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5，21 陈嘉庚，侨胞支援抗战的卓越领导者
文 | 张桂辉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1945年为陈嘉庚避难三年多、平安归来所做的题词。之后的岁月里，一次毛泽东在与陈嘉庚交谈时，由衷地发出一句肺腑之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陈嘉庚对抗战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熠熠生辉、组织侨胞鼎力支援祖国抗战立下的伟大功绩历历在目。
一、口诛笔伐，从道义上给力支援
八十多年前，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无数英雄儿女以青春与热血、智慧和生命捍卫国家尊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虽未身着戎装奔赴战场，却以笔为戈、以舌为剑，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和赤诚的爱国心，在舆论战场上口诛笔伐，从道义上为抗战事业助威呐喊，为凝聚海外侨胞的抗日力量、鼓舞民族士气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陈嘉庚，出生于厦门集美，早年下南洋经商。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橡胶、航运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南洋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华侨实业家。虽是远隔大海重洋，但他始终心系祖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舆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荀子的“流言止于智者”，强调理性判断后做出的舆论的重要性。陈嘉庚深谙其理，早在1923年就于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充分发挥舆论作用，大力提倡国货，号召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陈嘉庚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以满腔热血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深知，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凝聚侨胞人心、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至关重要。于是，他充分利用自己在华侨群体中的威望和影响力，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等方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海外华侨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他在南洋各地奔走呼号，向华侨讲述祖国同胞的苦难与日军暴行。他的演讲激情澎湃，每每打动无数华侨的心，激发广大侨胞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斗志。
与此同时，陈嘉庚还将目光投向国际社会。他明白，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意义重大。为此，他积极与国际友人沟通交流、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还通过撰写文章、接受采访等方式，向世界各国传递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绝不屈服的决心和勇气。他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让国际社会了解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在国内政治局势方面，陈嘉庚先生同样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政治敏锐，目光远大，爱国心强烈的陈嘉庚，处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尤其是在揭露汪精卫之流投降方面，干得可圈可点、卓有成效。
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后任国民党副总裁。陈嘉庚早年不但与其相识，而且两人私交甚好。陈嘉庚在筹办厦门大学时，一度拟聘其为校长，后因故未果。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南京失守后，陈嘉庚风闻汪主张对日和谈，他先是不信，继而不解：身为“党国要人”的汪精卫，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外电报道汪已公开发表和平谈话。高度警觉的陈嘉庚，意识到这是动摇抗战军心的危险信号。遂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直接电汪，阐明日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对日和平绝不可能。次日汪复电，声称两国战争终需和平，以我国之积弱，非和平即亡国，所以和平为救亡图存的上策。陈嘉庚愤愤然再次去电，大意是说我武力虽弱，但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侨汇外汇源源增加，敌人决不能亡我，英、美、苏也决不会坐视。若与日寇言和，国内各省必起而反对，由此造成分裂，甚过自杀。陈嘉庚苦口婆心，汪精卫不思悔改。有鉴于此，陈嘉庚一面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一面将他与汪来往的电文交给南洋及重庆各报刊登。1938年10月下旬，重庆参政会即将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提出一份经浓缩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十一字提案，大会通过后生效，给了妥协投降派当头一棒，震动海内外。著名作家邹韬奋，称这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1939年3月14日晚，陈嘉庚主持武汉合唱团在天福宫第六次唱演会，慷慨激昂做了题为“预测敌寇战败结果”的致词，掷地有声的说：“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任何列强友邦，提出诱和条件，我中央政府及全国国民，已抱定抗战到底之决心，必誓死反对之。凡公务员有敢与之开议者，其卖国罪状，当与汪精卫一律待遇。”1939年5月5日，陈嘉庚在大世界第三次筹赈游艺会上发表了“世界和平之实现赖中国坚强抗战”演讲，不仅巧妙地把世界和平与中国抗战联系起来，而且机智地把中国抗战的胜利当做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我国早日战胜，世界和平方可维持，战争惨祸方得避免，无量功德，当属伊谁，毋须吾人明言。古圣云：以德报德，吾人希望酷爱和平之诸民主友邦彻底认识，对于借助资财，要当推诚慷慨，视如增厚自国军备一样，勿以为奇货可居，勿复要挟苛酷条件，则中国战胜早获，世界和平可保也。”
陈嘉庚在舆论上为祖国抗战助威呐喊的同时，不遗余力积极组织和领导海外华侨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担任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南侨总会苦心组织华侨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
历史表明，陈嘉庚的口诛笔伐，不仅从道义上支援了抗战，更在精神上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斗志。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为海内外同胞树立了榜样、吹响了号角，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不畏强敌、浴血奋战。
二、想方设法，从财物上大力支援
