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36. 我的中学生活
文 | 洪涛
初中记事
记得1956年8月底我和四哥恒智参加集美中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时候，是三哥恒忠陪伴我们去的。他在钟楼下的小卖部买了几个白馒头（三分钱一个）和两杯豆浆给我们当早餐，然后带我们到位于尚忠楼的考场。毕竟是山沟里来的孩子，我和四哥都有些紧张，感到忐忑不安。
“不要害怕，先易后难，沉着冷静应考。”正在集美中学读高三的三哥有着丰富的临考经验，他再三叮嘱。在三哥的安慰和鼓励下，我和小哥放下思想包袱，沉着应试，最终考上了集美中学初中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集美中学校舍并不在现在的龙舟池边，而是在现在的集美财经学院。我们上初一的教室，就在时下集美财税宾馆的地方，一整排平房，十九个班级，近千名学生，那是集美中学历史上学生人数最多的年段，被称为83组（集美中学的“组”，相当于其他学校的“级”)。
当时集美中学面向全省招生，所以同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集美本土的、厦门岛内的，也有同安、南安、安溪、永春等地的，还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归侨学生。大家都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到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学做人，学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教室前面是宽阔的操场，操场两侧是东西两个学生食堂。根据学校规定，每月伙食费分为7.8元、9元、10.5元三档。我选购了九元一月的伙食，算是中档。同学们十人一桌，每桌一脸盆的菜肴，以素食为主，也能零星见到一些荤菜；米饭则装在几个大木桶里，供同学们自由取用，吃完为止。
有趣的是，每当上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起，饥肠辘辘的同学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以“百米赛跑”速度箭也似地奔向食堂，在“步步高”的欢快乐曲声中，打饭、分菜、享用午餐；大约半小时之后，又在“彩云追月”的舒缓乐曲中，三五成群陆续离开食堂。
上初二时，我们的教室搬到了集美钟楼附近的二层白楼（现已拆除，土地划归集美小学作操场）,每天上完晚自修后，要步行大约十几分钟，前往位于海滨的南薰楼和黎明楼宿舍。南薰楼高十五层，全靠工人们用肩膀把一块块沉重的花岗岩抬上脚手架砌成的，据说当时是厦门全市最高的建筑。
宿舍里没有自来水，每天夜晨，我们到楼下水井边打水、洗脸、刷牙、洗澡，有时为了节省时间，用脸盆或铅桶把井水提到宿舍去，以方便翌日洗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关系紧张，学校安排师生夜里轮流到海边站岗巡逻，俩人一组，每班两小时。“快起床，时间到了。”睡梦中听见同学招呼，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下楼。
夜，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海浪拍打岸石发出的哗哗声。我们手持木棍，在校区和海滨来回逡巡，在夜幕下警惕地瞪大眼睛，看看有没有从金门偷渡过来的“水鬼”。
1958年下半年，学校开始兴建海潮发电站，听说建成之后是世界第一。那时候我读初三年级，同学们热情高涨，摩拳擦掌，厦门海堤附近滩涂上，彩旗飘扬，喇叭声声，顿时成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根据潮汐变幻，师生们分批下海，不论黑夜白天。迎着朝霞，沐着月色，踩着泥泞的海滩，啃着干硬的馒头，我们艰苦奋战几个月，硬是用锄头、铁锹和畚箕，在浔江底掘出了一条长长、深深 的海沟（引水道），准备利用潮水的落差发电。虽然后来发电没有成功，但是参加这次海潮发电站建设的情景，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集美中学换班频繁，初中三年期间，我换了三 次。印象比较深刻的同学，譬如高个子班长冯宝鉴、团支部书记林国荣、画图高手李启荣、学习成绩总是靠前的黄秋生、蔡雅玲，从小就显露出管理能力的潘明俊、李宝龙，见人腼腆好像小姑娘的蔡准求、说话有点口吃的林经天，长辫子小姑娘也是我的同桌陈维多，还有就是调皮爱捣蛋的柯友德、陈大出，等等。如今，我的初中同学，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远居海外，尚在厦门的，现在还常常聚会，畅叙同窗之情，不亦乐乎！
对比现在的中学生，我是幸运的，没有那么多的课外作业，没有那么多的升学压力，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轻松而快乐的事。课余，我游泳，打乒乓球，写字画画，出黑板报，还走进滩涂捕鱼捞虾。
海水退潮时，我和四哥等小伙伴们顺着滩涂的水路往前走，拿起钉耙在泥沙中扒拉几下，往往会有小虾小鱼噼里啪啦跳将出来，这就成了我们鱼篓里的战利品和餐桌上的美食。
每当暑假来到，便是我们快乐的时光。记得我和小哥到集美解放纪念碑附近的海水游泳池学游泳，还是三哥当的教练。从闷水、呼吸、潜水，到自由泳、蛙泳、仰泳，三哥手把手耐心地教，我们一步步地学，虽然免不了喝下不少咸涩的海水，总算学会了点游泳技巧。当然，我们有时也利用暑假时间，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田地里，去捡拾农民收成时散落的花生、番薯和麦穗等，回家后美美地饱餐一顿。
