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5，15 缅怀
——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槟城的岁月
文 | 柯茉莉
马来西亚槟城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一个美丽小岛，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北端。我在那里的时候，它还是英国殖民地。它是自由港，来往商船很多，经济发达，在孙中山先生教育思想影响下较早建立了华文学校，因此它也吸引了很多马来亚其他地区和东南亚周边国家学生来此就读，文化也很发达，当时被誉为“东方明珠”。
槟城有两所著名学校，成立于1917年的钟灵中学和成立于1919年的福建女校（1951年改名为槟华女子中学及槟华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我父亲柯仕楚是钟灵第二届学生。他毕业后与我母亲翁素碧回泰国教书。但是泰国取缔中文教育，于是泰国南部华侨集资在槟城办了侨南学校，我父亲当校长，教师有翁素碧、陈宗务、黄谭洋、岑文秀。
我父亲是无党无派人士，他办学、办报、后来成立公司专门给陈嘉庚先生提供泰国橡胶。他热心公益事业，抗战期间他参加了陈嘉庚先生组织的抗日救国筹赈会，他是槟城的执行委员兼街道募捐主任。我父亲经常提起日本沦陷前的日子，为宣扬中华文化办学、办报，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同时他也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事和终身的朋友。他经常告诉我，侨南学校陈宗务的性格、为人处事和我很像，我母亲翁素碧与后来参加南侨机工的白雪娇也像亲姐妹。在国内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1936年父亲与几个人合办《现代日报》，该报宣传抗日救国。在日本登陆前几天，我父亲与几个侨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把印刷机深埋在学校后山，即槟城极乐寺的山脚下。
日本人登陆后大量逮捕抗日人士。到我家抓捕我父亲时，他已经转移。但日本人并不罢休，把黄谭洋、岑文秀和我舅舅抓走了，还在他们衣服上盖了一个印，做标记，只因为他们是钟灵学生。我舅舅在监狱碰到了同学，这位同学在被抓时，穿了好几件衣服，他给了舅舅一件更换。而黄谭洋靠出去倒尿桶，把标记洗掉。可怜的岑文秀因为穿着印着标记的衣服而被日本兵杀害。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洋，好像比较开放，但是妇女的地位仍然很低。能去上学的还是不多。不完全是经济条件，而是思想观念的影响。许多女孩子早早就出嫁了，哪里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母亲经常告诉我，她能离开泰国那个小渔村到槟城，还能上学，并读了师范，做了老师，她很幸运。她与许许多多华侨一样渴望学习华文，渴望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祖国和祖先。母亲是福建女校第三届简师毕业生，槟城所有小学的教师几乎都被简师毕业生包揽了。槟城城市不大，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发达，中小学教育也发展很快。钟灵中学和福建女校的毕业生承担了很多教育任务。就是这些教师传播了中华文化，让远离祖国的海外游子能心系祖国。
1936年泰国取缔华校。我的父母又回到槟城，和我母亲一起上福建女校的两个要好同学，谢瑞英还在槟城教书，白雪娇已于 1934年去厦门集美中学第七组学习，1937年毕业。同年考上厦门大学文学院。但是卢沟桥事件爆发，她又回到槟城。
1939年，白雪娇响应陈嘉庚先生抗日救国的号召，只给家人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南侨机工）。5 月18日我母亲翁素碧和谢瑞英老师送参加南侨机工的陈侨珍、白雪娇上船回国抗战。5月19日，这封家书被刊登在马来亚很多的报纸上，激励了众多华侨青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这段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洒满汗水和鲜血的英勇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人提及。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家和白老师都回到了槟城。
1946年，《现代日报》复刊。白雪娇和她妹妹白雪娥到他们母校福建女校任教。我母亲与几位同学组织校友会，因为条件有限，会址就设在我家，我母亲当会长。同年胡愈之先生等在槟城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槟城分部。白雪娇、谢瑞英和我母亲都参加了。白雪娇还出任该组织的妇女部长。