何谓战争？说白了，就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罗马帝国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有句名言：“黄金和财富是战争的主要根源。”而17世纪英国学者托·富勒则说：“金钱是爱情的基础，也是战争的资本。”
陈嘉庚先生深谙财物对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尽其所能，千方百计，给予全力支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不仅将个人产业化作救国的“金色盾牌”，而且卓有成效地动员华侨慷慨解囊，俨如抗战时期提供财物支撑的民间“后勤部”。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自告奋勇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任会长，向华侨募捐130余万元，救济山东受难同胞。同时，极力伸张正义，坚决反对强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陈嘉庚闻风而动，以新加坡为中心，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社团，发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国际公约，维护世界和平。并向在东北抗击日寇的马占山将军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示慰问，使前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奋勇杀敌的决心。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展开后。南洋华侨纷纷成立各种不同名义、以支援祖国抗战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新马成立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组织，举当地侨领为负责人，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捐物，多寄侨汇，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支援抗战。
1939年，由于战费激增，加上历年积欠，国民政府在财政上日渐困难。蒋介石亲自给陈嘉庚拍发电报，恳请其转告各侨团“振奋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陈嘉庚深知侨汇对祖国经济至关重要，便总结出一套长短期结合的筹款办法推进无偿义捐。与此同时，通过筹赈会各埠分会，大力发动侨胞多汇家费回国。仅1939年，南洋华侨汇回祖国的国币就达8亿元，这是名副其实的外汇“硬通货”——按照当时世界各国发行纸币公例，1元基金可发行纸币4元，国民政府以这8亿元外汇为基金，发行国币约32亿元，成为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厚实财政支柱。
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侨总会，把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当成首要任务，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捐献。主要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等等，名目繁多，成效卓著。正如陈嘉庚后来回忆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自己在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二千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对南侨总会的领导，他住进新加坡华侨华人活动中心——怡和轩俱乐部，夜以继日地领导侨胞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再勉励各地分会同仁：“不因环境险阻而惊心，不以筹募艰难而绥气，领导华侨奋斗到底。”由于领导有方，加之助手得力、华侨拥护，捐款所得数额甚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华侨八年捐款超过13亿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千多万元。
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亦即华侨寄给祖国亲属的汇款，其数额比捐款更大。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将分散的华侨力量整合为统一战线。他不辞辛苦，奔走于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国，通过演讲、集会、报刊宣传等方式，唤醒华侨的爱国热情。在演讲中，他慷慨陈词，放声疾呼：“国家之强弱，全在乎国民，国民之责任，人人皆有。”在他的感召下，南洋华侨掀起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募捐活动。就连生活贫苦的侨工，也心甘情愿将微薄工资悉数捐出；不少华侨儿童，则自觉节省零用钱，支援祖国抗日救亡。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2年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义捐等八百多万元银行存款，悉数汇回祖国，继续支持抗战。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则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作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43年，单是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共达55亿元（国币）。这些资金不仅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更成为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重要经济来源。
抗战时期，日军为了达到罪恶目的，对中国沿海港口实施严密封锁，物资运输成为制约抗战的关键难题。陈嘉庚在发动华侨财力支持抗战的同时，冲破封锁，保障物资生命线。凭借在南洋商界的影响力，积极与国际友人合作，开辟了多条“民间运输线”。他还通过海外华侨关系，从欧美、东南亚等地采购药品、汽油、武器零部件等战略物资，并利用商船、渔船等伪装运输，籍此突破日军封锁。
1940年，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深入重庆、延安等地考察。在延安，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战士艰苦朴素却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深受触动。
“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陈嘉庚这话，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以企业家的智慧、政治家的远见和赤子的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扛起财物支援的重任，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国不分地域，报国不论形式。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陈嘉庚知道，单靠募捐难以满足长期抗战的巨大需求。为了实现“实业救国”，他果断地将个人企业与国家命运绑定。他经营的橡胶厂、米厂等产业，几乎成为“战时工厂”——橡胶制品优先供应国内军用物资需求，大米则通过特殊渠道运往沦陷区赈济灾民。更令人动容的是，陈嘉庚为支持抗战不惜牺牲个人利益。1940年，他的企业因战争冲击和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濒临破产，但他依然坚持：“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止捐款。”之后，他将自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企业交给他人代管，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事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抗战期间，海外华侨除了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外，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的贡献也十分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侨胞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千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