高中回忆
1959年8月，我和四哥恒智考进了集美中学高中部。说起来好奇怪，当时我们压根儿没想到要报考厦门岛内的第一中学、双十中学等重点学校。我们只是想，既然在集美中学读初中，那么继续在这里读下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校主陈嘉庚先生亲自聘请的集美中学校长叶振汉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很懂得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他要让学生把读书当作开心快乐的事，而不是压抑和痛苦。老师专心教学，学生专心读书，同学相亲相爱有如一家人。据我看，叶振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集美中学最好的校长，深受师生拥戴；而集美中学校风最好的历史时期，也当在五六十年代。
我高中阶段的老师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邱水池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又是俄语教师，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用时髦的话，堪称“帅哥”。当然，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师德和教学水平。可以说，是他让我对语法复杂的俄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厦门日报申报高级职称须考外语，他还给了我很大帮助。
其他教师中，如语文老师余士诚、历史老师卢继舜、数学老师陈自谦、音乐老师江吼、美术老师陈礼义、体育老师卢笑山等等，都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了我谆谆教诲和帮助。
我读高中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论物质生活，确实非常艰苦。宿舍里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教室里没有电风扇，更妄言空调了。学生粮食定量供应，每月23斤，每天7两多，饭菜几乎没有荤腥。为了节省伙食费，我有时在稀饭里拌点盐，在干饭里拌点酱油和着吃。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养殖小球藻什么的，说是可以增加点营养。
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除了课余经常在大操场跳集体舞以外，我们也喜欢唱歌。那时集美学校编印了一本《集美歌声》，每学期出版一本，装帧新颖，内容丰富，介绍各种名歌名曲和中外音乐家等音乐知识，很受师生欢迎，也是我的最爱。当时没有视频，我都是看简谱学唱歌，《小河淌水》《敖包相会》《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喀秋莎》《山楂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星星索》《梭罗河》《哎呀妈妈》《红河谷》等等，都是那时候从《集美歌声》看谱学会的。
在大力提倡为报效祖国努力读书的前提下，学校常常组织我们下乡下厂劳动、实习、参观，接触工农，体验生活。譬如，到厦门后江埭工厂体验生活，到杏林工业区参观火热的建设场景，到漳州军用机场和飞机零距离接触等等。记得高二年有一次到集美后溪帮助农民收割稻谷，一下乡一个星期，我们班级同学住在天马山麓一间破庙里，没有床，大家在泥地上铺层稻草就是床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庙睡觉，劳动很辛苦，饭菜很简单，可大伙儿没有一句怨言。
有天夜里，月光似水，虫儿唧唧，同学们劳作一天正在庙里休息。“分饼啦！”原来是班级生活委员提着一桶饼走来，大家兴高采烈地迎上去，每人两个，狼吞虎咽大嚼起来。你可别以为是什么中秋月饼或者鼓浪屿馅饼呀，那是糠饼，用米糠和小部分面粉做出来的。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那滋味绝对胜过如今的中秋月饼或者鼓浪屿馅饼。
1960年春天，党中央吹响技术革命的号角，集美中学师生积极响应，开动脑筋自己设计制作洗衣机、插秧机等各种生活生产用品。我当时写了几首小诗反映该情景，其中一首《吹响技术革命号角》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学校情景和师生们的感情。
我那时候一直追求思想进步，在团支部书记黄婉婉鼓励下，高一年级加入了共青团，成了共产党的“后备军”。可能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同学们推举我担任班级学习委员，还担任学校黑板报主编。我常常用笔名“洪涛”给黑板报写稿，没想到工作以后“洪涛”成了我的正式姓名，“洪恒实”倒是很少有人叫了。
高中阶段照样换班频繁，但是还是有一些同学和我交往比较密切，比如出生于鼓浪屿的郑高菽，学习成绩优良，写得一手好字和古诗词，可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名落孙山，后来去了灌口农场，吃了不少苦。还有苏唐娣，父母都是教师，对她要求严格，她经常跑到我家和我交流切磋课业上的一些“疑难杂症”，我也常常到他家里一起做功课。蔡雅玲在班级算是学习成绩佼佼者，1962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福建省侨办，还当上了处长。还有侨生张家军，毕业后到泰国养老虎，养鳄鱼，成了大老板……真的是“求学八方来聚，毕业各奔前程”啊！