那年代通讯还很落后，主要靠书信和报纸。白雪娇两姐妹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们很受欢迎。那时正是中国解放前夕，国内内战的形势也反映到南洋社会。白雪娇姐妹只是向学生介绍国内的情况，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况总会涉及到国民党的腐败。这下亲国民党的当权者坐不住了，辞退了他们。
这件事在城市掀起波澜。当时比较活跃的新加坡南洋女中，特地邀请俩姐妹去。槟城好不容易迎来人才，怎么舍得放走呢？于是在福建女校校友会、中国民主同盟、现代日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把他们留在了槟城。同时也利用现有的学校“同善学校”的分校校址，成立了“同善女子学校”。白雪娇任校长。教师有谢瑞英、严秀玉、杜继彦，还有几位白雪娇在福建女校教过、刚刚毕业的学生。
同善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支持创办同善学校人员的子女。我家有我和弟妹。我熟悉的有庄秀华、庄秀端、庄秀琼、庄秀真、方瑞玲、白雪琴、白树丝、白庆云。
1947年我上五年级，全班七个人，五位后来回到了中国。六年级只有两个人，两个年级在一个小教室，轮流上课。条件虽简陋，但是教学严格，教师认真，课外活动丰富，使我们顺利步入了中学。
回忆白雪娇老师教学的点点滴滴
一、白雪娇当校长，她的教学也安排得满满的。就说语文课，除了普遍用的教材，她还添加了许多针对海外华人的教育内容。比如：什么是“唐人”？什么是“唐山”？因为福建话“唐”与“长”同音。这让我改变了以为我们来自“长长的山”的印象。这也让我学习了历史，知道我们过去有过繁荣昌盛的唐朝。
二、我们很爱听白老师介绍中国。她告诉我们到了中国你才能体会到地大物博。中国南方，很温暖，像海南岛，就跟南洋一样，没有四季，而中国北方冬天很寒冷，会下雪、结冰。中国物产丰富，东北的大豆、山西的煤炭。日本人不但运走大豆，挖走煤炭，还杀害成千上万中国人。现在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可是中国人民还在奋斗。马来亚在日本沦陷期，英国殖民者在日本人登陆前就逃跑了，只有华人坚持抗争。日本投降后，殖民者回来，华人反而遭到迫害。她引导我们思考，这是为什么？
三、上白老师的作文课我很紧张。因为我小学读的是泰文小学，中文程度较差，我的作文本被老师画了不少红线。不是错别字、就是词不达意。例如我写“他骄傲地破口大骂我们......”虽然家里教我汉字，可是理解还是有限。白老师让我多看书、多读报、写日记。在她的教导下，我的中文进步很大。
四、就在我们要去修道院女校上学的时候，白老师叮嘱我们要尊重宗教，尊敬教士，遵守校规。
1948年我高小毕业。庄秀端已经回国，张素霞、白雪琴、方瑞玲和我四人想上福建女校，但是该校不接收同善学校的学生。具体的原因在大家心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就这么滑稽，小学生也被贴上红色标签。
升学没有出路，我们只好转去修道院女校。还好的是，白老师两姐妹都应聘到修道院女校。后来白老师弟妹、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杜继彦也到修道院女校任教。
那时国内动荡，从国内又来了几位大学生，来自福州协和大学的黄惠珍老师、来自暨南大学的曾老师等。修道院女校师资力量一下子增强了。
1948年英殖民者颁布“紧急法令”，逮捕马共。中国民主同盟也成了非法组织。1949年新中国成立。白老师带领同善女子学校的师生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挂在学校门口。而学校的对门正是槟城国民党的党部。多么鲜明的立场！
据说1950年10月1日那天，槟城出现了十几面五星红旗。我知道我父亲去了《现代日报》和他的“同志有限公司”去挂国旗。
1950年由于《现代日报》支持中国抗美援朝，报馆被封，工作人员被抓。
我父亲因是该报董事长也被捕。那天下午，十几位福建女校的老同学欢聚，祝贺白老师将于第二天乘船旅行结婚，并回国。我父母是牵线人，那天特别高兴。晚上，他们去红毛花园（植物园）跳秧歌。我父母晚上九点到家，正在准备睡觉，移民局警察就跟着进来，把父亲带走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当晚逮捕了一批人。
1951年，被捕的人都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白老师、谢老师和我父亲同船回到祖国。
1953年，我也回到了祖国！在广州我进了华侨补习学校，由于用粤语教学，上课我根本听不懂。我母亲让我去找陈嘉庚先生，白老师也推荐我去福建厦门集美中学。我到集美中学插班38组，与白老师成了校友。1955 年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
1955年在集美学校，陈嘉庚校主（左4）、陈村牧董事长（左5）以及来自马来亚、泰国、印尼的归国学生合影。其中3位38组同学柯茉莉（左2）、高坤敏（右二）、周关珊（右1）分别考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感召下、恩师白雪娇的指引下，我在我的祖国幸福成长！（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