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萧玉灿（1914年3月23日-1981年11月20日）是印度尼西亚华裔政治领袖。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1946年至1965年期间于政府内阁中历任少数民族事务国务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人少数民族代表。他致力于推动印尼民族融合，鼓励当地华人保留文化身份，成为印尼民族的一员，参与社会建设。萧玉灿的贡献对印尼社会和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译自萧玉灿先生的公子萧忠仁(Siauw Tiong Djin)的印尼语原作，详述二战时期陈嘉庚先生为躲避日本法西斯军人的追捕而流亡印度尼西亚期间和萧玉灿邂逅的经历。
2024-04，39. 萧玉灿与陈嘉庚
文 | 萧忠仁 翻译 | 陈浩琦
今年，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和新加坡，将纪念陈嘉庚诞辰150周年。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印尼人连萧玉灿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陈嘉庚了。
然而，在新加坡，陈嘉庚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新加坡有一个地铁站就叫“陈嘉庚站”。在中国，特别是在闽南地区，陈嘉庚也十分知名。厦门还有一座专门为纪念陈嘉庚的博物馆。他的遗产之一是他于1921年创立的厦门大学。在20世纪初，他在新加坡和厦门建立了不少学校。
本文重点讲述在印尼的不同时期，陈嘉庚对萧玉灿的影响。
萧玉灿是印度尼西亚华人领袖，从荷兰殖民时代的1932年到1981年去世，他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涉足多个领域：新闻界、政界（作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成员）以及教育界，并创立和领导了颇具影响力的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Baperki）。
一些历史学家和印尼学专家，如丹·列夫（Dan Lev）、玛丽·萨默斯·海德休斯（Marry Somers Heidhues）、鲁斯·麦克维（Ruth McVey）和查尔斯·科佩尔（Charles Coppel），将萧玉灿描述为动员华人社区参政的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集美。他16岁时来到新加坡，帮助父亲做大米生意。在那里，他“白手起家”，成功地成为橡胶种植园、食品罐头和海运等领域的富商。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期间，陈嘉庚作为东南亚华侨界事实上的领导人影响力巨大。他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主席，为支援抗日战争带头捐献并领导募捐筹款运动，活动范围涵盖了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人社区。
此时萧玉灿第一次知道陈嘉庚的名字。1937年日本人入侵中国时，萧玉灿已经在泗水市工作了两年，领导那里的《太阳报》报社。
萧玉灿深受抗日运动的影响。他作为《太阳报》记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反映了他的抗日立场。当陈嘉庚领导的筹款运动在泗水开展时，萧玉灿立即积极参与其中。
1937年，泗水的华社派遣了一支医疗救护队前往中国，由吴云灿医生领导。同年，还有一位年轻人前往中国与日本人作战，他就是萧玉灿的弟弟萧玉美，他随后加入了在中国的吴云灿医生的医疗救护队。救护队于1942年返回印度尼西亚。
萧玉灿从小就与三个不同背景的华侨华人群体关系密切：1、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群体，因为他是荷兰精英中学（HBS）的学生；2、新客（第一代移民）群体，他的外祖父关施立是新客华侨，担任泗水中华商会的领导人；3、土生华人群体，因为他在泗水的加巴山地区长大，那里居住的大都是繁衍多代的土生华人。
由于与这三个不同背景的华人群体联系密切，萧玉灿得以顺利而有效地投入募捐工作，并将捐款寄往中国。也正是在为抗战募捐的工作中，萧玉灿结识了与陈嘉庚联系密切的在泗水的侨领。
1942年2月日军入侵新加坡，1942年3月入侵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方的抗日团体成了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
陈嘉庚被迫逃往印度尼西亚，先到苏门答腊岛，后来又转移到了爪哇岛的几个城市，直到1943年到了玛琅市，然后暂居在巴图（Batu）市。在巴图，曾在厦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学习的华侨向他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在玛琅和巴图两地，对陈嘉庚帮助最大的人是黎应群（Lee Eng Khoon）和李永坤（Lie Joeng Koen）。他们俩都是萧玉灿组织抗日捐款时的老战友。