三、广泛发动，从人力上鼎力支援
在抗日战争那段烽火岁月里，陈嘉庚既是财力物力的强劲支持者，也是人力支援的卓越组织者。1938年10月10日，华侨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会——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礼堂召开，168位来自东南亚45个城市的华侨救亡组织代表和华侨代表齐聚一堂。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这是全南洋（含香港）千万华侨第一次打破地域、帮群、血缘、行业的界限，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陈嘉庚从此登上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拥有更高的政治地位，肩负更重的特殊使命，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力量抗日救亡的总领袖、总指挥。
以爱国华侨领袖的责任与担当，陈嘉庚不负众望，突破地域与国籍的界限，将散居海外的华人力量凝聚成抗日洪流。从招募南侨机工奔赴滇缅前线，到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再到凝聚侨胞智慧共赴国难，陈嘉庚以其非凡魄力和赤诚之心，为抗战胜利构筑起一道坚固的人力长城。
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随着日军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弯弯绕绕、曲曲折折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取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这条蜿蜒在西南群山间的公路，因地形复杂、路况恶劣，急需大量熟练的司机和修理技工。陈嘉庚遂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发布《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铿锵有力地发出号召：“凡我侨胞，自应热烈响应，踊跃参加”，并郑重承诺：承担机工回国的全部费用及家属生活补助，南洋各地华侨青年积极响应。为确保人员质量，陈嘉庚组织严格选拔，要求机工须具备两年以上驾驶经验，并通过体格检查。短短数月，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数千名南侨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批踏上特殊战场。
为鼓励和动员更多机工回国支援抗战，陈嘉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939年3月12日，在“对返国效劳机工的训词”中，他情真意切地说：“诸位兄弟，今日有志回国，为民族复兴大业而服务，此种勇敢牺牲精神，不特为我马来亚二百余万华侨所感奋，就是全南洋八百万华侨，亦莫不同此感奋。抗战救国，出钱出力，为国民之天职，海外华侨，对于出钱虽未达到最高标准，亦已略尽天职，若对于回国出力，则当以此次机工为正式开始之表现。”“诸君既抱此志愿，负此职责，深望持以恒心，奋其最大努力，化私为公，力行古圣昔贤之忠孝大义，精诚团结，时时以服务救国为前提。他日抗战胜利之后，为一实际纯粹参加抗战之斗士，荣誉所获，将永垂于世世子孙，岂特自身一时之光荣而已哉？”1939年7月16日，南侨总会假借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欢送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陈嘉庚在会上作了题为“勉机工望尽伟大责任”的致词，诚挚地对“由安南入口计八批二千一百余人，由仰光入口一批三百余名，合计二千五百左右”的机工给予表扬和鼓励。
在陈嘉庚强劲的动员和严谨的组织下，一批又一批机工，勇往直前，驾驶着满载军火、药品的卡车，在滇缅公路上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击——他们穿梭在悬崖峭壁间，冒着日军空袭和疟疾威胁，日均行驶数百公里。许多人在运输途中壮烈牺牲，每公里公路都浸染着机工的鲜血。陈嘉庚始终心系机工安危，除了为他们提供医疗、食宿保障，还通过南侨总会发放抚恤金，妥善安置遇难者家属。南洋机工的壮举，既保障了抗战物资的运输，更成为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精神象征。
自1939至1940两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先后招募到“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500人，并捐赠了包括310辆汽车等急需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在大西南异常崎岖、极端危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国内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平均每天达300吨以上。1940年，陈嘉庚回国慰劳期间，特意亲临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作贡献。
陈嘉庚十分重视华侨知识青年的作用。他推动成立的“华侨学生回国升学促进委员会”，积极帮助华侨青年进入国内军校或军事训练班学习，为抗战培养技术人才。如，新加坡华侨林谋盛回国后组建“星华义勇军”，在福建沿海抗击日军；印尼华侨医生柯全寿带领医疗队深入敌后，救治抗日伤员。这些华侨青年以专业技能和无畏勇气，为抗战注入新生力量。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趁机突袭并占领了新加坡。陈嘉庚成为日本政界军界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遂在新加坡全城乃至印度尼西亚张开大网，全力搜捕。在朋友的催促和掩护下，陈嘉庚先后藏身于印度尼西亚西部岛屿苏门答腊和爪哇岛。避难爪哇期间，陈嘉庚身上一直藏着一包“氰化钾”，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4年4月14日，避难中的陈嘉庚在爪哇晦时园为《南侨回忆录》截稿写道：“胜利末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余惟置死生于度外，作俚诗一首以见志：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和平儡傀甫萌芽，首予劝诫勿昧惑。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强敌南侵星岛陷，一家四散畏虏逼。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掳，抵死无颜谄事敌。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历史不会忘记——从南洋募捐的善款，到滇缅公路的车辙；从实业救国的坚守，到国际援助的斡旋，陈嘉庚的言行举止证明：他是一位不负众望、名副其实的侨胞抗战总指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华侨支援抗战方面，做出的伟大壮举、走过的艰辛道路，既是一部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华侨的爱国史，必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
