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31. 集美12年，一个外来人在集美执教的故事（二）
文 | 刘卫平
1999年12月14号，浓雾天气，飞机不能正常起飞，到了下午三点，浓雾散去后，飞机起飞离开乌鲁木齐，晚上11点，落地厦门高崎机场，迎接我的是集美中学的副书记洪蕴溟和办公室主任吴天赐。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在总务主任李振宇的带领下去食堂吃了早餐，然后把学校转了一圈。地盘不小，东西两块，东边地势较高，有清朝寨门，还有古炮一尊，古榕树一棵，细看树牌，竟有400年树龄，树上还系着许多红飘带，据说当地人将其视为神树，常有人膜拜。李主任说此地称之为延平故垒，算是集美一景，傍晚在此观落日，美轮美奂。榕树下层层台阶，台阶下不足十丈，便是大海，可以说是全中国离海最近的学校。东边有三栋楼，名南薰、黎明、延平，以南薰楼为最高，听说文革前为福建省最高楼，抬头望去，颇为高大雄伟。南薰、黎明、延平三楼红砖红瓦、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尽显闽南建筑之精华。殊不知西边的道南楼让人叹为观止，楼长175米，是那个时代中学最长的单体楼，上下五层，72间教室取孔子有弟子三千、72圣贤之意而建。楼道的图案大多以橄榄、和平鸽为背景，尤其是它的立面，以种种花草为图，雕刻十分精细，靠近它有种走进宫殿的感觉，确为嘉庚建筑之代表。站在二楼，便可看到百米开外的大海。李主任介绍说，当年尼克松总统参观集美的时候，站在对面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学校。道南楼的北面，也就是道南楼的后面有一栋未竣工的科学楼，科学楼的背面是学校的操场。
嘉庚建筑群有着共同的特点，屋顶均为闽南样式，燕尾脊，主体则融合了西洋式的屋身，细节处理上则融合南洋建筑的拼花。
学校十分漂亮，面积足够大，但校区没有围墙——据说，这是学校的历史、特色。操场上的草几乎齐腰——可能是科学楼施工，担忧安全问题许久没有上体育课造成的。小卖部门口有几个学生停留，偶见头顶彩发的，手夹烟卷的，李主任说那些都是不上课的“坏学生”。校园的卫生也有问题，纸屑不少，自行车乱停。实事求是说，在徐胜年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硬件建设、高考的质量都有不同程度地提升，但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教师的积极性，学校的校风，机制性的建设尚未起步，更谈不上教育研究。
任命还没下来，闲着无聊，总得找点事做。学校管理中有一句大家比较认同的话，你要想了解学校就走进课堂。我就一节课一节课地听，每天四五节不等，几天下来，便有了许多收获。一是教师队伍年轻者不少，学历不低，想做事；二是不胜任、混课堂的不乏其人；三是满堂灌，看来南方、北方的课堂差不多，问题都一样；四是学生的习惯有问题，进教室的速度、整理文具的时间以及听课的参与度上都有问题。我一一做了记录，同时做一些思考。
集美中学创办于1918年，几十年来，她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陈嘉庚先生为什么要办教育？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品读陈嘉庚先生的《南侨回忆录》和《中国名校集美中学》，在这两本书里，我了解了陈嘉庚先生办学的初衷：“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也了解了他的“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诚毅精神，了解了集美中学辉煌的办学历史，了解了集美中学培养出大量的院士、革命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通过和老师们的座谈，了解了集美中学发展过程的主客观因素。说实在的，了解得越深，心里越没底。集美中学的历史辉煌灿烂，校友众多，对学校的期望很高，可现实是：硬件差距甚大，加之生源总量缺乏（集美区当时人口不足30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足，凑足一套高三的班子都有点捉襟见肘。
尽管学校发展遇到了困难，但促使学校发展的动力还是十分充足。为了办好集美中学，厦门市政府曾专门出台过相关的文件，从学校班子、硬件建设、师资队伍、招生范围都做了政策性的支持——面向全国招聘校长即是举措之一。教委的领导也给予了关心，我刚到集美没几天，教育局张亚梅副书记请我吃饭，并给我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集美中学原校长、市政协原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前厦门地下党城工部书记王毅林。张副书记说王老的能量很大，有“呼风唤雨”之法，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教委的李中坚副主任也到学校看望慰问。在与学校老师的座谈中感到，大部分老师都怀有让集美中学再创辉煌的信心。
寒假来了，很快又结束了，任命却还迟迟未到，临近开学，谁来做开学报告？许校长说，他还有几天就退休了，学校以后我当家，报告由我来做。我说我没有身份啊，徐校长说，大家心知肚明，叫我不要推了。无奈，我以一个教师的身份代表徐校长做了集美中学的开学讲话。
讲话的主要内容其实三个字就是“抓质量”。步骤呢？基本上就是我在竞聘演讲时的五大工程，只不过更细一点，同时很严格地要求了纪律，号召每一个教职员工努力工作，把集美中学的失去的辉煌再找回来。