这里我还想讲一本旧词典的故事。高一年寒假，我参加厦门市组织的中学生冬令营，来到位于鼓浪屿海滨的厦门航海俱乐部学习舰船知识，同行的还有叶振汉校长的儿子叶向瑜等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到厦门市区参加集训，心情十分兴奋。临出发时，家长给我一点钱，作为参加冬令营的伙食费、书薄费和来回交通费。当时国家困难时期，家庭经济拮据，我尽量省着花，饭菜捡最便宜的吃，课余时间也不敢上街买零食解馋。
这样，到冬令营结束的时候，我把剩余的饭菜票退了，口袋里居然还有1.8元的结余。我大喜过望，赶紧跑到鼓浪屿新华书店，花1.25元买下那本企望已久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是我上小学以来拥有的第一部词典，我爱不释手，惜如珍宝，回家后有空就看，有不懂就查。幸亏我读小学时学会四角号码查字法，这下派上了大用场，查起来既快又准。后来，索性一页一页地翻看，逐字逐句阅读，还在精彩的词句下打上红蓝记号，过一段时间反复温习，加深印象。
整个高中期间，我坚持读词典，背词语，积累并掌握了大量文字和词语的释义和用法，这对于我的语文水平特别是写作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自此，这本小小四角号码词典有如我最好的朋友，一直陪伴着我，直至今天。
三见校主
我已耄耋之年，人生历程中最难以忘怀的，无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嘉庚学子的那一段宝贵时光。
1956年至1962年，我就读于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时刻受到嘉庚精神的熏陶。当时的叶振汉校长，经常用校主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爱国爱乡的感人事迹和校主亲自制定的“诚毅”校训教育我们，勉励我们诚以做人，毅以处事，好好学习本领，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和人民。
让我特感荣幸的是，在校期间，我三次见到陈嘉庚校主，亲睹他的尊容，亲聆他的教诲，还有幸为校主送人生最后一程。
第一次见到校主是1958年秋天，那时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热潮，集美中学校园里也是土高炉林立。有一天，校主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来到我们初三年校区，看到教室里空荡荡没人上课，学生们都在折腾着“炼钢”。老人家皱起了眉头，说道：“学生还是要读好书啊！”
第二次见到校主在福南大礼堂，校主从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到集美，用闽南话向师生们传达大会精神。那时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校主勉励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祖国同心同德，共度时艰，克服暂时困难，努力完成各项学业，学好本领，将来更好报效祖国和人民。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病逝，运载其灵柩的专列于8月20日下午3时抵达厦门集美。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家住集美大社的我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集美火车站。
车站宁静肃穆，臂缠黑纱、心情沉痛的福建省各界代表和陈嘉庚先生生前友好一万多人，早就等候在火车站和龙舟池畔。哀乐声中，覆盖着鲜红国旗的校主灵枢由专车抬至灵棚，然后运往墓地鳌园。目送校主的灵柩从身边缓缓而过，我泪眼模糊，心痛不已。敬爱的校主，我再也见不到您了，您一路走好，我一定遵照您的遗训，好好读书做人，无愧于您的学子。
1962年夏天，为了迎接高考，我每天带着一杯温开水和两个黑馒头，来到集美鳌园，坐在校主墓地前复习备考。那时鳌园不收费，我家住在大社建业楼，步行到鳌园只需十几分钟。
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高校纷纷下马或缩编，国内生高考录取率只有5％左右。也许是校主神助，发榜了，我竟然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从此跨进了著名高等学府的大门。
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逾耄耋。但是，当年负笈于集美中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年校主陈嘉庚先生的教诲始终铭记在心。
作者简介：洪涛（原名洪恒实），194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南安蓬华镇华美村，先后就读于华美中心小学、厦门集美中学，196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共党员，高级记者，曾任厦门日报社新闻部副主任、政文部主任。现为厦门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老年书画家协会会员，厦门盈翠书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