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6，22 从半副挽联看潘受与嘉庚先生的交谊
文 | ［新加坡］南治国
潘受（1911-1999），又名潘国渠，字虚之，号虚舟，福建南安人。很多人知道潘受的书法，虬劲可比射日之秋枝，秀媚不输临水之春柳。但潘受之才，首在其诗，次在其文，书法只是退休后写诗弄文之余事。潘受14岁开始创作新诗，17岁时，万言长文《拒毒运动与民族主义》在全国写作比赛中拔得头筹，获“金盾奖”，比赛的总评委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从那时起，潘受“少年状元”之美誉不胫而走。
1930年潘受南下新加坡，先后担任报刊编辑、华文教师和华校校长。抗战爆发后，潘受追随陈嘉庚先生为中国抗战筹募经费。1940年出任“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团长，回国慰劳抗战军民。随后返南洋，出任马来西亚麻坡中华中学校长。1942年2月，日寇南下，新加坡沦陷，潘受再度回中国避难，在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工作生活，至1949年底离开中国返回新加坡。其后参与波澜壮阔的南洋大学的筹办和管理，1960年退休，诗书自娱，声誉日隆，被新加坡政府尊为“国宝”，1999年病逝于新加坡。
最近重读潘受先生于1961年得知嘉庚先生逝世后撰写的挽联，为潘受与嘉庚先生之间的真情厚意感动，也为嘉庚先生的高风亮节赞叹。潘受的挽联如下：
挽陈嘉庚先生/潘受
争义务，不争权利，以在野身，系社稷安危。谤满天下，名满天下，盖棺论定，公实伟大爱国者。
是前辈，亦是知己，执后生礼，随杖履左右。声留梦中，影留梦中，临风泪落，我如少小失亲时。
上联讲嘉庚先生淡看名利，忠公为国，一如毛泽东所言，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我们都比较了解，就不展开说明。我这里仅就下联略作展开，谈谈潘受和陈嘉庚之间近30年的交谊。
潘受和嘉庚先生交谊颇深。他们都是福建人，但嘉庚先生长潘受37岁，当然“是前辈”。1930年潘受经香港抵新加坡，“出国只因忧国乱，此去迢遥万里外”，这就是他当时心境之实录。1934年潘受在陈嘉庚倡办的华侨中学执教。1935年潘受担任道南学校（也是陈嘉庚倡办的华文学校）的校长；同年中国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潘受积极参与陈嘉庚发起的海外华侨赈灾工作，为赈灾活动撰写《救灾宣言》，潘受和陈嘉庚开始有初步接触和相互了解。
1938年，陈嘉庚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受陈嘉庚推荐，潘受担任南侨总会主任秘书，他们之间“亦是知己”了。南侨总会的多数宣言和重要文电均由潘受起草，经嘉庚先生审定后正式对外宣告。潘受的文才胆识在南侨总会工作期间得以展现，赢得了嘉庚先生的信赖和倚重。
1940年3月，为实地了解中国抗战现状，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嘉庚先生倡议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去中国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时年29岁的潘受担任慰劳团团长。慰劳团兵分三路，跋涉大半个中国，到各战区从事劳军活动。有不少场合，潘受陪同嘉庚先生不辞辛劳，了解民情，慰劳前线将士，“执后生礼，随杖履左右”，用诗文记录了这次慰劳之旅中的艰辛和快乐，也记录了嘉庚先生旅途中始终如一的律己、节俭与忠毅品德，以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1950年5月嘉庚先生离开新加坡，直到1961年于北京逝世，他再也没有回到新加坡，潘受也没能再见嘉庚先生一面，但“声留梦中，影留梦中”，潘受永远都没有忘记和嘉庚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也很难忘记嘉庚先生对他的提携与教诲。因此，1961年8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新加坡，潘受悲从中来，“临风泪落”，提笔写了这幅挽联，心情竟如“少小失亲时”。
潘受的这副挽联情感真挚，对仗工整。上联客观评价了嘉庚先生身在南洋心系祖国的伟大一生，下联略述了他与嘉庚先生亦师亦友的交谊。潘受和嘉庚先生都是新加坡知名华社人物，他们之间的交集非常之多；单从这半副挽联，我们就能一窥潘受对嘉庚先生的崇敬，了解嘉庚先生对潘受的知遇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