开学一周后，1999年3月2号，教委邓渊源主任、组织部干部处倪超处长到校宣布任命，我任集美中学校长、副书记。我做表态性发言，中心就一句话：努力拼搏、再续辉煌！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任命虽然是一张纸，一旦宣布，责任就实实在在地落在我的肩上，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未敢丝毫懈怠，可谓不舍昼夜。巡课、听课是我每天的日常，大会、小会轮番进行，谈话每天不间断。那段时间，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除了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校，即便是已经上床，学生宿舍楼吵闹声一大，就爬起来给生管打电话。我知道，无论你过去多么出色，到了新的单位一切归零，作为校长，仅会说是不够的，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尤其是大家缺乏信心且持有怀疑眼光的时候。工作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当学生时接受的价值观，在新的岗位上，一定要努力践行。在上任三个月后的结构工资（也就是后来的绩效）的调整方案中，我提议学校的领导从全校教职员工奖金的第50位（全校教职员工186人）开始，而且不享受高三、初三的毕业奖金。
这期间，几乎每周的升旗仪式我都要讲话，反复地强调纪律，规矩，反复地讲学习的重要性。原以为，集美学村，学在村中，村在学中，尊师重教应为文化、应为传统，而事实上，校风的问题大多来自初中，且主要来自大社陈氏家族的子弟。改革开放后，原本就以小商业为主的陈氏家族，其子弟深受影响，读书渐少，小卖部吸烟者、逃课者二有其一，且不服管教，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者寥寥，而不少家长认为学校乃祖上嘉庚创办，陈氏子弟理所应当升入高中，闹事、找茬成了陈氏家族的标签，教师不敢管、干部不敢管，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问题不解决，学校校风不可能得到好转。大社族亲会会长陈志强是集美中学老三届学生，和吴端景、翁新杰关系甚好，我多次和他交流，让他给与帮助，志强先生也希望把学校办好，也希望大社的子弟有出息，满口答应予以支持。在族亲大会上，他要求大家管好自己的孩子，且推动加大对陈氏子弟考上大学、高中的奖励力度。有了他这个“老大”的支持，我对整治校风多了几分底气，在全校的努力下，整治力度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软硬兼施，比如运用处罚手段，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强硬手段，同时加大和学生谈心、家访的频次；在班级考核上，对迟到、早退、睡觉、抽烟、打架等实行零容忍，作为教师绩效的考核指标。与此同时，对旷课、迟到的教师提出批评，对不胜任、学生意见大的教师撤换，制定一系列奖惩制度，学校的风气开始好转。教学上，一是抓基础，二是抓提高。1999年的高考，四个高考班（每班50人），考上本科线50人，这个成绩实在与中国名校的名号不符。在繁重的学校管理中，我亲自抓高三，给高三的学生作动员，给高三的老师鼓劲儿，利用全国的关系找高考模拟题，给高三设定本科上线100的目标——老师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指标，无论老师们怎么议论，我始终坚持。人，总得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2000年，还有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即申办福建省一级达标学校。这是徐校长在任时提出的集美中学战略性的目标，这项工作我比较陌生，因为我在新疆工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相应的评审，我仔细阅读了相关的条件后，感到压力巨大，为什么？问题的关键不在准备材料，而在支撑这些巨细材料背后的事实。而有的数据是无法“创造”的。比如学校的场地，四个篮球场学校只有两个；教师的论文数差一大截；比如会考过关率，通过补考也只能是马马虎虎；怎么办？一方面扎扎实实地准备材料，另一方面，扎扎实实地做教研且出台长期鼓励政策。还有科学楼的装修，实验室的建设、语音室、电脑室、图书馆里的设备设施，一件又一件的事，真叫人不得闲，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
就这样，忙忙而不碌碌，碌碌而非无为，我的2000年就在紧张而充实中度过了，盘点一下，学校还真的跨越了“一小步”：
印尼著名侨领李尚大先生在任镜波老师陪同下回到母校（关于我和李先生的故事另文陈述），实为考核我这个新校长。
校报《集美中学》创刊。这是厦门中学里第一张校报，校报一出，得到广大校友一致好评。值得赘言几句的是校报的费用均出自校友的捐助，没有花学校的一分钱。
本科上线人数达到101个，师生喜笑颜开，而大社子弟也考上三个，学校敲锣打鼓送去喜报，大社陈氏族亲又多了一次年庆般的喜悦。
暑假，学校中层干部调整，除了超出教育局规定年龄的个别干部外，其余一并保留并进行了优化。吴天赐任办公室主任，李聪明任教务主任，李真真任德育主任，增设教科室，袁本宁为主任，谢艺民提拔为教务处副主任。
岛外学校第一个400米塑胶操场项目获批。
学校开启和全国名校的合作交流，诸如北师大附中、上海育才中学、爱国中学、七宝中学等。
82岁的退休教师陈水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此高龄入党，在教育界为第一位，《厦门晚报》对此做了报道。
翻过年头，也就是我到集美一周年之际——2001年1月7日到1月10日，学校在福建省教育厅严格评审下，得94分，顺利通过省一级达标评估，成为继一中、双十、六中、同安一中之后的厦门第五所一级达标学校。
学校有了生气，师生有了精气神，社会口碑好转，学校班子空前团结，原本打退堂鼓、看一看的胡训生副校长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他说，老刘是干事的人，我要帮他。
（作者系集美中学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