋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蔡元培、马叙伦、沈钧儒、褚辅成等人。为了躲避孙传芳的追杀，蔡元培、马叙伦等人决定到已经被北伐军收复的福州暂避一时。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27年1月20日上午十时，蔡元培所乘之船“进福州港口”。[《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3页。]厦大校长林文庆得知蔡元培已经抵达福州后，即遣顾颉刚等人前去拜访蔡元培，并邀请蔡元培访问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1月30日，蔡元培乘船抵达厦门之时，正值厦门大学第二次风潮和集美学校第三次风潮爆发之际。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踏上厦门的土地，当天“寓鼓浪屿厦门酒店”。[《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第二天，蔡元培在顾颉刚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他建议“不宜速办”的厦门大学。当时校长林文庆已南渡新加坡，找陈嘉庚商量对策。蔡元培在日记中对他的厦大之行记载极简：“到厦大。晚，顾、潘、黄招饮南普陀”。[《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不过，他在给妻子周峻的信中写得非常详细：
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何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鱼甚小，略如最小之银鱼或缦线也。
蔡元培书信中所提到的“嘉庚鱼”，厦门民间俗称文昌鱼。文昌鱼其实并不是鱼，而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脊索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生物界以为它已灭绝。不料厦大的美籍教授莱特（Sol Felty Light）在厦门的刘五店海区中发现了这种脊索动物，并写成《中国厦门大学附近的文昌鱼渔业》一文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引起世界关注。[ 袁东星、李炎编：《启航问海：厦门大学早期的海洋学科（1921-1952）》，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8页。]
在厦门大学参观期间，蔡元培和马叙伦均有发表演说。午餐后到厦门大学浙江同乡会交流。晚上，顾颉刚、黄坚等人“约饮南普陀佛寺，吃素餐”。[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2月1日，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从厦门乘船来到了集美学村参观。蔡元培当天的日记记载极简，仅留下了“到集美”[《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三字记载。不过，蔡元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得比较详细：
今日，参观集美学校。学生一部分尚反对校长，我亦想为他们调和，看情形如何耳。集美学校之建筑及设备均甚好。午间，在集美吃饭。晚间，集美校长叶君又邀往其家中晚餐。厦大及集美所在，既无车，又无轿。两日内，走路颇多，然脚尚好，请勿念。[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集美学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1920年、1923年和1926年三次风潮。蔡元培到访集美学校时，第三次风潮已持续大半年，仍未结束。面对风潮，陈嘉庚的态度很坚决。2月8日，他在给叶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之宗旨在办学尽天职，能办则办，不能办则罢。”[陈嘉庚：《致叶渊函》（1927年2月8日），载《陈嘉庚文集》（征求意见稿），第二册，第243页。]
在第三次风潮期间，适值北伐军光复同安。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学生决议成立“校务革新委员会”，并拟出《校务革新会章程草案》十二条，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凡本校一切校务皆由本会议决施行之。”[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校史编写组编：《集美学校七十年（1913-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假设学生的意见变为现实，校长在校务方面的权限将大大降低，这显然是叶渊不愿意看到的。所以，11月25日，叶渊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把第四条的内容改为“凡本校中事务关系全体学生者，本会出席人员均得提议讨论，以便采择施行，其关于一部一组或个人者由各部讨论之。”[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校史编写组编：《集美学校七十年（1913-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学生不同意叶渊的更改，于12月1日发出《罢课宣言》。之后数日，漳属政治监察员鲁纯仁奉何应钦之命数次来校调解风潮，但由于叶渊和学生代表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调解以失败告终。12月4日，万般无奈之下，叶渊只好启程前往新加坡，向陈嘉庚汇报校务。学生闻讯后，立刻发出第二份《罢课宣言》，并成立了“罢课委员会”。
身在南洋的陈嘉庚虽然赞成改进集美学校校务，但反对学生罢课，更反对更换校长。12月16日，陈嘉庚电告集美学校各主任：“集美各主任鉴：进退校长，主权在余，不准学生干涉，校长决不更动。各生如不满意，即日停课放假，切布告实行。”[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校史编写组编：《集美学校七十年（1913-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陈嘉庚力挺校长叶渊的态度并未能使学生回心转意。12月18日，学生更是将“罢课委员会”改为“倒叶运动全权代表会”，大有“倒叶”不成誓不罢休之势。蔡元培既不愿看到陈嘉庚停办集美学校，也不愿意看到学生被开除，竭力在二者之间斡旋。1927年2月11日《申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电陈嘉庚，劝勿停办集美学校，陈复对蔡办法表示容纳，但提三条：一、叶渊改任监督，仍留校。二、政府明令保护以后，不再受任何扰乱。三、主动风潮学生查明决开除，否仍决停办。蔡已转省政府。”[《专电》，载《申报》1927年2月11日。]为了让陈嘉庚回心转意，蔡元培要求学生向陈嘉庚道歉。集美学校学生给陈嘉庚发了一封电报，恳请陈嘉庚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校事已承蔡元培先生商处，生等向承培植，仍恳始终维持，俾学有成，至为感幸。”[《集美学校编年小史》，集美学校校董会，1948年，第13页。]2月12日《申报》一则报道写道：“蔡元培对陈开除学生条件斡旋，令学生于真电陈道歉，候复可解决。”[《专电》，载《申报》1927年2月12日。]
后来的事实是，陈嘉庚并未因为学生的风潮而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只是由于经费短缺的原因停办了厦门大学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这也说明蔡元培的调解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阅读《蔡元培日记》可知，蔡元培、马叙伦二人于2月14日赴漳州游历，“十时抵漳州，寓西园，游公园。”[《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2月15日，二人“乘汽车直达南靖县，游南山寺。午后二时，往礼拜寺演讲。”[《蔡元培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页。]2月16日下午五时，二人返回厦门。2月17日，北伐军攻占杭州。消息传来，蔡元培、马叙伦决定即刻返回浙江，继续筹划和召开浙江省政务会议。2月18日晨八时，集美学校特地派“集美第二”渔轮护送蔡元培、马叙伦返回浙江。“集美第二”是陈嘉庚1926年5月花重金从法国买的一艘铁壳渔船，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拖网渔轮。2月20日夜，二人在温州登岸，“集美第二”才返回厦门。为了表示感谢，蔡元培曾特地赋诗一首，诗曰：
见惯风潮了不奇，要将实习养新知；
渔权外海新开展，记取青天白日旗。
断发操舟古越民，浙东渔户尚精勤；
更将闽士雄强气，随着银涛到海门。[《新发现的蔡元培佚诗》，载陈梦熊：《文幕与文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四、尾声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政府设大学院、大学区的提案获得通过。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10月1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大学院院长。
1928年初，成立不久的大学院开始对厦门大学进行全面调查，3月26日，蔡元培签署国民政府大学院131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遵照。”[《国民政府大学院准厦门大学立案》，载《申报》1928年4月16日。]厦门大学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立案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先于南开、复旦、燕京、金陵、东吴、圣约翰等知名高校。
蔡元培与陈嘉庚1926年1月在新加坡分别后，二人未再见面，但是他们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且二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28年6月，蔡元培就曾与吴稚晖联名致函陈嘉庚，对其捐款六十万元表达感谢。[高平叔撰：《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人又同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时，蔡元培和陈嘉庚共同受邀出任名誉理事。[易慧清：《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他们的精神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集美校友总会陈嘉庚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