陈嘉庚在玛琅和巴图时，萧玉灿恰好也在玛琅。因为自1939年以来，萧玉灿一直担任三宝垄市《太阳报》的主编，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也成了日本人追捕的对象，于是举家逃离了三宝垄，到玛琅避难。
在玛琅，萧玉灿仍然与地下抗日组织保持联系，包括来自东爪哇的印尼青年阿米尔·沙利弗丁（Amir Sjarifuddin）和苏迪斯曼（Sudisman），也有新客华侨。正是通过新客华侨的群体，1943年，29岁的萧玉灿与躲藏在巴图市的69岁的陈嘉庚见了面。
陈嘉庚在东爪哇避难的信息竟然被日本人捕捉到了。他们发出了逮捕令，还悬赏100万盾抓捕陈嘉庚。可以想象陈嘉庚在巴图藏匿得有多隐秘，而萧玉灿参加的是一个能经常见到他的很小的群体。
日本人对待知名的陈嘉庚与对萧玉灿的态度截然不同。虽然1942年日本军队进入三宝垄市时，便把萧玉灿列入黑名单中，但日军并没有在玛琅搜捕他。相反，日本人对萧玉灿在玛琅社区的活动不仅没有阻挠，反而赞赏，他们认为萧玉灿是玛琅华人社区的领袖，需要拉拢。
为此，陈嘉庚在与萧玉灿的会见中，提醒他不要被日军的政策所欺骗，而要与乡土防卫义勇军（PETA）以及日本人建立的Seinandan（爪哇青年阵线）中的印度尼西亚青年尽可能地建立良好关系。
根据陈嘉庚的意见，还要避免同样由日本人组建的“华人阵线”（Kebotai）被挑拨离间而导致内部互相厮杀。
1943年日本人在玛琅组建“华人阵线”时，他们选择了萧玉灿担任其指挥官。“华人阵线”（Kebotai）是华人准军事组织。经常与萧玉灿聚会的玛琅的华人青年，也参加了该组织。
陈嘉庚坚信日本肯定会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度尼西亚将有机会独立。这种信念影响了萧玉灿，他让玛琅的华人青年做好战斗准备，不当旁观者，而是在实现和捍卫印度尼西亚独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于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后，萧玉灿立即组建了由萧玉美领导的中华青年队和陈施立领导的蓝十字会。
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力消失后，陈嘉庚的行踪不再需要隐瞒。1945年底，英国政府用专机从雅加达接走陈嘉庚，对陈嘉庚在抗日斗争中的贡献表达敬意。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很快重新投入他的贸易和慈善活动，建立并协助发展了几所学校。1946年，他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形势，访问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和在延安的毛泽东。
萧玉灿遵照陈嘉庚的指示，反对武装中华青年队和蓝十字会，并立即联系由苏马索诺和苏迪斯曼领导的印尼青年军，以防止华人与印尼土著的青年队伍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中华青年队在帮助华人难民和打击的反华潮流（由于华人被误解为与荷兰人关系密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而蓝十字会的主要任务则是募集药品和在战场上协助医疗救护。
1945年11月10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英雄节”的日子，萧玉灿和加入了中华青年队和蓝十字会的战友们，也都上了战场。
印尼独立后，萧玉灿由于在殖民时代和在玛琅时对印尼独立运动的贡献，登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虽然萧玉灿来自华人社区，但民族主义战士们都热情接纳他。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46年初，他被任命为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KNIP）的委员，并于同年成为该委员会的常委。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便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初期的国会。
陈嘉庚和萧玉灿在巴图的会晤中常交换对中国形势的看法。陈嘉庚曾多次前往中国，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性有较深入的了解。陈嘉庚也向萧玉灿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对蒋介石的领导感到失望，而钦佩毛泽东在抗日作战方面的领导能力。
萧玉灿和陈嘉庚的工作风格相似。他们都重视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1923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创立了《南洋商报》，他在玛琅避难回到新加坡后不久，还创立了《南侨日报》。
萧玉灿自1933年起在《太阳报》担任记者，并在1939年郭恒节去世后担任总编辑。日本在占领印度尼西亚期间取缔了《太阳报》。印尼宣布独立后，1946年初，萧玉灿在玛琅创办了两本周刊，分别是《青年》（Pemoeda）和《自由》（Liberty）。两者都是报道印度尼西亚时事政治的杂志。
萧玉灿和陈嘉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着相同的信念。他们相信在延安的毛泽东会击败在重庆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两人都通过发表文章支持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于193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陈萧两人都受到斯诺的启发。
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和印尼的《青年》、《自由》杂志都表达了对中国毛泽东的赞扬和支持。萧玉灿还翻译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青年》杂志上连载。
1947年初，陈嘉庚和萧玉灿在新加坡再次见面。当时，印度尼西亚派出一个相当大的代表团前往印度出席1947年3月23日至4月2日举行的亚洲关系大会（又译“泛亚洲会议”）。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一分为二。一个由萧玉灿率领，另一个由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率领。萧玉灿的代表团规模要大得多，有数十名国家级领导，包括佐汉·沙鲁萨，他们经停新加坡去印度，回国也经停新加坡。此次旅行的资金很紧缺，陈嘉庚把萧玉灿看作密友，主动提供资助，使得代表团能够如期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会议并安全返回印度尼西亚，避开了荷兰的封锁。
萧玉灿是大会的发言人之一。当时中华民国的代表叶公超指控印尼政府没有能力保护华侨的安全，华侨经常在一些国家宣布独立后成为骚乱的受害者。萧玉灿反驳了叶的指控，他强调说，骚乱是荷兰在国际上诋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策略，印尼政府能够维护印尼华侨的安全。
在返回印度尼西亚的途中，萧玉灿率领的代表团被滞留在新加坡。1947年4月左右，萧玉灿应陈嘉庚之邀，在新加坡华人社区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谴责荷兰伤害印尼华侨的政策。
1947年7月，阿米尔·沙利弗丁（Amir Sjarifuddin）担任印尼政府总理，萧玉灿被任命为国务部长，主要负责少数民族问题。
萧玉灿和陈嘉庚的关系并没有就此止步。1950年，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定居中国后，萧玉灿一直与他保持联系。
1957年，陈嘉庚退出了在新加坡定居时获得的英国国籍。在中国，陈先生将他的资金用于厦门一带的建设项目开发。
自1945年以来，萧玉灿活跃于国家政治舞台，为人权、民主、华人国籍等问题奔走呼号，并动员力量反对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
1954年，萧玉灿与其他几位华人领袖一起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BAPERKI）。这是个华人群众组织，成功地动员华人社群参政，要求平等权利，并以建设性的态度反对各种种族主义政策。
与陈嘉庚讨论坚定了萧玉灿的信念，即除了要在教育领域反对种族主义之外，教育界还是最强大的实施政治教育的基础之一。
玛琅的中华青年队建立了一所高中，以收容在日本占领期间辍学的中国学生。有数百名学生获得帮助。这所学校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
从1958年开始，印尼国籍协商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主要集中教育领域，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超过十万名华人学生提供住宿。由于种族主义政策，华人子女无法接受教育。由萧玉灿领导的国籍协商会所属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各个主要城市拥有数百所学校和几所“国籍协商会大学”。
在新闻界，陈嘉庚和萧玉灿也有共同点。二战结束后，两人都活跃在这一领域。
除了印尼独立初期的周刊《青年》（1947-1947）和《自由》（1946-1951）之外，萧玉灿还于1950年创办并担任《人民日报》主编，后来于1953年将其出售给印尼共产党，另外还有《共和国报》（1955-1960）和《星期日信使》周刊（1951-1960）等。他还活跃于报业业主工会，经常为华商拥有的各种全国性报纸撰写头条新闻，包括三宝垄的《新民报》和雅加达的《Warta Bhakti》。
1960年代初期，萧玉灿在雅加达为国籍协商会大学寻找土地。陈嘉庚主动提出要免费提供其集团的土地，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Peluit”。萧玉灿谢绝了这个提议，主要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是一片沼泽，建筑施工的成本太高。萧玉灿从雅加达特区首长苏马尔诺博士那里选择了格罗戈尔（Grogol）地区的免费土地。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中国逝世。萧玉灿于1981年11月20日在荷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